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想与现实 (1)

　　五年后一天，他带着一笔“巨款”，从插队的黑北回家，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他没有事前与母亲通过任何讯息。母亲见他回来，似见到了救星。
　　“你回来得正好（是时候），”母亲对他道，“插队到龙岭的肖玫从山上摔下来，现在住在医院，我本来要去看她的，正在向领导请假。现在好了，你明天、不过后天，先去那里看一看，到底摔得怎样了？”见他没有立即吭声，又失望、又迟疑地问，“你不想去看她吗？”
　　母亲又叹气道：“肖玫是不好……”她说，肖玫为了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连父亲生病去世也没有从插队的山村回来；她在农村干得比一般男人还多还重，直到得了肝炎，全身浮肿起来被送进医院。从医院出来，她当了大队“赤脚医生”，采药爬遍了龙岭（山）的每处山峰峽谷。这一次，她是在一个山崖上采药时，一棵根部被雨水泡得松透的小树，与她一起滚下了山沟。
　　“想不到她这么倔强……”他想道，已被这种不甘沉沦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在他心目中，肖玫还是过去十四、五岁时的模样。六六年春节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五年来，他也没有真正忘记过肖玫。
　　
　　五年前的夏天，他渴望填平心目中鸿沟的“奇迹”，好像真的出现了。不过，当北京、上海和省城等大城市的运动已如火如荼时，偏在一隅的县城里才开始有动静。他们兴高采烈地上街高喊着“打倒一切……（陈腐的、妨碍社会进步和社会平等的东西）”的口号，他也扬眉吐气地参加了游行队伍。在他的感觉中，仿佛人人平等的理想曙光已出现。
　　但很快他的想法就变了。
　　那天，他参加学校组织的上街游行，喊了一阵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回来，他与团支书陆文杰，班主席（相当于后来的班长）张明，还有平时还谈得来的四、五个同班同学，随意地站立在教室大楼东侧一个阴凉处，议论怎样把学校的运动深入开展下去。已“停课闹革命”的他们，有的是精力与时间，已不满足于上街喊几句口号，或继续写一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依样画葫芦式的大字报。仿佛已意识到，他们也将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发挥革命的先锋作用。
　　“难道我们学校的老师，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吗？”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道，“虽然我校校风在陈校长严格治理下，是很正的，但不代表没有一点问题。”
　　“我看有几位老师好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一位女同学道，“有位英语老师还擦过香水。”
　　他皱了一下眉，心想这样也算有问题的话，那肖玫的母亲也要倒霉了。他见到过肖玫家一个柜子里有不少香水和唇膏之类的东西。
　　“我也感到我校的文革运动，一点没有轰轰轰烈烈气氛。”陆文杰道，但他没继续说下去。
　　“有点死气沉沉。”有人接茬道。
　　“我看也是。”那一位女同学又道，“不能这样下去。”
　　大家正在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着时，有人说了一声“阿跷”来了。他回头一看，是二班的王惠奇左腋下夹着一支木拐杖，一跷一跷地走来。王惠奇因小时候生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跷得很厉害，背后许多人叫他“阿跷”，但不是当面叫的。
　　“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你们当心点呵！”平时喜欢凑热闹、开玩笑的王惠奇大声地问他们。
　　“阿跷，不要哇啦、哇啦地瞎咋呼！谁不知道你这只‘乌鸦嘴’？”曾与王惠奇初中时是同班的陆文杰，一点不客气地道。也许他们之间太熟悉了，当面叫几声“阿跷”也没多大关系。
　　王惠奇这时还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我没有恶意，见你们很热闹，过来看看的。”看来，这只“乌鸦嘴”也是来自投罗网的。一场近乎是“灭顶”之灾，正悄悄地在降临到他们头上。
