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西儒学派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由袁崇焕亲自陪伴入城的归乡游子孙元化发现，多次在边陲睡梦之中出现的上海县城，还是一如既往的宁静宜居、人杰地灵。虽然在外海上停锚的东江明军船只甚多，但上海县城里面的东江明军士兵，袁、孙2人居然一个也看不到。
　　
　　“初阳，你曾见过东江镇的将领吗？”被一众袁氏家兵围绕的袁崇焕问孙元化。
　　
　　“没有。”孙元化如实回应刚被朝廷罢官的袁崇焕。孙元化已经改变了原定的先回家看父母之计划，他决定先去师父徐光启的家看看，他很不放心。
　　
　　“徐老对他们的观感如何？”好奇的袁崇焕继续问孙元化。
　　
　　“恩师对他们的印象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他们毕竟是‘武人’，跟我们不一样。”
　　
　　袁崇焕是正经八科的科举进士，孙元化好歹也是一名举人。
　　
　　袁、孙2人闲聊之间，徐光启居住的“九间楼”已在一条城内马道的转角处出现在来自辽东之众人的眼前。在九间楼的大门前，一棵遮阴大树之阴影下，只见一名约莫16、17岁的持剑少年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九间楼的大门区域。夏天的微风中，少年身板笔直、目视前方，剑眉星目、英气逼人。一件已经褪了色的军服穿在了持剑少年的身上，而少年的脚上则穿着一双崭新的普通草鞋。
　　
　　在袁、孙2人注意到该名持剑少年之时，该名少年也注意到忽然在转角出现的一众军人打扮之陌生人。阅人无数的袁崇焕看到该名少年身上那洗得有些发白的军服时，该名少年也注意到了孙元化胸前那银光四闪的十字架。
　　
　　“先生，请进！”
　　
　　少年主动让出了位置，迎候带着十字架的孙元化1人，把一旁的袁崇焕晾在了一边。卸任辽东巡抚不久的袁崇焕已经看出，在该名持剑少年的眼里，“十字架”就是尊贵的象征。他不由暗笑，用不怀好意的揶揄表情看向了一旁的孙元化。
　　
　　“你是耿仲明将军的亲兵？”聪明过人、面露笑容的孙元化关切地询问该名持剑少年。
　　
　　“禀告先生，我叫岳鹏。我的师父耿仲明就在里面，我作为其持剑弟子奉命守候在此！”该名少年不卑不亢地回应孙元化。
　　
　　“哦，好的......”孙元化还想多问该名少年一些情况时，一名同样在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徐家老仆人，已匆匆从九间楼一拐一拐地跃出，只见该名老仆人已经白发苍苍且皱纹满面，看上去已经服务之‘徐府’多年。
　　
　　原本身处九间楼内的徐家老仆人明显认得出孙元化的声音，所以快速地从楼内跑出。
　　
　　“小孙！你可终于回来了！老爷（徐光启）很想念你啦！你们快快进来吧！”
　　
　　喜极而泣的徐家老仆人激动地上前握紧了孙元化的双手，情绪激动地说。
　　
　　“何叔......”看到徐光启的老仆人时，46岁的游子孙元化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文人打扮的孙元化扑通一声地跪倒在端坐于一张雕花酸枝太师椅上的65岁徐光启之面前，他一边磕头，一边哭喊道：
　　
　　“不肖弟子孙元化，拜见师父！”
　　
　　“初阳，你平安回来就好！”
　　
　　孙元化被精神矍铄的徐光启缓缓扶起后，进士出身的袁崇焕向前一步，恭恭敬敬地向徐光启作了一个揖，朗声道：
　　
　　“晚辈袁崇焕拜见徐老师！”
　　
　　未等徐光启开口，孙元化已把其难兄难弟袁崇焕拉前一步，来到了徐光启的近前，说：
　　
　　“恩师，我俩在辽东得罪了阉党，元素（袁崇焕字）为保弟子以及亲眷之安全，特意携弟子一行共同乘船南下！元素曾对弟子说，其已久仰恩师多年！”
　　
　　“贵客袁巡抚的到来，为师早已通过孙阁老（孙承宗）的信件得知。”胡子发白的徐光启随后笑请袁崇焕上座，一名年轻的徐家仆人立即为袁崇焕端来了一碗花茶。
　　
　　茶香连小院，楼影带修廊。袁崇焕一边细细品茶，一边认真地观察徐光启家里那宽广的会客厅。整个“徐府”会客厅总共有20余人，大部分是汉人，连同徐光启的仆人在内。袁崇焕的注意力首先被两名胸前挂着十字架的碧眼洋人吸引过去。
　　
　　离袁崇焕最近的洋人叫陆若汉，葡萄牙人，是“西儒学派”的一大巨头。
　　
　　西儒学派，晚明时期兴起的新思潮，提倡“以西学补儒学”；而“西学”的源头，为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徐光启正是利玛窦的中国嫡传弟子。
　　
　　在明末天启年间，西儒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袁崇焕眼前的徐光启、孙元化、陆若汉3人以外，还包括前登莱巡抚袁可立、郭居静（杭州耶稣会教堂主教）、王徵（“南徐北王”、西北传播天主教之第一人）、李之藻（利玛窦的中国大徒弟、徐光启的师兄）、金尼阁（洋人传教士）、高则圣（洋人传教士）、杨庭筠（“明末圣教三柱石”之一）、李天经（著名的明末天文学家）、韩霖（徐光启嫡传弟子、孙元化的师弟）等人。
　　
　　“西儒学派”中人有一个很好辨认的识记：十字架。
　　
　　至于在清初年间牛掰至极的汤若望，亦属于西儒学派。汤若望于明代的天启年间尚未在中国显名。
　　
　　坐在袁崇焕身旁的陆若汉已在中国生活多年，五十好几的他属于典型的“中国通”。在袁崇焕把目光投向他时，生性健谈的陆若汉主动用流利的汉语跟袁崇焕搭话，弄得袁崇焕有些不知所措。
　　
　　“袁巡抚的事迹老夫早已听闻，真乃国之栋梁也！”
　　
　　袁崇焕一边笑着回应陆若汉，一边继续把目光投向他处，葡人陆若汉仿佛看出了袁崇焕心里的疑惑，继续说道：
　　
　　“徐先生的家是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在早年所创建的‘圣母玛利亚祈祷所’之所在地，到今天已经运营五年了......”
