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风暴来临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化改革成为在这些年东南省的煤炭企业燕城矿务局所有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谈论的重点话题。过去的“五局三矿”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化改革的轨道。这在东南省的煤炭发展史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而起动这次东南全省以矿区合并、各矿区领导班子调整、各矿务局机关中层管理人员重新竞聘上岗、基层矿井员工允许买断身份（工龄）、直属单位施行股份制改造，其中国有资本将分步退出等改革内容。
　　主政东南省煤炭集团的主要领导，就是在七十年代初在东福市成产建设营先遣队到达杜鹃岭煤矿选址时在龙溪村遇到的一个穿着军装的负责永沙线铁路施工地质技术的那个年轻的姓吴的地质工程师。他当时对年轻的建设营的先遣队员们介绍的——根据地质钻探得出的结论，杜鹃岭煤矿未来生产的煤，也只能叫石煤，这是一种含矸量含灰很高、且发热量并不高的劣质煤。这种煤开采出来只能供矸石电厂使用，同时也要与北方运来的优质煤一起配烧才行。“石煤、含矸、含灰很高”这些关键要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煤炭建设者的重视和思考，但起码就是有胜于无，在当时的讲政治的年代，毛主席发出了“大打矿山之仗”“扭转北煤南运”，省地市各级也都无法从经济规律去深入思考、更没有想到东南省煤炭最终会煤价放开、走向市场。但几十年后，这些关键因素却成了杜鹃煤矿走向衰弱并最后关闭的咒语。
　　吴董事长到东南煤炭集团任董事长时已经已经五十五岁了，但他文质彬彬的形象、幽默的谈吐要比同龄人要显得年轻许多。他是正厅级干部，还可以再干五年，这一年也是他任东南煤炭厅长的第一年。而在这次公司制改革中，燕城矿务局因为体量规模最大，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居于中心，煤炭集团就主导由相邻的三个矿区合并重组成为新的燕城矿业公司。公司的总部依然设立在燕城矿务局，其它相邻的两个矿区则相应分设为分公司。
　　吴董事长利用一个周日，专程到东福市的能源小区探望了离休多年、已经年近八十的原东南煤炭工业局的老局长郭北河。其实在此之前，吴董事长与郭北河老局长在重工厅时期也见过。吴董事长当时还是一个工程师，他大学毕业参了军，是参加永沙铁路煤炭专线施工的部队技术组的年轻专家。后来在地区任职地委副书记时也到郭老家拜访过的，因为郭老的儿子就是在他手下任职。是郭老局长邀请他到家里来坐客。这一次认识之后，两人就成了忘年之交。一个干煤矿、一个干地质，相似的经历使两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没空也打打电话聊个天、问个好。
　　有一回郭老也已经退休的儿子告诉吴董事长“你每次来探望我爸，他就象换了一个人，总是兴致勃勃的，谈话兴致辞特高，他平时总在思考静默之中，你一来他就完全恢复到当年在煤炭工业局年代的那种精神状态！”。他希望吴董事长能常来走走，他说“您每次来我家，我父亲都象个孩子似的兴奋好几天！”
　　吴董事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小郭说“年轻人，你可是干过正处级的，我在行署当专员的那会，我记得你是在红岩区任纪委书记。你可不能这么说你父亲，我不会这么神奇的。郭老局长可是东南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前辈！他能对煤炭集团的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是他那一辈人特有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工作责任心。只要有空，能抽出时间，我都会经常来拜访的。也要听听他的意见的。你爸的想法建议，就代表着煤炭老老干部的意见。”
　　天气冷了，郭老在家中也还是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旧式的鸭舌帽，鸭舌帽也叫工人帽，在五十六年十分流行，从历史照片看当年周恩来也喜欢这种帽子。吴董事长踏进郭老的家，郭老并没有站起来，因为他的脚神经痛已经有些时间了，他坐着微笑着迎接着吴董事长，边说边指着一张摆在他身边的靠背椅，请吴董事长在他前面很靠近的位置坐下。
