第十九章：监管徇私

　　我的“美思味豆制品工厂”运行到2008年，已经很有影响了。市政府又下了个“一号文件”禁止裸体豆制品上架销售，规定市场都必须销售包装的豆制品。这样，凤城市内生产包装豆制品的作坊多起来。可是，一般的都无法与我厂比拟，我的产品还是独占鳌头。于是，我又将附近的两处四个门面房租赁来，都做了工厂的厂房与营销处。这样一来，我必须大量招收工人。到2008年的清明边，我累计投资三百万元，扩大了经营规模，招收的工人居然达到了三百人。
　　这样一来，凤城市宣传口子，即报纸、电视台常常有我厂的新闻，我几乎成为了凤城市的企业名人。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心思注意这名誉上这些事的，只是一门心思地注重工厂的运行、商品的销售。于是，我成立了一个销售处，用了三个推销员。
　　豆制品作坊、包装工人，产品销售，我都制定了业绩定额，按照业绩确定工资；还建立了质量检测制度，使用了专门的质量检测人员，保证了数量与质量不出纰漏。这样一来，我这三百人的工厂，形成了三个阶层：即生产工人、管理组织和推销人员。大家各负其责，生产和销售都规范起来，工人们因为按照工作数量计酬，生产积极性很高，生产工人的月工资，都稳定在三千元以上，负责人都有四千元左右。工厂运行得稳稳实实。我和雪梅都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的时间了，而是进行着专门的全面管理工作。
　　到了立夏边，我仔细查看了凤城市的豆制品行情，我的产品，几乎占领了全市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份额。市场上，很难见到别的厂家的产品了。
　　销售人员为了扩大业绩，创立了“单件投递业务”。即客户要是没有时间来工厂进货，只要来个电话，汇来款子，告诉需要什么品种和多少数量，就给包装成储运箱，去快递部门邮寄出去。快件业务，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有时候，只要是市内的客户，销售人员都直接送货上门。这项业务的开展，不仅方便了客户，更是将厂内产品销路扩张得更宽。于是，曾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势头。
　　这样的生产，原材料黄豆的需要数量是很大的，每天都在八到十吨。为了确保原材料来源，我找关系，与红寺堡开发区签订了大豆生产基地的合同，建立了企业——农户联合型的经营体，凤城市的《华兴时报》因此作了专题报道，肯定了我的做法。
　　由于报纸与电视台的宣传，我的工厂居然引起了外籍人员的注意。韩国某食品购销老板，特别来到我厂，与销售人员洽谈，要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计划进口我工厂的产品。当销售人员向我汇报这个情况时，我考虑涉外事务很麻烦，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与韩国人做详细的洽谈，但不能答应他们。因为如果要开展这项业务，必须要通过市工商局，由他们牵头，与外贸单位联系。只有得到了外贸部门的支持与允许，才可以进行这项业务。而且，出口产品，有许多关卡，必须要做许多的事前工作。在没有做好这些工作之前，这些业务无法进行。这样，销售人员也觉得比较麻烦。于是，这项业务，只停留在洽谈中。
　　由于我的工厂在凤城市影响巨大，许多同行都跃跃欲试地也开办“豆制品包装工厂”。一时间，许多家的包装豆制品出现在市场里。但是，商家和消费者都称新出现的包装豆制品是“杂牌货”，买的人很少。许多新开张的工厂运行不几天，就自行歇掉了。
　　然而，质监局副局长王全吾的弟弟，竟与人联合，投入了巨额资金，办起了“天人和豆制品公司”，他们号称“中国第一豆制品公司”。这个公司一出现，就用卑鄙的手段与我竞争。一方面，他们用“超低价”手段销售产品；一方面用舆论工具宣传自己，夸耀自己有强大的靠山。一时间，社会上传出了：“‘天人和’老板是大财东，势头很大，已经给凤城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王全吾、市工商局的徐仕鸿两人各送了一辆轿车。他们自己说，工商局和食品监管（质监局）部门，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的业务马上就要压垮美思味。”
　　这个消息，最初是高叔告诉我的。我听了笑笑说：“这是正常的事。一个偌大的凤城市，怎么会老是我一个美思味呢？他办他的‘天人和’，我办我的‘美思味’，虽然有些竞争，但会更加促进我们把‘美思味’办得更好。至于他送轿车给人，恐怕是传言。哪有送大礼物给人，特别是送给当官的，会在外面宣传的呢？”
　　高叔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商场像是战场，无情残杀会是经常出现的，你要时刻当心才是——我怕的是啊，狼已经来了，你要注意防范才是。”
　　果然如高叔所料，大约一个礼拜后，城东的一位客户来进货，与销售人员说：“现在‘天人和’的产品比你们‘美思味’便宜很多，我们做生意的人，要考虑成本啊。虽然你们‘美思味’的产品我们信得过，但价格却高了许多，我们只好考虑去进‘天人和’的了。”
