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文革时期深受冲击迫害的父亲兄弟们

　　第23章文革时期深受冲击迫害的父亲兄弟们
　　我的父亲自一九六一年年底在茶埠耳阳陶瓷厂工作三年多，调到岷县粮食局工作以来各方面表现都比较优秀，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被县委任命为当时县直机关单位非常重要的岗位—县粮食局副局长。
　　担任粮食局副局长的这两三年，可以说是他全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可是，好日子过了没几年，想不到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回想当年我可怜的父亲，经常会令人内心唏嘘不已，疼痛不堪。父亲仅仅在人世间三十九年，他这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劳作而没有太多欢乐，充满了辛苦而没有多少幸福，充满了忧愁而没有过多愉悦。
　　“文革”时期，县电影院、县一中、人校、银行等县城重点地方，分别被造反派头头们派人荷枪实弹，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守护，美其名曰“封锁反对派并防守阵地”。
　　电影院后院每天震耳欲聋、噼噼啪啪的练枪声音不断。这个时期祖母与四叔一家租住在电影院附近，我当时仅仅六、七岁的年纪。因为“文革”，所有学校停课停学，堂兄弟姐妹们、街坊邻居小伙伴们都没有玩具可玩，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娱乐，也没有电影、电视等等。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玩，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在温暖的太阳底下，大家常常会来到一些人家比较大的后院子菜地里面互相摔跤，玩的不亦乐乎，也顾不得满身满头满脸灰土，一直到玩结束后才互相拍拍打打清理完灰土，肚子也饿的叽里咕噜大家这才回家。
　　祖母和叔父家里每天必去，每天晚上叔父的同学、朋友都会来这里，大家说东说西，一块打发无聊的傍晚时光。有时候还会在那里听见如雷贯耳的枪声，当时内心在想，我听见的打枪声音怎么那么大。后来想，祖母租住的地方距离电影院直线仅四五十米，开枪地方太近的原因，枪声当然会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越来越迅速，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混乱。不久，造反派头头们的胆子和动作也越来越大，揪斗当权派、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派的战斗陆陆续续开始了，社会上人人自危。那些造反派头头们想收拾谁、想打击谁根本没有顾虑，也没有同情心，随便添加一个如走资派、右派、反革命等等罪名，就会让这个人痛不欲生。其手段有时非常残忍，一句话说不合适，他们那带着铁扣子的军用皮带、皮鞋或乱棒就会劈头盖脸落下来。有被逼上吊、跳河自杀的，有被逼疯的（如当时大家互相传说中的县医院的疯院长）。
　　后来，上级为了稳定社会、减少太过惨烈的武斗流血伤亡事件，就派来了军队干部进行制止，比如军代表们坚决制止了年轻红卫兵的抢枪行动。混乱局面才稍有好转。这时，县上也给粮食局派来了几名军代表。
　　这个时候，粮食局所有领导都被揪斗。父亲亦被揪斗被打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被粮食局造反、当权派头头王某（母亲三舅父的大小子，曾经在小南门附近出售馒头。当时是无业游民小混混时，父亲被母亲的亲戚说动，于是他千方百计向粮食局主要领导下话，请求粮食局领导内录，成了县粮食局的一名通讯员），还有刘某某等人。这可恶的家伙们安排专人前往武都地区粮食局，将正在学习粮食系统业务工作的父亲带回，并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同时，在粮食局基层粮管所工作的叔父，也被王某这个小人想方设法，想了一条所谓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反革命知情不报分子”也被揪斗。父亲兄弟俩和粮食局其他被打倒的单位有关人员被一同关押，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自此，父亲他们受尽了磨难、屈辱。
　　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所谓走资派们，被粮食局当权派们时不时在他们脖子上挂上细铁丝绑着的沉重木牌，上写打倒走资派某某某（名字还用鲜红颜色打叉），两个年轻壮汉会将他们的双臂从背后抬高架起“喷气式”召开批斗会，让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发动所有干部职工揭发批判其“罪行”。有时还强迫让他们进行游街，在他们的脖子挂上细铁丝绑着沉重木牌用白纸粘糊后，写上打倒走资派某某某（名字还用鲜红颜色打叉），还让他们头戴纸糊（上写打倒走资派某某某，名字还用鲜红颜色打叉）高帽走上街道游街。
　　我父亲他们被无休无止的审问，限制人身自由两年多。