　　“有什么好看？”陆文杰又呛白地道，“我们在商量班里的事，你回你的班上去。”
　　“我就是要找你，”王惠奇对陆文杰道，“有北京的消息，你想听吗？”据说，他有个表舅在北京工作，因此常有些所谓“来自上层的消息”。
　　他只见陆文杰这时与张明相互看了看后，轻蔑地对王惠奇道：“谁希罕你的消息？你不过是东打听，西打听来的东西，然后添油加醋，到处去煽风点火，你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分子！”
　　他也见王惠奇虽不满但又无奈地道：“好像我是个招摇撞骗的人？你不想听我的也就算了，可不能随便貶损人！”
　　他这时劝王惠奇道：“陆文杰是与你开玩笑的，你不必生气。”他与王惠奇也有一点熟悉，最早也是通过陆文杰的才认识王惠奇的。
　　“我没有与他开玩笑。”陆文杰似一点不领情地道。
　　“你看，”王惠奇仿佛向他告起状来，“他说没有开玩笑。”
　　“他就是在与你开玩笑，”他这时也开玩笑地道，“他只是不想要你参与我们班上的事，不过，你是学校著名‘活动家’（活跃分子）么，谁管得住你？。”
　　“你也要取笑我了？”王惠奇又哼了一声道，“他也不过是有一位‘好爸爸’，又有什了不起！”
　　“大家别伤了和气，”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张明这时开口说话了，“我们欢迎兄弟班的同学一起参加讨论，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刚才大家认为我们学校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确不能再这样死气沉沉下去。我们也要写校党支部的大字报。”
　　“对，有道理！”几乎所有人，包括“阿跷”王惠奇在内都认同地道。
　　但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什么可以被写的，这是由于在学生面前，平时仿佛高高在上的领导，与他们这些平时只管埋头读书的学生根本没有多少直接接触，哪里能掌握他们的一些言行呢？
　　“就写党支部记兼校长的陈敬诚‘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王惠奇建议道。
　　“这太空泛，写了等于不写。”陆文杰反对道。
　　他这时也说道：“要写也要写有份量、有根据的东西。”
　　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他越来越觉得乏味。快到吃中饭时，有人建议下午再继续讨论。
　　“谁想先走，就走吧！”这时张明含有深意地道。
　　他因早饭吃少了，感到肚子有些饿，向实际上主持大家讨论的张明说了一声就走开了。
　　等到他吃饱饭，睡了一觉回到学校，在教育楼大门前，看到张明等十几个同学写的大字报。在他看来，也没写什么，主要是指出了校党支部不积极引导学生，把运动从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向联系学校实际深入地开展，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云云。大字报上，有几个人的名字，是大字报贴出去时临时加上去的。
　　“总算让他们写出来了。”他除了因错过了写此大字报而有点遗憾外，也没多想什么。一到教室见人不多，正在狐疑之际，他也被神情严肃的班主任叫到了名字，让他们去一个足跡从未到过的会议室开会。走进让他感觉一新的，也多少有点令他感到神秘的会议室，他见班里许多同学已坐在里面了，又陆续有人进来。他正感到疑惑之际，支书兼校长陈敬诚陪着一位他从未见过的领导模样的人，边说边走进来。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校长陈敬诚一脸郑重地道，“这位是教育局的吴家豪副局长，也是教育局派到我校的联络员。下面由吴副局长宣布一个决定并讲话。”
　　当这位吴副局长代表（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文革工作组宣布，以张明为首的那些同学是反党小集团时，他震惊不已，呆呆地看着前方，脑子里仿佛一片空白。当他慢慢有了思想时，心中沉重地想：原来一个人成为反革命就这么简单！