　　销售组长顾乃全听了，大吃一惊，说：“啊？有这样的事？我们‘美思味’产品价格，其实是很便宜的，因为我们是按照成本核算的，并没有很高的利润。他们比我们还便宜，那应该是不可能的。”客户说：“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爱的是你们的产品，才来对你们说的。”
　　当天下午，顾乃全找到了我，说：“洪老板，什么情况啊？居然有个叫‘天人和’的豆制品公司，卖的产品比我们的便宜许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听了，联系高叔说的情况，说：“那是个新开办的公司，他们想用低价股压垮我们。这样吧，你明天打发人去买一箱他们的产品，回来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这样，我们也好应付。”
　　这个顾乃全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马上就派人到天人和公司买来了一箱豆腐。回来告诉我说“那天人和只生产豆腐，没有其他产品。价格比我们的便宜三分之一”。我听了，叫他让质检人员看看那产品质量如何。
　　质检人员很快告诉我说：“天人和的豆腐，很粗糙，还有许多孔洞，要是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出厂的。”
　　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进行了分析。认为天人和的原料价格不可能比我们更便宜，这样的低价销售产品，是恶意竞争。虽然质量低劣，但是低价也是人们考虑的首选。对于这些情况，我觉得应该向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反应。
　　同时，我再三考虑，为了应付市场，我马上也必须进行价格调整。于是，我通知销售处，从明天开始，厂里的产品都降价百分之五。我深深地知道，这是近乎平本的价格了，付掉了生产成本后，我工厂是没有什么利润的了。
　　当天晚上，我向市工商局和市质监局各写了反应情况的报告，并且说明，这样的赔本竞争，是违犯“反垄断法”的，要求市局与天人和公司沟通，运用正当行为，开展正常的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才可以真正兴旺繁荣起来。
　　不想，我这份报告送到了市工商局，副局长徐仕鸿却与我说：“洪老板，你是凤城市的大老板，是明星企业啊！我有个弟弟，是个体户，现在办了个饲养场，想买你厂里的豆腐渣做饲料。要是方便的话，请你多多帮忙啊！”
　　我听了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反正我的豆腐渣都是卖的，卖给别人和卖给你弟弟那还不是一样么？于是，我立刻爽快地回答他说：“徐局长，您说的这事没有问题。我厂里的豆腐渣可以全部供应你弟弟做饲料。”当时，徐仕鸿听了很高兴，其实内里是有名堂的，可是，我竟是个“还没有开窍的人”，没有往深层次里面理解。
　　两天后的午后，徐仕鸿的弟弟开来一辆货车，找到了我，递了一支香烟给我，说：“我是徐仕鸿的弟弟，我哥哥叫我来拉豆腐渣。你这里一天能有多少？”
　　我告诉他，我们是豆制品工厂，日常豆腐渣是10吨左右，你需要多少，以你优先，你不要的，我再安排给别人。他说，他全部都要。于是，我叫他去与顾乃全具体的谈。
　　一会儿，顾乃全特别来对我说：“这位买豆腐渣的人，只肯每吨付50元；还说，这是厂里的废品，按照他哥哥的说法，应该作为废品免费给他。”
　　我听了说：“这不可能。我们是工厂，不是慈善单位，没有免费的豆腐渣。”
　　为慎重起见，我特别找到了徐弟弟，对他说：“我们是工厂，做的是将本求利的生意。我们豆腐渣历来价格每吨是260元，你能够长期来拉，可以按250元一吨给你，也算优惠了。看在徐局长的份上，还给你百分之十的优惠，即220元一吨。如果再少，我也难以承受了。”
　　他听了说：“二百多元一吨豆腐渣，我哪里买不到，为什么一定要买你的？”说过，气嘟嘟地，连豆腐渣也不要，就要马上开车走。
　　我见了这样的情况，知道不能为这些事得罪了领导，便询问他，你打算给多少钱，他说，这东西水沓沓的，过什么秤呢？我给你五百元一天，应该可以的了。我听了，只好咬咬牙，答应每天只收他五百元，把豆腐渣都给他。这样，我每天的豆腐渣要亏损两千元。他在我厂里连续拉了三个月的豆腐渣，计算起来，我算是白白地给了徐弟弟十八万元。
　　不想，这位徐弟弟连每天的五百元也不肯出。三个月后，他对我说：“五百元一天的豆腐渣我不要了，我去天人和去拉不要钱的。”之后，就没有再来了。
　　工商局、质监局都是管理我们的。不到一个礼拜，质监局副局长王全吾忽然带一个人来我厂里，说是“清真食品办公室的”，没有与我说任何原因，硬性地收走了我的“清真食品许可证”。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收走我的证件，他们没有任何说词，拿着就走了。