　　郭北河老局长家客厅的陈设十分简单，虽然都是老式的木质家具，但一尘不染。地板是那种带着老式图案的磁砖板，说明从第一次装修之后，几十年就没有再动过。郭老与儿子家住在一块的，家里还请了一个保姆。郭北河老局长欢文学，他退休后在第一个十年中已经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并先后出版。现在他年龄更大了，眼神已经不好了，他已经很少读报，也很少看电视。因为报纸字体太小，电视则对眼睛刺激比较大，他习惯用一台老式的军绿色的收音机听新闻。他也不用手机接听电话，对外联系是一台固定电话。
　　郭老家客厅的布置是比较简朴的。在墙上有一幅很旧的、已经退色严重的国画山水画，但也只是用透明胶和两面胶简单地贴在白石灰的墙上，若细心看，那加在画幅四周的钉书钉都已经生锈。但吴董事长依然被这张旧画吸引着，他都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打量着这张画。“这只是一张旧印刷品，不是原作，也没有收藏价值，只有我父亲喜欢。”
　　儿子早就建议父亲换一张新画帖上，但郭老始终是不同意。他对儿子说“你说没收藏价值我不同意。这张画名叫《沸腾的群山》，这张宣传画早已经已经买不到了。你认真看，画里的山岭上还有多台钻机、有老式载重汽车在运输设备。这就是煤矿建设之初和景象！”
　　此时吴董事长笑着指着画上的钻机说“我感觉这画就是我们当年到永沙线和杜鹃岭矿区的工作情景。当时我就在这架钻机的工棚里工作”“这个画家绝对是到过生产现场进行写生才创作的，这真是一张反映当年矿山建设的好画，也是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煤炭人生的一幅好画。”郭老的儿子听了吴董的话，惊奇地问父亲和吴董事长“还有这等事情？”郭老肯定地说“当然是真有其事！吴董年轻时是部队的地质工程师，他也是施工部队派到省重工局地质组的技术专家。”郭老说自己干了一辈子煤矿，感情上就喜欢这张老宣传画。
　　吴董事长刚才一进门就闻到煮中药的味道，关切地问起郭老的身体，但郭老并没有在意和回答自己身体的事情。一开聊郭老就对吴董事长说；“你来想说什么我已经猜到了，东南省煤炭要开始推行公司化改革了？”他说很想听听吴董事长关于在东南省煤炭公司进行公司化改革、精简机构、减人提效等事情的见解。
　　“东南煤矿从1958年起算，一个甲子过去了。东南煤矿职工几十年、几代人在矿山艰苦拼搏，付出很多，很不容易。他们之中很多也曾是我当年带到煤矿的下属，他们为东南省煤炭工业付出了很大贡献，那个时代没有奖金，你完成任务、创个纪录，矿上最多就是奖励一顿炒面和肉片汤的班中餐，工人们就喊你万岁了，就很满足了。”“当年在全省设置‘五局三矿’其实是从实际出发、是根据东南少工业的布局特点和地方财政情况以及煤炭分布情况综合考虑过的。”听了老领导的话，吴董事长望着气色不错、眼睛有神的郭老，自己先笑了“什么情况和形势都跑不过你老局长的眼睛。”“不是眼睛，是耳朵！”郭忠海书记举了举小桌上的收音机。“只要中央有要求、省里有部署，集团就会有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要服从大局。想得通想不通和理解不理解的都要执行，这是规矩。这点政治眼光和道理我还有。”
　　吴董说“我到东南煤炭工业局也不久，也才几个月。你对东南煤炭的情况最熟悉，我要向您请教呢。”他向郭老介绍了东南集团近几年的主要项目发展工作和企业改革情况。吴董事长对郭老局长说“我们煤矿这几年情况并不好。目前我了解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矿井在亏损。”“会这么严重？是什么原因？”“一个是煤矿采掘工人的人工成本，七十年代一个采煤工每月的收入是几十元，只有一吨半煤的成本价，现在一个采煤工每月的收入是七八千元，是十到十五吨煤的成本价；二是煤炭市场问题，有小煤的无序竞争；也有外省煤的大量入省；还有越南煤也从海上运来，几万吨到码头卸下来，成本比我们煤矿的出矿价还低，煤质还不错。”
　　吴董说，过去煤炭行业“一煤独大”、“靠山吃山”的老路一定要转变。只靠一个煤炭产业风险很大。如果靠看市场的脸色吃饭，这个日子肯定过不下去的。“减人提效是个难事。矿区员工的思想稳定和人员分流工作要做细、做好，政策制订和宣传也要认真细致、到位，要考虑煤矿职工和家庭的困难和煤炭的特殊性。”。“唉，那个艰难岁月煤矿员工都付出太多了，不少人都患上了矽肺病。现在矿井又要关了，只要符合政策的，都要照顾他们。”“这个要依靠和拜托你们这些个年轻的后来者了。”