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相 见 (1)

　　他与陆文杰、大头离开梅庐后下久，肖玫的母亲就死了。她不是在头脑清醒下自杀的，是在恍恍惚惚中自杀的。据说，肖玫的母亲自杀后，一个看管、虐待过她的女红卫兵，也变得像疯了一样，天天低着头坐在校门口，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因为肖玫母亲是梅庐镇唯一一个自杀的女教师，所以一直被人们牢牢记住着，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只要人们提起那段岁月，就会被重新提起。她的自杀，似乎已成了这小镇的耻辱。
　　他从步行串联回来，当晚听母亲说了此事，也悔恨不已。在出门串联前，他去找过曹士杰两次，但都没找着。他认为，如果找到曹士杰的话，自己就一定能与肖玫母亲见上一面，也许肖玫的母亲就不会死了。因为他相信，只要编造一个肖玫如何如何想念她们（父母）的故事，就会给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肖玫怎样了？”他也为肖玫担忧起来。
　　母亲像理解错了他的意思似的，非常不满地道：“她还说罪有应得！”
　　“她怎么这样恨心？”他似不信地问道。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道：“我觉她偷偷哭过。”
　　他默默了一会又问道：“那里还是有人看着吗？”
　　“你想去看她？”母亲问道。
　　“没有。”他道。
　　母亲道：“那里现在看得更紧了，因为赤卫队在垮掉前也许多人去冲击了一次，要他们交出镇政府和公社的两只公章。”梅庐在当时不算是很小的镇，因此，既有镇政府（管镇上居民），也有人民公社，管农业和农民。
　　他沉默了半晌道：“冲击中有人受伤了吗？”他联想到了在外地串联中，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乃至一定规模的武斗和血淋淋的场面。
　　“没有听说过，”母亲道，“恐怕也有的。”
　　
　　春节一过，他就返回学校。学校里正十分热闹，大大小小组织虽然基本归附于了两大组织——红卫兵桐州造反司令部（简称红桐司）和红卫兵桐州第二司令部（简称红二司），两大派一面响应号召也在搞大联合，一面又为争夺革命委员会席位闹得不可开交。他接受教训参加了比较善待他的红二司，但他讨厌大家打口水仗，尽量避开着“派战”。他仍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游离在学校运动之外。但想到毛主席说过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时他感到很苦恼，他认真地把毛选四卷又重新读了一遍，还从陆文杰处借了《资本论》，每天读着。
　　“要做‘孟克思’了？”大头与他开玩笑道。
　　“你认为天天大幅标语写来写去，有意思吗？”他一脸正经地问大头。
　　“嘻，”大头不好意思地笑道，“我不过是凑凑热闹。”
　　他一直认为大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不想与其多说什么，只是深忧地道：“大家天天这样攻击来、攻击去的，真的是毛主席要的革命吗？”
　　“也没有办法啊，”大头道，“我们认为不对，也改变不了的。”
　　他不能不认同大头这一说法，对一波又一波运动，虽然时有质疑，但都无能为力去改变点什么的，坚持己见，只会被潮流所伤。事后虽被证明自己的质疑是成立的，但决不会有人替你舔伤，只会向你的伤口上再洒盐。因此，他也习惯了一个人默默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在后来的征兵中，大头以优异的身体素质，被挑选为海军航空兵，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他也私下里对大头道：“你是真正‘毕业’了。”流露出了极想离开他已无所事事的学校。
　　“也快了，”大头仿佛安慰他道，“你成绩好，不会比当兵差的。”
　　“还有什么比当兵更好的？”他对今后的（毕业）去向一点也不乐观。
　　他跟着大家一起，在校门口敲锣打鼓地把大头等新兵送上了汽车。
　　等到接新兵的车开出了他们的视野后，陆文杰与他才返回校内。
　　“我们这‘三人团’缺了一个了。”陆文杰有了一个新提法（三人团），但说得有点伤感。
　　“‘二人团’也很好，”他顿了一下道，“如果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走，不知谁走在最后？你说，我们会有什么去向？”
　　“你还想上大学吗？”陆文杰问他。
　　“想有什么用？”他道。
　　“中央只说废除高考制度，没有说废除大学。”陆文杰又道，“我的理解，只是要调一种招生方法。不过，我父亲如果不被‘解放’出来，（上大学）就危险了。你还大有希望。”
　　“我看不出希望，”他思索着道，“年初让我们回校复课闹革命，回来一看，还是老样子，复课的事八字也没有一撇。”
　　“不是正在成立革委会了吗？陈校长也被‘解放’出来了，要进校革会的。”陆文杰看形势似乎比他乐观得多。
　　“大家吵来吵去，不知那时才能成立得起来？”他固执己见地道。
　　“我们就逍遥下去吧。”陆文杰道。
　　“我没有逍遥。”他不以为然，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逍遥派”。