　　当时，我厂里的包装袋都印上了“清真”二字。他们拿走了证件后，王全吾便命令工商所没收我们各摊位上的清真商品。这样迫使我停产了八天，重新制作了包装袋、盒。浪费了大量制作好的“清真”包装袋、盒不算，因为凤城是“清真食品○1”民族区域，新包装的产品没有了“清真”二字，上市后，客户们都“敬而远之”，销量大跌，一度跌到了只有平常的四分之一，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扭转销售劣势，我与顾乃全商量，在包装袋规格上想办法。将产品由以前的2.5公斤、5公斤，一律改成了一公斤的规格。因为我们的产品一直声誉很好，这样一改装，很快，销售量又有了回归。
　　王全吾知道了我们销售量没有太大的减少，召集我去开会，宣布都要做成“2.5至5公斤”的包装，并且规定，不准拆包销售。还做了会议纪要，特别要我厂遵照执行。
　　我觉得这是荒唐的决定，哪有行政部门限制生产单位产品包装规格的道理？再说，零星客户买产品，哪有一次性买五斤十斤豆制品的事？这样的包装，叫零售商如何经营？于是，我没有执行这个规定。
　　可是，王全吾急了，居然给贺兰县工商局下达命令：“立刻派员二十四小时进驻美思味工厂，一定要美思味执行会议纪要。执行不了，撤换工商局局长和主要干部。”贺兰县工商局得到了这个命令，派员二十四小时驻在我厂，强行监督我厂按照王全吾的说法包装产品。我们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只好按照王全吾的意图做，产品又出现了滞销。
　　我厂的产品消费者是信得过的。2008年春，贺兰县卫生食品局就检测了我们的产品，并且以文件的形式宣布：“美思味豆制品荣誉B级单位”的称号。尽管已经有了这样的文件，在王全吾的压力下，贺兰县质监局还是三天二头来我厂进行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发现我们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
　　因为我们厂是在马民德副市长的关心下建立的。因此，销售我厂产品的摊位，都有“凤城市美思味豆制品，是政府扶持的放心产品”的牌子，王全吾认为这个牌子助长了经营，又下令贺兰县工商局将这个牌子全部拆除。即使这样，我们还在顽强地经营。王全吾还不死心，下令贺兰县工商局对我厂进行全面“整顿”。所谓整顿，其实就是要关闭我的工厂。
　　这样一来，贺兰县工商局在2008年间，在我厂进行了二十多次的“停产整顿”，使我的工厂无法生产。这样的折腾，我几乎没有了经济收入，居然连厂房的租赁资金也付不起。引起了房东为索要租金的官司，同时，厂房也被房东收回，我必须再寻找新的厂房。
　　2009年夏天，我在兴庆区掌政镇永南村6队租到了原甘肃华瑞闲置的厂房，与之签订了十年的租用合同，我投入了四万五千元进行精装。工人们对工商局无理折腾，早就议论纷纷。见装修新厂房了，都很高兴，日夜加班，时间很短，新厂房就装修完毕。
　　7月23日，市质监局特别到我厂检查，又说生产锅炉质量有重大安全隐患，责令我们立即停产。当时我们已经把8吨干黄豆泡下了水，价值约3万元。为了避免损失，我们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停产。该局工作人员为此和我厂工人发生了口角，还产生了冲突。这次事件，市质监局居然给我开出了十五万元的“罚款单”，并且下达了停产命令。
　　从此以后，我们的工厂一直处在关停状态，实现了王全吾“关闭美思味，独大天人和”的愿望。我为了迎合他们的意见，还在金凤区找到了厂房，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筹建了。
　　我的工厂被迫关闭以后，我对“天人和豆制品公司”进行了了解。原来，该公司主要股东是质监局检测一站的人，这个人就是市质监局副局长王全吾的亲弟弟。他一边在检测站上班，一边直接参与天人和的经营。因此，王全吾要让天人和独占凤城市场，决心关闭我的工厂。
　　我的工厂，正当运行得红红火火时，硬生生地被王全吾、徐仕鸿为首的质监、工商部门折腾得关闭了。因为是遭遇长期的打压，造成我背负了三百万元的债务。
　　我的“美味思清真豆制品工厂”从2007年5月10日开张，到2009年7月23日被迫关闭，运行了两年又两个月十三天。我们一直经营得兢兢业业，遵纪守法；在被收去“清真食品许可证”前，业务红红火火。
　　为什么会被关闭？我仔细想想，主要是我没有了解官场情形，没有将办厂的利润大部分送给王全吾他们。但是根据现行的政策，我又实在“不服气”——难道他们真的能一手遮天吗？于是，我向凤城市政府领导写了一份“诉求书”，递交到了市政府有关单位。但是由于马副市长已经调离了工作，我的诉求，至今仍无实质性效果。
　　这一章“工厂被关闭”的内容，与我的诉求书有所重复，但诉求书更加具体，请朋友们还是看看我写的《诉求书》为是。
　　
　　○1“清真食品”，按照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不含自死物、血液和猪肉等禁忌物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