　　这时，班主任老师周泰圳正在发言，正说到五七年右派分子也是（像张明等人）这样向党进攻的，又呼吁大家要积极响应工作组和校党支部的号召，写决心书誓死保卫校党支部的大字报（决心书）。他在内心深处里更感到迷惘了。心想那些同学的大字报也不是表示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吗？他也不敢问老师。在他走了之后，到底这些同学在写这份大字报时还做过、说过些什么事和话，他也一无所知。但有人说了，他们虽然在大字报上写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反对党支部，这就是典型的“抽象肯定（党的领导）、具体否定（党的领导）”的表现。
　　“他们就这样真的成了反革命了？”在写誓死保卫的决心书时，他又在内心里无数遍地问自己。想到几个小时前，自己与张明等这些同学，还在为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地回想、搜寻写大字报的素材，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革命与反革命。这时又有信息传下来，说张明的父亲是在历史上也有过变节行为的。他似乎恍然大悟了，有点想通起来，因为他看到了张明成为反革命原来是有阶级根源的。想到如果自己不是因为肚子饿而离开，会不会跟着张明一起变成反党、反革命小集团中的一员？他这时也有点后怕起来。
　　可等他们写好了“誓死保卫”的决心书不久，好像还等着墨迹干了之后贴出去时，班主任老师来通知，把写好决心书——实际也是反击那些同学的大字报，先收起来，说暂时不要张贴出去。
　　他很不理解，难道都搞错了？
　　“他们不是没有问题了，”班主任老师不知是在有人授意下，还是看到了他们眼中的迷茫，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他们暗示道，“你们写的东西，不是锁起来放着吗？处理，一般都是要放到运动后期的。”
　　他又一次地感到恍然大悟，觉得以后更要紧跟学校党支部，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任务，落实到维护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上去。
　　后来他才知道，张明等一帮同学先是去县委上访，又准备去省委上访时，学校领导在上面的授意下，向他们宣布写大字报是响应党的号召，只要承认一下内容上有不当之处，就不再追究了。
　　但在写大字报的同学与写了“决心书”的这部分同学之间，已有了一条无形的界线，特别是那帮写大字报的同学好像总喜欢躲开着多数的同学，聚在一起作小范围的讨论，在班级里也很少见到这些同学了。实际上，学校里也把他们看作了“另类”，因此，一般的学生、老师也不敢太接近他们。他本来与张明、陆文杰的关系都不错，但好像有意互相避开着。特别是陆文杰，他感觉中连影子也见不到了。他甚至想过，也许自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仿佛不仅有无限的精力，也有了无限的时间，他们的锋芒被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引向“横扫”自己昔日的老师。而原来的大字都是表态性地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等的，也有的大字报只是转抄了外校，甚至从省城转来的北京的消息和什么、什么首长的讲话等等。从后来看，有些是真的，有些则是假的。
　　现在终于写到老师头上了。
　　他看到，大家写大字报的劲头越来越足，像比赛似地书写着，有的人一个人就写了好几张，甚至十几张大字报，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意志坚定和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这时，学校里好像已没人管（领导）的，他们想写谁（老师）就写谁，自由极了。他既感到兴奋，又觉得有点忐忑不安。那饭堂里临时拉起来的一根根绳子上，挂满字好字坏的大字报，渐渐地有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和校门口那排宣传栏上。大家像用“显微镜”一样地寻找着本校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又像用“放大镜”一样地夸大所寻找到的“问题”。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见有人这样写一位老师的大字报，标题为《从李孝贤的名字看其反动本质》。文章中反反复复地指责道，起名“孝贤”，就是要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最后勒令这位叫李孝贤的老师，在24小时内把名字改掉，不然将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想到自己继周的名字，倒是那位已死去的外祖父，好像是为纪念船民的保护神周老爷才这样起的，才是真正带封建色彩的名字，不过他也想好了，到时说“周”是指周总理，因此也心安理得了。也不必学有些同学那样，把有些“四旧”色彩的名字，改成“继红”、“卫东”之类的。