　　“嗯，”陆文杰点头道，“你没有。你的《资本论》读得怎样了？”
　　“第二卷刚读了一半。”他道。
　　“我们班将诞生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陆文杰道，“我也读过，但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
　　“我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他道，“有的地方虽然读过了，仍然不甚理解。”
　　“等你读完了这《资本论》，我再有书借给你。”陆文杰家的许多书都是他父亲所购，但看得出，他父亲没有认真读过，有的连翻也没有翻过。
　　“但愿在我还没有读完《资本论》时，我们已有了新的去向。”。他期盼地道。
　　“那你要抓紧读，我们就可以早点有去向了。”陆文杰像开玩笑地道，又道，“看来要到明年了。”
　　“你错了，”他申明地道，“我没有说让我读完，读完恐怕是要到明年了。”
　　
　　第二年，当他真的把《资本论》读完时，他们的毕业去向定了，是“四个面向”。大家纷纷贴出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与陆文杰都报名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但陆文杰没有被批准，因为其父还没被“解放”，还在“牛棚”中。班上还有一位没批准的是张明，也是因父亲问题没解决。
　　他本来因为将要穿上军装（当然是没帽徽和领章的），而感到兴奋，一听陆文杰没被批准，一下子心中难过起来。“真没劲，‘二人团’也要被拆散了！”他情绪低落地道。
　　“没有不散的宴席。”陆文杰最近正偷着看《红楼梦》，活用了其中的一句话。后来知道，这句话又是曹雪芹引自明代《三言两拍》的作者冯梦龙的话。
　　“你说的是‘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我们长棚还没搭多久哩！”他心中难平地道，他又负气地道，“我也不想去了。”
　　“那怎么行？你先去，我也会很快去黑土地的，只是去农村。”陆文杰话中也不无遗憾。
　　他思索了一会道：“去农村就去农村，我与你一块去。”
　　“那你军装没得穿了。”陆文杰知道他很心仪这(尽管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的。
　　“你以为我会舍不得那套军装吗？”他更负气地道，“反正又没有领章帽徽的，我也穿过。”前一时期，陆文杰在父亲没打倒之前，把父亲的一套旧军服穿到学校来，让他穿过几天的，当时他是那么高兴，甚至还有不想归还的意思。
　　陆文杰一笑道：“你真的这样想定了？”
　　“想定了，我去找毕分办（毕业分配办公室）。”他毫无犹豫地道。
　　“你还是想想清楚。”陆文杰嘴里这样劝他，心里却想最好将来一块走。
　　
　　后来他果然与陆文杰一起到黑土地插队，而且被分到了一个仿佛冒油的地方。这从到公社来接他们的阵容上就看得出了。接他八、九个知青，来了两架马车，马老板（架马车的人）的穿戴也整整齐齐，而有的队只派出一辆牛车，牛老板（驾牛车的人当地称为牛老板）穿着也寒碜。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穷富的差别，只是稀里糊涂地来跟着来接他们的人走了。
　　他与陆文杰坐在一辆马车上，还有两位是邻班的同学，几个女生坐于另一辆车上，他是学校指定的领队（临时负责人）。那时正是春小麦收割前夕，他们的车仿佛奔跑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麦浪中。
　　有人不由自主地唱起一首歌：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
　　大家跟着一起唱着，他也用五音不全的破嗓子跟着唱起来。那辆远远跟在后面车上的女生，也好像唱着。
　　……
　　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限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歌声停下来时，他见陆文杰问赶车的马老板道：“大叔，为什么这里的人都称‘老板’？”
　　“没有啊，”赶车的马老板笑了笑道，“就我们赶车的人称‘车老板’，赶马车，就叫‘马老板’，赶牛车的，叫‘牛老板’。”
　　“哦！”他也恍然大悟地道，“我也以为叫人都要叫‘老板’的！现在知道了，不然，真要出洋相了。”
　　“这里有老虎，有狼吗？”有人问道。
　　“老虎从来没见过，到了冬天狼还是会有的。”马老板看着远处的一抹林子的黑影，想着什么地道。
　　“那怎么办？”那人继续问。
　　“怎么办？”马老板像恶狠狠地道，“你先杀了它呗。”
　　“大叔，这样做的话，狼不会越来越多吗？”他问，因为他听母亲说过，如果你打死了一条狼的话，狼群就会一起来报复。母亲还在他这次出来时，告诉他：走在路上，手千万不可去搭熟人的肩膀上，不然有可能会被人一刀捅死。这是因为狼也喜欢搭人的肩膀，当被搭者以为是熟人，一回头时，狼就会咬断这人的喉管。从此，大家养成了习惯，当有人搭自己肩膀时，就会头也不回地拔出随身所带的短刀，用力往后一刀捅去。
　　马老板回头看了他一眼，显得比刚才善意得多地道：“傻小子，要看打死的狼是不是独居的？”马老板又道，“一般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哦！”大家仿佛都松了一口气。
