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加入过红卫兵组织的二堂姐

　　第22章加入过红卫兵组织的二堂姐
　　我的二堂姐秋云，今年七十三岁了。炎热夏日的一天下午，她向我回忆起了祖父居住于人民街义学巷的一些情况，她述说道：自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和我们一大家居住于人民街义学巷（现称呼戏院子巷头，还有人称呼打面巷头。今人民社区那个地方）。
　　我们当时居住的这个大院子，是当时同善社信徒们集资建设的。爷和婆一生积德行善，吃斋念佛信仰同善社。在集资修建同善社的时候就将家里大部分积蓄用于建设同善社，投入的资金几乎是这个大院子房产的五分之一，所以建成后我们家才有资格在同善社大院子里面居住。
　　在修建这处房子的时候，当时身为管狱员的爷还动员了很多志愿干活的犯人，在建房工地出力建造房子。
　　当时这个院子的布局是这样的，主房是南边两层楼房，这两层楼房成了同善社信徒们聚集活动、接待各层次宾客和信徒的地方。这地方院子很大有前后院，后院的园子里有好几棵果树，还种植着各种蔬菜，每年都养着几口年猪。前院西边是大门，进了大门迎面是五间东厢房，南面七间两层木质楼房，西面与大门并排四间西厢房。院子中心是花园，婆非常喜欢种养各类花卉，她在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鲜花，一到了春天和夏天各种鲜花盛开，十分鲜艳、美观。
　　随后她还介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放学的时候，三叔就坐在楼下的屋檐栏的织毛巾机器前，一天到黑嘁嘁喳喳在织毛巾，感觉他十分辛苦。四叔和我们是同龄人，当时我们都是小孩子，他会经常带我们在前后院子里玩。楼上朝东有一扇窗户，向外面看去，能清楚地看到人民小学的学生们在上课、做操。下课时候学生们的噪闹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四叔当时还在一个大木盆里面养了一个大乌龟，任何人都不能碰这个大乌龟，只能远远观看。
　　同善社信徒们在二楼的堂屋里面供奉着很多同善社信仰的神灵、神像、神牌等。每到农历初一、十五的时候，婆都要和同善社信徒们吃素食忌口，在神灵、神像、神牌前点灯、烧香、打坐、念佛经，向同善社信徒信仰的神灵们祷告，保佑全家四季平安、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有时，一些其他地方的同善社信徒们也会来到这里，互相交流并开展一系列同善社宗教活动。
　　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国家全力进行“一五、二五”计划的完成，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我们家的杂货铺子这时候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经商开铺面的人们仍然是守铺子，但成了每月拿报酬领工资。过了几年，已经年近六十岁的祖母每天都去守铺子感到很辛苦，就将守铺子领工资的这个工作让我妈顶替。我爸这个时候在北京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进行两年的学习，二叔已转业在泸州转运站工作，已和四川泸州姑娘结婚并生一男孩，取名晓岚。他们都在外地，异常繁忙，几乎没有回家看望过自己的父母亲。
　　接着，二姐又回忆并简单介绍了“文革”在岷县的发生、发展，以及她自己参加红卫兵的一些情况：我记得很清楚，“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公布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内容：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志愿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这封信公开发表后，红卫兵们欣喜若狂，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和行动播撒到了全国。他们开始了扫除封、资、修和“破四旧”活动。他们烧毁庙宇、捣毁佛像、打人抄家、乱揪乱斗，恐怖气氛迅速弥漫开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各地红卫兵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播发，史无前例的学生大串联开始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至沓来，吃、住、行全部免费。当时我们红卫兵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最伟大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如果谁能见到他，便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人民日报》标题醒目地写着“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红宝书满天飞，毛主席著作四卷家家有，“红太阳”之歌唱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海洋淹没了中国大地。红像章、红袖标人人佩戴。几乎家家户户的门上贴上了毛主席的头像。忠字舞跳起来，向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开始在很多地方兴起。很多地方修建忠字台，铜铝和石膏雕塑毛主席像，遍布很多单位。“三忠于”、“四无限”、“万万岁”、“四个伟大”此起彼伏……
　　以红卫兵小将为主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地在岷县很多地方发展了起来，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等歌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语录歌在大小广播里面唱响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红卫兵(自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八次接见）。后来这一天曾一度被定为“造反节”、“红卫兵节”和“文化大革命节”。