　　一天，掖着一卷大字报的班主任周泰圳在楼梯口碰到他，他不知该不该像往日那样叫声“老师好”，因此犹豫了一下，班主任老师却对他笑容可掬地点着头，又问他道：“我也写了份大字报，你能帮我贴一贴吗？”
　　换了过去，他肯定也会受宠若惊，会马上答应，但他这时却冷静而警惕地问道：“周老师，你写了谁？”
　　“喔，是写那位大右派的。”周泰圳很小心地回答他。
　　他心想，一只死老虎有什么可多写的？他们嘴里的“大右派”原来也是一位老师，成为右派后，一直在学校农场管管工具什么的。他在参加农场劳动时，有过一定的接触。也听人说过，他被划成右派只是坏在一泡尿上。那天早上他吃的泡饭，后来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为了完成指标一定要评出一名右派分子出来，可评了几个小时也评不出来，他肚子里那泡尿实在憋不住时，他去了一下厕所，当他回到会议室时，大家已一致通过评他为右派了。他后悔莫及，欲哭无泪。至于后来上报上去的一些“右派言论”，诸如“苏联老大哥不见得什么都正确”什么的，平时说的人多着哩！因此，他并不能从心底里像恨其他向党猖狂进攻的（他也没亲见但相信一定有的）右派那样，去恨这位可怜巴巴地为他们准备工具、整理工具的人。
　　“你不方便，我叫别人。”班主任老师很知趣地道。
　　“我可以为你去贴的。”他马上道。他对这位平时对他还可以的老师，歉意地笑了笑后，才伸出手去接过大字报。他也知道，已有同学写过周泰圳的大字报，说他很瞧不起工农子弟什么的。他倒没有这种被很瞧不起的感觉，但他也感觉到，在有张明、陆文杰等干部子弟在的场合，老师会更多地注意他们，但这种时候他也只是有一点点被冷落的感觉。
　　班主任推了推眼镜，对他感激地道：“辛苦你了。”
　　“这点事，我一会儿就办好了。”他离开班主任周泰圳时，显得那么自信和从容。
　　他到教室叫了一位叫“大头”的同学，拎上了浆糊桶，去找张贴的地方。张贴的地方也真不好找，学校规定的地方都贴满了，他们又不敢把人家的大学报撕下来，把老师的这份换上去。尽管有些大字报已贴了很长时间了，人家要看早已看过了。有的也不过是大段地抄着毛主席语录或从毛主席诗词中挑选出来的句子。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然后一连加上几个“我们！我们！我们！”仿佛他们不仅仅是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参与者，而是正真的历史主人，能主宰历史，正谱写着辉煌的胜利。
　　“实际这贴不贴，写不写也无所谓，”他因苦于找不到张贴的地方，发起感慨来，“人家（指大右派）早已进了‘牛棚’，还要痛批干什么？”
　　“这叫痛打落水狗！”那位绰号叫大头的同学道，“再说，周老师不写这，又写什么呢？不多写写，他自己也危险了。”
　　“他有什么危险？”他不以为然地道。
　　“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大头问道，“他逃得掉吗？”
　　他不否认自己在政治嗅觉上不够灵敏，但也觉得有些人太神经过敏了。在他没到“触及灵魂”之前，认为这也不过是口头喊喊的口号罢了。
　　“阿跷在前面。”大头突然道。
　　他也看到了，王惠奇支着柺杖在看一份大字报。他已听说了，本来大家只是在背后叫王惠奇“阿跷”的，现在他班上的人都当面也叫其“阿跷”了。
　　“去与他打一个招呼，也看看他在看什么（大字报内容）？”他像心血来潮似地道。
　　“我不去。”大头道，“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分子，还是不要去招惹他的好！”
　　他犹豫起来，但想我总不能装着没有见到他，毕竟是早就认识的。“我想，我还是过去，与他打一个招呼。”
　　“你不怕惹事，你去吧。”大头不满地道，“当然，他不见得会吃了你。”
　　“但愿他不要吃了我！”他掩饰着不安硬笑着道，于是多少带点不安地向王惠奇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