　　
　　袁崇焕似懂非懂，他一边礼貌性地向兴致勃勃、口若悬河的葡人陆若汉微笑点头，一边继续细细观察会客厅里面的每一个。虽然已经与孙元化共事多时，但“圣母玛利亚”到底是谁，袁崇焕压根不知道。
　　
　　原来，上海的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在明朝快要灭亡的1640年才出现，由徐光启的孙女、孙女婿2人出资而建成。它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天主堂”，位于上海市梧桐街137号。在21世纪的中国，信仰天主教的国内教徒人数不下2000万，但在天主教最早传入明代的中国之时，其发展缓慢，洋人的传教工作举步维艰。
　　
　　因此，见多识广的袁崇焕不知道“圣母玛利亚”，很正常。
　　
　　喝下第二口茶后，袁崇焕很快把目光锁定在会客厅中的另一名葡人之身上，该名葡人位于袁崇焕的11点钟方向，离袁崇焕约十米远。从年龄上看，他远比陆若汉年轻，约莫三十左右。
　　
　　尽管该名年轻葡人的胸前悬挂着闪亮的十字架，袁崇焕还是快速地从其言行举止判断出，他并不是“西儒学派”的人。
　　
　　西儒学派，是后世史学家为了研究方便，遂对与“葬于北京城之传教士第一人”利玛窦或多或少粘上关系的一群居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之统称。袁崇焕之所以认定该名年轻葡人跟陆若汉、孙元化等不是一个圈子的，因为该名葡人从外形上看实在不像传教士，也不像读书人。
　　
　　在透过窗户斜射进九间楼的阳光中，袁崇焕看清了该名葡人的外貌：鬈须虬髯、高鼻碧眼、肌肉结实、五大三粗，这与“西儒”格格不入，倒像一名水手。
　　
　　袁崇焕的猜测很准确，该名葡人不属于“西儒学派”。他是耿仲明的番薯种植顾问，葡人胡安。
　　
　　胡安最早在1624年结识耿仲明，他曾在日本长崎港当过耿仲明的贴身保镖兼翻译；后来，胡安在1625年的秋天跟随澳门葡商陈亨利到达东江镇，给长山岛的耿家军带去了先进的番薯种植技术。
　　
　　若没有葡人胡安，就没有长山岛在1626年的第一场秋收。
　　
　　此刻，早年写出《农政全书》的明代伟大科学家徐光启，正在仔细地询问葡人胡安在辽东海岛种植番薯的相关事宜，徐光启没在辽东种过番薯，所以对东江镇军民在气候与中国南方完全不一样的辽东海岛种植番薯之举，非常感兴趣；至于跟恩师徐光启坐在一起的孙元化，显得木讷，他连一句话也插不上。
　　
　　孙元化擅长火器与数学，至于种植番薯，他不懂。
　　
　　“甘薯（番薯）所在，居民便有半年之粮，民间渐此广种。”
　　
　　——徐光启《农政全书》
　　
　　目光锐利的袁崇焕同时发现，跟徐光启、孙元化、葡人胡安3人紧密地坐在一起聊天的人，还有俩父子，都是汉人。袁崇焕根据众人的肢体语言判断，他俩应该是与该名年轻的“水手”葡人一起来的，俩汉人父子的胸前都没有悬挂十字架，所以不是“西儒”。另外，这俩汉人父子的五官轮廓高度相像，仿佛由同一个雕刻师傅刻出来的，都长得非常英俊；俩父子身上的衣服明显穿了很久，已洗得局部褪色。
　　
　　袁崇焕继续观察，他目测“父亲”约莫28、29岁，文人打扮，温文儒雅，其让葡人胡安在徐光启面前自由发挥，自己微笑不言，表现得很内敛；至于“父亲”身边的“儿子”，约莫11、12岁，灵气活现的他左瞧右看，东张西望，仿佛对徐光启家中的一切物件都表现得很好奇：滴答滴答的自鸣钟、呈球体状的地球仪、透明小巧的三菱镜，大大小小的用于化学实验的玻璃器皿......
　　
　　当智商极高的袁崇焕联想起大门外的持剑少年岳鹏身上那洗得同样褪色之军服的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
　　
　　“父亲”就是耿仲明，“儿子”则是袁崇焕还没听过名字的少年耿继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