　　回想工作期间，我父亲一直小心谨慎、认真做事、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他一直性格内向、自律意识和自尊心强，在遭遇那样的磨难和侮辱，当时他内心受到的强烈打击，我们大家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一九六七年初冬的一天早上八点多，天气比较寒冷、天空阴沉沉的。突然，街道上传来嘈杂的人声，我们隔着玻璃窗户向外面望去，只见街道上人很多，好多学校的红卫兵和机关单位的当权派们口里高呼口号“打倒某某某”。造反派里边两名壮汉将一个个所谓人犯的双臂，每人一个胳膊反向向上架起“喷气式”，头带纸糊高帽，脖子悬挂细铁丝绑扎着的厚木牌，造反派们押着所谓人犯，闹哄哄地向箭营批斗会场一路快速而去。
　　一些罪状比较轻的，没有被造反派们架“喷气式”，只是头带纸糊高帽、胸前悬挂木牌、上书罪名。这些所谓的当权派、走资派、右派、反革命分子们满面灰色，心情沉重，低着脑袋随着人流迈步急匆匆而行。
　　被造反派们限制了人身自由的父亲和叔父，我们全家人好长时间再也没有看到他们。听到看到街道上的动静，我们全家人隔着玻璃窗户，心情非常沉重和难受的在头带纸糊高帽、胸挂木牌的“人犯”中仔细寻找。大家都知道这中间有我们的父亲和叔父，他们都被粮食局当权派头头王某、刘某某这些小人打成了走资派被扣押、被批斗。只是，他们被人架着“喷气式”或者低着脑袋，被造反派们簇拥着走得很快，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大家用非常失望的眼神看到参加批斗会的人流走完后，还在盼望能不能看见父亲。过了好久，一家人才伤心难受的离开窗户边。母亲内心更是忐忑不安、坐卧不宁。极不放心就让我去箭营会场看看批斗会场上的情况，看能不能见到父亲。
　　我立即离开家，一路边走边看边想，心情极不平静，非常着急，就想尽快亲眼看到父亲。在忐忑不安中一步一步地向箭营批斗大会会场走去。
　　只见会场中间用木料搭建的临时主席台上面，悬挂白纸黑字横幅“岷县打击揭露当权派某某某批斗大会”，主席台前一排排站着很多头带纸糊高帽、胸前悬挂木牌的“犯人”们。最显眼的地方，一个低桌子上站着这天批斗大会的主角当权派某某某，只见他被五花大绑，脖颈用细铁丝在胸前悬挂沉重木牌，头带纸糊高帽，面色灰暗，脑袋低垂，内心惴惴不安。
　　为了制造紧张、恐怖政治气氛，主席台以及会场周围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民兵在站岗放哨，那些拿枪的民兵们呵斥我，不让我到前面去辨认父亲和叔父。
　　那么多参加批斗会的人们，我根本看不见前面发生的事情，更看不见父亲和叔父他们二人。这时的我才七岁多一些，内心非常焦急也没有办法。只听在领喊人喊出口号下，人们随即高呼口号：打倒当权派某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然后，主持人讲话，讲完后就让这个人发言批斗某某某、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发言批斗某某某。
　　这中间，“打倒当权派某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只是可怜了主席台前的所谓“人犯”们，他们内心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和身体上的残忍折磨。
　　所谓“人犯”们最最难以忍受的是游街，游街队伍中“人犯”头带纸糊高帽脖颈悬挂木牌，游街队伍开头人犯敲击铜锣开道，其他“人犯”们紧随其后，口里还要喊骂自己所犯的“罪行”，一些造反派或者红卫兵们随行。游街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明真相的人们争相观看这些所谓的“人犯”们。人们对着他们说三道四、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不知在议论什么。所谓“人犯”们内心确实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而且三天两头就押着他们上街游街。
　　市管会工作的二伯父也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因他是退伍军人，性格耿直，对造反派向他宣布的所有“罪证”绝对不认可，向他进行的批斗不服还与造反派头头对着干。随后，他就失去了市管会的一份工作，成了一名居民。只是此后一家人没有了收入，生活越来越困难，陷入了困境。
　　这时，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的大伯父也被造反派揪斗，限制人身自由。随后，他被下放到徽县省红旗山“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重新安排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时间不久又被安排到省农业机械局担任办公室负责人，一个时期后又调回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
　　我的至亲父辈们被扣押、被批斗、被游街、被劳动改造。
　　唉，受尽屈辱的父辈们。
　　我们王家所有亲戚们，内心都十分难受，同情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到残酷批斗。
　　我们大家内心难受、十分不安。祖母更是焦急万分，她的四个儿子三个被批斗，二儿子还失去了市管会工作，意味着他们家没有了一份工资收入。祖母内心经常哀叹：这社会、这世道不知道怎么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变得人对人那么痛恨？怎么人与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变得那么冷漠无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