　　他心中还是有疑问，从小到大都听说狼是群居的，怎么还会有独居的？但他不敢问紧绷着脸的马老板。
　　“你们跑几千里地来干什么？”马老板突然问他们。
　　他吃了一惊，心想这东北大汉怎么连毛主席的号召也不知道吗？他看了一眼陆文杰，陆文杰对他轻轻摇了摇头。他不知这是何意？是让他别发声，还是对大汉的话表示否定、不满。
　　“我们这里不缺人，”马老板见他们都不吭声，自己说起来，“别看敲锣打鼓的，有谁心里真欢迎的？我们本来好好的，生活得很太平，不像你们城里人，吃饱了饭，闹啊闹的，现在闹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不欢迎瞎闹腾的人。”
　　“大叔，我们不会瞎闹腾的，”陆文杰道，“我们是来向你们贫下中农学习的。”
　　“向我们学习？”马老板道，“学什么？我们这里多落后，有什么可学的？”
　　“你们阶级觉悟高。”陆文杰道。
　　马老板笑了一下道：“我们有什么觉悟？我们只知道多劳动，多赚工分。”
　　“你们热爱劳动，吃苦耐劳，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有人道。
　　“这都不用学，”马老板道，“劳动才有工分，有工分才有钱，有了钱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傻子都懂，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二流子，不想干活。这种人脑子有病，不干活，田里怎么长庄稼？”
　　“大叔说得对，”陆文杰道，“你已给我们上课了。只有好好劳动，才有好的生活。”
　　他赞附地道：“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马老板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特别友好地对他道：“你说得好斯文，好斯文的一个人。”又像很怜惜他地道，“傻小子，你这样斯文，农村的活不知挺得去吗？”
　　“大叔，”他道，“行，我们都行。”心想怎么会不行？我们就是要到这广阔天地炼红心，将来还要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
　　这时，后面那辆车上又传来女生们的歌声：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我们屯就在前面了。”马老板告诉他们。
　　他也举目望去，看到了一幢特别高的房子，在一片围墙和围墙内只露一点屋顶的屯子中，显得很特别。“大叔，很高的那是什么房子？”他问马老板。
　　马老板道：“新造的俱乐部，你们将在里面住。”
　　“一个队还有俱乐部？”他有点不敢相信地叫出声来。
　　“我们这里有俱乐部的生产大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当然也有穷的队，盖不起这大楼的。”马老板又补充道，“很富的队，很穷的队都是少数，大部分都是一般的。”
　　“大叔，你们队是很富、很穷，还是一般的？”他问。
　　“最富的不敢说，”马老板自豪地道，“很富吧！去年分红分了二元多钱一工，而穷的队一元也不到。今年，你们来了，不知能分多少了？”
　　他一听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人家不欢迎他们。因为他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人，不仅很难为队里增加收入，而且还会影响他们的分红的分值。
　　“大叔，”他负疚似地道，“我们来了，影响你们收入了，对不对？但你放心，我们会努力干，为队里增加财富的。”
　　“傻小子，你好聪明！”马老板顿了一下道，“说不影响是假的，但就你们几个人，影响不了什么？今年一工二元多是没有了，二元钱还是会有的。”
　　他心想有这么多？那么一年干下来至少也有六、七百元钱了！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他与陆文杰相互看看，陆文杰的眼光似乎在问他“这比去建设兵团的农场不差吧？”那时农场的月薪只有三十二元钱。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所谓“一工”不是做一天就算一工的，而是通过“评工分”的形式，评出来的，最高是十分，一般开拖拉机、收割机的机务组人员才能评得上，像马老板这种人要稍减一些，一般少零点几分，资深的马老板才可能与机务组的人拿一样多；再下来就是牛老板，他们要比马老板少零点几分；然后就是铁匠、木匠等这些有手艺的人，比牛老板少零点几分，一般不超过零点三分。最后是一般干农活的人。后来才知道，他们知青第一次评到的仅六、七分，算下来一年只有三、四百元了。
　　马车进入村口时，许多人在“热烈欢迎知青来插队”的大红横幅前，敲锣打鼓地迎接他们。这时，他们又激动起来，大家呼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他看到远处场地上停着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多想上去坐一坐，摸一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