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十九
　　
　　院里早就放假了，在一般情况下有什么事都是等节后处理，这是多少年来的惯例。
　　李维民今天破了先例，他先到门卫给申诉庭的庭长钟鸣打了一个电话，让他马上到庭里来，他在申诉庭门口等。
　　钟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放假了，有什在事让院长这么闹心？非要这个时候办？叫花子还有三天年呢，他心里在嘀咕，行动可不敢含糊，放下电话就急匆匆地赶向庭里。他刚进办公楼，就看到院长己经在申诉庭门口了，他急忙迎上去。“院长，您＿＿”
　　“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李维民说。
　　“院长，看您说的，有事您打一个电话……”
　　“庭长大人，我哪敢劳动你呀？老钟呀，我问你，早些时你收到一个叫高晓峰的人的申诉书吗？”
　　“高晓峰？！啊，有那么回事，是收到过他的申诉书，我都按照惯例给所属的中院打了电话。”钟鸣说。
　　“啊，打一个电话就完了？！你也不想想，所属的中院要是受理了，他有必要还接二连三地写呢？我看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法官不知蒙冤人的苦啊！你赶快把他的申诉材料找出来，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李维民说完就回到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报告！我钟鸣奉命前来！”
　　“请进。”
　　钟鸣把高晓峰的申诉材料递给了李维民，他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大一阵，把材料放在办公桌上，用手指敲着材料说∶“老钟哇，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叫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就不向我吱个声呢？如果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那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社会吗？这样吧，你把庭里的精兵强将都用上，你亲自挂帅，我去督阵，趁着春节都放了假，我们搞他一个突然袭击，到远山市走一趟，他们中院不查我们查！查他个水落石出！”
　　“马上就去？……”
　　“对！马上去！”
　　“院长，现在正是春节，您看……”
　　“春节怎么啦？往日春节还打仗呢！同志，我们是饱汉不知饿人饥啊，人家含冤在狱中度日如年，我们怎能安心……”
　　“好！就这么办！我回庭里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钟鸣是一个老同志，一九四八年参军，参加过南方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六年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在省高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是一个经验丰富，法律水平很高的同志，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他说干就干，回到庭里就成立了高晓峰案复查小组，自己任组长，并作了战前动员，要求大家严守秘密，带上生活用品下午出发。
　　李维民既不通知远山市法院，也不向高院有关人员通报，严密封锁相关消息，亲自带领复查组前往远山市。下午5点他们一行到达了远山市，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们选择了偏远的林科所招待所住下。当夜，他们就调查了离市区较远的赤脚医生童明焱，他们说明来意后，童明焱说：
　　“八月七日这一天天气很热，中午少说也有四十度，我们村里的人都猫在家中乘凉，我睡了一会午觉，正在屋里看医书，突然有一个女同志找我，她说是公安局的，有一个被审查的嫌疑人可能中暑了，要我去帮助抢救，我拿了些西药，背着药箱就跟她走了，临出门的时候，我习惯性的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时间是四点二十七分。我们来到村边的公路旁，发现一个人躺在树阴下，公安同志正用材料纸为他扇风。公安同志见我背着药箱，很礼貌地请我帮助救治。我先是号了那病人的脉，再翻开眼皮看了一下瞳孔，就对公安同志说是严重中暑，并且已经虚脱，必须马上送大医院抢救，我一个赤脚医生能力有限，只怕是回天无术。公安同志说这里远离市区又没有电话，希望我能尽力救死扶伤。我作为一个医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我就给患者挂了一瓶葡萄糖，打了一针强心针，让公安同志用酒精棉球给患者擦拭胸部，帮助降温，我用农村的土办法为患者刮痧，没刮几下背后就出现了紫黑色印痕，这明显是发痧的症状，我就继续在为患者刮痧，经过一阵抢救，患者生命体征有所好转，这时女公安同志在大队部打通了求救电话，男公安同志为了抢时间，背着患者向乡政府方向跑，我放心不下，就帮助举着吊瓶，一口气跑了十公里，直到乡政府才与市里来的救护车相遇，把患者送上了救护车我就回去了。”
　　复查组作好了笔录接着询问了易娟、小车司机和人民医院参加尸检的专家。易娟是调查的重点，钟鸣亲自询问。
　　“易娟，你是这起犯罪嫌疑人死亡案的直接办案人员之一，希望你实事求是地把全部经过说清楚。”