　　不长时间，毛主席还写了一张“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在了中南海，其中有一些内容是这样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不分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十年动乱”开始一步一步、愈演愈烈，形势日益严重。
　　岷县和全国一样，“十年动乱”在也一步步开始，日益严重。岷县“1.28”夺权后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两派之间斗争得各不相让。全县很快建立了上百个红色战斗组织。又随着“1.28”夺权的白热化，迅速形成反对派和保护派两大对立组织，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最初的岷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合总部)，有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营业员、居民等，各行各业各系统的群众组织基本上都加入了联合总部。后来由于观点、看法不同，各群众组织相继杀出联合总部，导致了“联合总部”的解体。后来形成了“革总”和“总司”两大帮派。“革总”的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总司”的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另外还有“红一司”，以一、二中和农中学生为主。“红一司”的全称是岷县中等学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革总”以戏院子为自己的据点，“总司”以县工商银行为自己的据点。
　　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某一个场合发出了“文攻武卫”的指示，各地武斗就逐步升级了。于是，年轻的红卫兵们就积极参加造反派武装斗争，各个机关单位开始了文攻武斗，岷县大地不论乡下还是县城出现了杀人、伤人事件。这一切愈演愈烈，文革初严重的武斗中，双方都人员都出了死伤，还有一些无辜的群众遭到误伤或死亡。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红卫兵在武斗中不幸死亡。第三天，很多人为这名红卫兵战友召开了追悼会，红卫兵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送葬活动，花圈铺天盖地。送葬游行队伍人人胸佩小白花，高唱《国际歌》，红卫兵们抬着棺木环城大游行。随后，在二郎山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结束后，相关造反派头头们来到他家里，安抚了这位红卫兵战友的父母亲。
　　二姐又向我述说了岷县县城当时紧张严峻的文攻武斗形势，她说道：在当时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学校和机关单位基本都停止了办公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人们全部都进入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当时所在的“红一司”红卫兵们，以县电影院为据点。有时，我们大家上到电影院放映厅的天花板上面，演习防御战斗。有时，天气太冷，有人还会将天花板上面的木条拆取下来，用来烧火取暖。有一段时间，武斗形势非常紧张，每天晚上“红一司”头头们告诉我们大家，人人都不能回家，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反对派乘机进攻，来占领我们“红一司”的这个阵地。我后来有时回想起来非常后怕，近十几米高的天花板那么高，那么危险，下面全部是一排排看电影的坐椅，我们之间某一个人万一防不住掉下来，摔死摔伤了怎么办？
　　武斗紧张的那一时期，电影院门前像极了战争时期的紧张局面，只见台阶上面围着高高的麻袋沙包，做成了打仗时候的掩体，门口全天有两名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哨兵在站岗放哨（注：当时七岁左右小孩子的我，曾亲眼当面见过他们胸前悬挂着的德国造冲锋枪，他们手中把玩擦拭着一小堆黄灿灿的子弹。我们看得十分新奇，他们一会将那些子弹一粒粒装进长长的弹匣，一会又一粒粒的取出来）。
　　这时，双方同时都拥有了各种枪支弹药。
　　电影院后院里面几乎每天都能听见哒哒哒、叭叭叭的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的射击枪声。那是和我们一起的红卫兵们在练习打枪，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有一段时间，一到了夜晚，几方的造反派头头们都派人在楼顶巡逻，站岗放哨，加强警戒。
　　自此，岷县县城陷入一片惊慌与恐惧之中。有时，半夜三更街道上会传来阵阵喊杀声和跑步声，更增加了惊惧气氛。
　　某一天早晨，“革总”和“总司”两大帮派在小南门发生激烈的大辩论。从早上一直辩论到傍晚，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两派都说自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争来吵去互不相让。甚至发展到相互厮打，有的把脖颈都撕烂了。吃亏一方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严惩打人凶手，而公安机关此时已属“保皇派”一方，拒绝严惩“造反派”一方，从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几百名红卫兵学生们开始在县公安局大门前静坐示威，他们冒着夜晚冰冷的严寒、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口里一遍又一遍高唱《国际歌》里面最后一句“英特拉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县城一些小摊贩还向静座示威的学生们送去了馍馍、油饼等食品表示声援。据说绝食静坐示威的学生们，悄悄替换着回家吃饭。
　　就这样静坐示威的红卫兵学生们一共坚持了十几天的时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结束了。