郭老深厚的煤炭情节深深地感动着吴董，他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吴董事长介绍说，目前东南省各省属矿区都受到小煤的挤压，市场价格不断走低，国有矿井的安全投入也大大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矿井经营的亏损；另外我省的煤炭市场的外省煤、进口煤的比重逐年增加，而且进省渠道大为便捷，比如有海运、各地高铁开通后货运火车也大为便利；外省煤和外国煤的竞争，直接将煤价下拉一两百元，形势十分严峻。想要省里出面协调煤价难度也越来越大；最严峻的是国家对洁净能源的推进速度，汽电、核电、风电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不出几年，省内对火电能源资源的需求将大大降低，已经有几个火电厂已经列入调峰电厂、备用电厂，基本处在停发维护的状态。煤矿也处在压产的状态。
　　杜鹃岭煤矿的员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是贡献巨大的，换句话说也是很吃亏的。因为在全省市场缺煤的时候，国有煤矿的煤价是由省国资委控制的，基本是是计划产量、计划价格、计划的省内市场，煤炭企业就在成本煤价上销售。可想而知，矿井采掘工人的收入与他们的付出相比是不高的。当市场发生改变时，煤炭全面走向市场的年代来临时，生产高灰煤的煤矿的就更加困难了。
　　虽然杜鹃岭煤矿的员工们十分优秀、管理团队也十分尽心尽力，但高灰低热的煤炭产品产品售价不高、只能当作矸石电厂的配烧煤、水泥生产用煤和民用煤来使用。杜鹃岭煤矿则因为煤质的先天不足，依然只能是低价销售。但随着煤矿开采煤层水平的向下水平延深，相应的通风、抽水、提升、运输、用人和安全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也相应上升。当生产成本与市场煤价之间的矛盾严重到不可调和时，限产减量、甚至对一些老矿采取关井闭坑的措施都会成为必然的选项了。
　　在这次企业改革中，除了已经到点退休的徐兴局长由煤炭集团调回机关总部，班子中的处级干部、如肖圣文、陈文明这样的企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直接调整到其它单位任职。但基层单位的科级，也就是机关的部门负责人肖如坤以及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卢天阳等中层管理人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改革压缩精简就是以他们为重点。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明显感到了山雨令人令人欲来之势。但对肖如坤这样的从基层矿井的采掘一线，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拼搏，终于走上矿区机关中层部门领导岗位的人来说，其内心深处却是复杂的，一种即是从容淡定的、但又是充满着危机感的。
　　卢天阳所在的直属单位青年待业农场建制撤消、而且因为卢天阳理论测试没有通过；本次也就没有获聘；杜鹃岭煤矿的矿长、书记也都调整换人，其中矿长不任自免。改革的力度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原燕城矿区的一百多名中层干部中，不任自免的干部有二十四名，达到总数的五分之一。肖如坤则在重新竞聘前先是下岗待岗，三个月后,正式的竞聘开始，他通过有关预定程序，进入了改制后由原党群口四个部室合并组成的公司党工部，并获聘担任主任一职。虽然如此，肖如坤的心情并没有好起来。他始终没有从下岗、调整、再上岗、再下岗的多次反复的折腾中将心情恢复过来。
　　其实他虽然没有文凭，却是一个十足的人文主义者，他想的也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他们这一批人的命运。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采掘一线流血流汗、埋头苦干的是他们；在矿井最危险的时候，冲在前面、解危救困的是他们；现在好不容易以自己的能力努力奋斗，并进入了宣传党务的岗位，但每次下岗的却又是他们，他感到有只无形的手在掌握他们的命运。
　　肖如坤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已经为自己和与自己同一类的煤矿基层工作的弱者们感到莫名地悲凉。在机关改革完成之后，肖如坤甚至为一个基层矿井的党支部书记和劳模的去留斗胆找过比自己岁数年轻的多的公司党委负责人为他说情，但被领导认为是幼稚，是政治上不成熟，一个党工部主任，不应该开这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