　　“好的。我作为这起案子的直接参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事实说清楚。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公安干警，凭党性，凭良心说，高大队是冤枉的，是最无助的受害者，希望高院领导、法官能还他清白，为他申冤。今年下半年，高大队被市委点名离岗到市委党校学习一年，自党校开学后他就不再参与大队的一切事务了。八月七日下午，局长突然从党校把高大队叫回，说是市委和政法委的意见，三点左右，高大队回到大队部，干警全部下去办案了，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高大队让我跟他一起去办案，我们乘局里的吉普车去的，路上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的地方是沙湖嘴。我和高大队一到，治安科长夏小明既没有办交接，也没有移交任何材料，说了一句“人犯就交给你了”，就带着另外两个民兵乘送我们来的吉普车走了。高大队一见那嫌疑人就说不好，连忙把嫌疑人‘背宝剑’的铐子松开了，手铐刚一松开，嫌疑人就一下瘫软在地下了，我赶紧出去叫车，小车早就无影无踪了。我和高大队急得团团转，既没有车，又没有电话，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万般无奈，高大队只好背着嫌疑人向乡政府方向跑。那么热的天气，高大队背着一个人拼命地跑，浑身像水里捞起来似的，一口气跑了三公里，见那里是一个大屋场，高大队就把嫌疑人放在树阴下，用材料纸给他扇风。我就到村子里找医生，经过村民指引，我找到了原大队的赤脚医生，童医生一听说救人，二话没说，拿了药，背着药箱一路跑到了停放嫌疑人的地方，童医生说他没有回天之力，让我到大队部打电话找120，我就去打电话了。童医生为嫌疑人吊了一瓶生葡萄糖，打了强心针，为患者刮了痧，用酒精棉球给患者擦胸部降温。我打通了120和市局的电话，高大队说120赶到这里少说要半个小时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他又把嫌疑人背起来往乡政府方向跑，童医生举着吊瓶跟在后面，一直跑到乡政府，120才到，医生说情况危急，把患者抬上救护车就往市区赶。虽说高大队尽了最大的努力，嫌疑人还是死了，说老实话，高大队连一秒钟也没有审讯过嫌疑人，一接手就在争分夺秒地救人，在我看来，他不但无过，而且有功，有大功，希望高院的领导和法官还高大队一个公道……”
　　接着复查小组又讯问了小车司机和市人民医院参与尸检的专家，得到的情况与高晓峰申诉的情况相符，李维民和钟鸣决定传讯夏小明和另外两名民兵。
　　他们首先传讯了参与夏小明讯问嫌疑人的两个民兵，原来他俩只是派出所临时借用的民兵。当他们向被讯问的民兵讲清了利害关系之后，他们为了撇清责任讲出了实情。
　　他俩说：“八月初我俩是派出所从单位借来参与破案战役民兵，被分配到治安科长夏小明这个组，八月五日晚上的搜捕行动中，抓获了一个盗窃嫌疑人，八月六日早上移交给了我们突击审查。我们俩个人都是刚抽到派出所的民兵，从来就没有参与过侦查和公安工作，既不知道什么叫突击审查，也不会做什么笔录。夏科长也是刚从公社一般干部调到公安局不久，对审讯也是一窍不通，我们只好瞎审一通，我俩是民兵，夏科长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八月六日这一天一夜，夏科长让犯罪嫌疑人交待，也可能他看出了我们都是外行，怎么问他、他都不吭声，夏科长很生气，说你不交待就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天气热得不得了，我们水对到嘴喝还渴得要死，他一天一夜滴水未沾，干得受不了，好多次求我们给口水喝，夏科长不点头，我们哪个敢把？开始他出汗，后来就不出汗了，这样耗了一整天，那个嫌犯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了晚上夏科长火了，把他的手一只从肩膀上住背后向下反，另一只手从腰下向后反，再用手铐把两只手铐起来往一起拉，据说这是叫“背宝剑”。刚铐上的时候那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后来叫声就越来越小了，等到了八月七日上午就没声音了。我们提醒夏科长这人只怕是不行了，别闹出人命来，还是赶紧去请医生来看一下。夏科长说没事，他装奸的。中午时夏科长出去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医院里马上来救护车，可是，一直到三点四十分，来的是刑警大队的高大队长和一个姓易的女警，夏科长见高大队来了，对高大队说‘人交给你了’，就带着我们俩人乘坐送高大队来的吉普车走了。”
　　根据两个民兵说的情况，钟鸣到电信局询问了当日值班的人工电话总机接线员。据当班接线员回忆，沙湖乡是一个偏远乡，用的是人工电话，除乡政府有几个电话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电话，八月七日这一天，接转了三个来自沙湖嘴大队的电话，一般大队是没有直通市里的电话的，因为沙湖嘴是防汛的重点，所以专门安装了直达电话。那在十点多钟，有一个电话是打到市委政法委蒋书记的，第二个电话是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在打到120的，第三个电话是打完120以后打到市公安局的。
　　接着又对夏小明的情况作了深入地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夏小明一九五六年生，一九六八年小学毕业进入农中学习，由于停课闹革命，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上课，一九七一年毕业，直到一九七九年都是农村闲散人员。一九七九年他舅舅蒋承东恢复工作后，通过市委书记吴德才被招干，担任公社司法干事。一九八四年初撤社建乡时，由郭立章带到市公安局担任了治安科长。
　　作好了充分准备后，钟鸣对夏小明进行了讯问。
　　问：“夏小明，我们是省最高人民法院高晓峰案复查组，你我都是司法工作者，对于相关政策，应该是很清楚的，我就不再重复了，大概你也知道，我们传讯了涉及到本案的所有人，也作了充分的调查，你是最后一个被讯问的，我们希望你如实地把问题说清楚，争取主动。”