　　有一些家庭也分成了两派，父子、夫妻、兄弟互相反对个人观点成了对立派，还时不时开展激烈的辩论。比如我们王家，我与二叔、四叔就是对立的两派，我们之间时不时还会开展一番激烈的辩论，我们互不相让，最后怒目相对，互相不喘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是“文革”中的第一个春节。早在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就发出通知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期间今年不放假。第二天,全国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过革命化春节，是当时很时髦的一句口号，春节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革命加拼命地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
　　在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兴修水利、大造梯田、大干快上是春节期间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城乡许多农民家的大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等大红对联。
　　在此后的十年间，每逢春节前，报纸都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革命化的春节。
　　节日的政治化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为了让大家牢记旧社会的苦，不忘新社会的甜，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根，加上红薯干之类的东西煮成了粥，让全体职工尝一尝，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吃完忆苦饭后，再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在那个时候，学校停课小学生成了红小兵，中学生成了红卫兵。红卫兵们把学校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批斗，作为“黑帮”看管起来，批他们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教育教学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保皇派们和造反派们，假借造反有理，对地、富、反、坏、右以及被打倒的当权派们的家庭开展“破四旧”运动。运动一开始，凡是庙宇就砸就毁，房顶上的脊兽也不放过，都在砸毁范围。历史戏、旧书籍、古字画、古玩一概在横扫之中。
　　搜家，成了家常便饭，搜家也让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们发了很多横财。当造反派头头们安排的眼线侦察到哪家富裕，哪里有珍贵东西或文物，就下令让我们大家立即出发。随后将这一家全部人控制在一处，骂骂咧咧说是教育，说有人反映他家里有革命的反动分子，有反动反革命的证据。若遇到有的人稍微有一点反抗意思的，红卫兵们的军用皮带或乱棒立即雨点般劈头盖脸落了下来，打得那人头上鲜血淋淋、惨叫声不绝于耳，造反派头头又厉声呵斥让其抱头立即就地蹲下，那人再也不敢发出任何言语。
　　接着在这人家里翻箱倒柜彻底搜查。时不时地造反派头头们看见喜欢的有价值的东西就说：让我先看看，这东西（这物体）有没有证据价值，是不是破四旧范围的东西。说着就将它纳入怀中，拿回家里据为己有，从此再不会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我也好多次遇到那样的场合，一同的个别人也让我过去参与打人。我口里支支吾吾，千方百计借故走开，不忍看那打人的惨状。
　　这个时期，确实是“乱世极乱，群魔乱舞。”
　　“文革”运动过了一段时间后，上面给学校派来了“工宣队”。在清理“5.16”分子中，把学生造反派的大小头头们都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让那些曾经威风凛凛的造反派们集中学习，然后多次讨论，深刻进行反思，交代他们个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又一段时间后，小南门那里的墙壁上、墙报栏上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越贴越多，越贴越厚，内容全部是各派别相互攻击的语言文字。好多人们面对墙上的大字报，在津津有味阅读大字报里面的内容。时不时会传来激烈的辩论声或者风平浪静的交流声。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岷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军管了公、检、法和药材公司。自此，各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武斗才略有缓解。同年，按照上级指示成立了岷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月三十日，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成立了岷县革命委员会。五月二十日举行了庆祝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体现了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七月份，全县五个区三十八个公社和县直四十七个单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各处群众造反组织先后停止了活动，自动解散或消失。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自此，轰轰烈烈的“文革”激烈的文攻武斗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人们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会、喘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