　　答：各位领导，我该讲的已经对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和市法院的法官讲了，不错，我是负责对嫌疑人审查过一天一夜，但我没有虐待过嫌疑人，更没有刑讯逼供，移交给高晓峰时嫌疑人是好好的，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他高晓峰也不可能接受……
　　问：啊？！照你这么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干净的罗？可根据我的掌握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你们订立的攻守同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假的就是假的，纸是包不住火的，何去何从，我们希望你能争取主动。
　　夏晓明一听钟庭长的话，心里就慌了，知道继续抗下去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一想到有舅舅那棵大树，你高院又能拿我怎么办？左右权衡，他还是壮起了胆子。
　　答：报告领导，我真没有什么好讲的。
　　问：夏小明，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要不要我把有关证词念给你听听？
　　夏小明见人家手里真有一手材料，自己再抗下去只怕真的有牢狱之灾了，为了自保，书记也好，舅舅也罢，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开始了交待。
　　答：各位领导，各位法官，高晓峰案子真不是我的事，我也是受害人啊。今日我实话实说，其实这是领导设好的圈套，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您想，审查一个嫌疑人为什么选择在那么一个没有人烟的偏远地方，而不是带到乡里或市局呢？这是有原因的，正因为那地方偏远，可以形成地域真空，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有车，没有电话，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只有等死的分。按照他们的意思，在对嫌疑人审查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没有电扇，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要不断进行体罚，不中暑才怪呢。果然，第二天上午嫌疑人就已经中暑，并且严重虚脱，我怕嫌疑人死了不好交差，十点钟的时候到沙湖嘴大队部给我舅打了一个电话。我舅叫我不要慌，他马上安排高晓峰来接手。下午三点四十分高晓峰来了，我对高晓峰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说“你来了就好了”，另一句是说“这就是嫌疑人”，也没有办移交，就带着两个抽调来帮忙的民兵走了。其实高晓峰来的时候嫌疑人已经不行了，我怕高晓峰看出问题来不肯接手，所的没办移交就急忙走了。钟庭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真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一个执行者，领导的交待我不能不执行……
　　问：你说的领导是谁？
　　答：是市委书记吴德才和我舅舅蒋承东。
　　问：他的为什么要陷害高晓峰？
　　答：怪就怪高晓峰太死心眼，去年“严打”第二战役局里领导谁也不肯到市区挂帅，推来推去把他这个党委委员、市“严打”领导小组成员派了去，去就去了罢，偏偏他又太顶真，别人不去是知道“太子党”不好惹，也惹不起，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但惹了“太子党”，而且是一锅端。捕了也就罢了，消化的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没事了，可他好，把“太子党”的案子捅到了地区“严打”领导小组，地区派出了强大阵营的督办组，最后中院判处了吴书记的儿子吴刚和蒋书记的儿子蒋滔死刑立即执行，您说，你把人家的儿子枪毙了，能有好果子你吃吗？……
　　案子终于真像大白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庭迅速作出了如下裁决∶
　　1、高晓峰无罪，立即释放并在远山市范围内平反昭雪。
　　2、责令远山市人民法院追究夏小明和鲍新华的刑事责任。
　　李维民返省城后，立即向省纪委通报了远山市市委书记吴德才和远山市政法委员会书记蒋承东严重违法违纪和打击报复情况，省纪委根据高院调查的材料，决定立即立案调查。省纪委雷厉风行，节后迅速组成专班深入到远山市，很快查明，吴德才、蒋承东不仅违法违纪打击报复，而且还干予银行放贷，收取大量好处费，大搞买官卖官，敛财数额巨大，随即作出了对吴德才、蒋承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后话。
　　远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夏小明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罪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鲍新华制造冤假错案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市纪委决定对其开除党籍，市监察局决定对其行予以政记大过处分，调离政法队伍。
　　正月初八日市委召开了全市股以上干部大会，公开为高晓峰平反昭雪，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对高晓峰在抢救嫌疑人的事迹通报嘉奖，并号召全区公安干警向他学习。他终于在元宵之夜与家人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