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黎明以后（1----6）

　　1、牛彩芹
　　天星坐在潮湿的沙滩地上还在淌眼抹泪，他的双肩一抖一抖的，鼻息的响动特别稠重。躺在担架上的南兰长长地呻唤了一声。黎明的亮光在河水里在田野上顽强地跳跃着。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大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点难受——说不清是悲还是喜。现在，谁也不吭声。
　　冉丽梅先开了口：“牛天星，咱们应该高兴才是，哭什么鼻子？”
　　是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兴，这一路，我们多么不容易。四十多里山路，是我们用血和汗水一步一步地丈量过来的，稍微的松懈、延误、妥协和不坚定都会使南兰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总算走过来了。
　　
　　我说：“天星，咱出山了。”你趁早把那个女孩儿送到山外去，你已经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怎么和一个女孩儿混到了一起？天星看了我一眼。“今天是个好天气，天气也给咱帮忙。”我说。
　　
　　你以为我是为了睡她？天星说：“姑姑，咱们歇一会儿再走。”
　　
　　我说：“天星，这儿离县城不远了。”活人的路对你来说还长着哩，你是有前途的。
　　
　　天星说，我的前途就是回到省城里去，任人操纵，听人摆布，把自己的内心包藏起来，虚伪地做人？我不想那样做人，不想走那样的路。“姑姑，路不远了。”
　　
　　“不远了，不远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天星说，姑姑，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你不是不知道的。
　　
　　知道，我咋能不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都力图展示自己的个性，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就不允许他展示个性，因此，他从小就吃亏。你不回省城，你就在这里混吧，看你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结果竟然是这样的糟糕！你就不想一想，你要了南兰肚子里的孩子，以后该怎么办呢。
　　
　　“咱赶路吧”，冉丽梅说，“越歇越没劲儿了。”
　　
　　“我的牛大概把槽底都舔翻了。牛只吃了一槽干草。”田登科站起来将一块小石头扔进河水里，石头击打河水的响声很新鲜。他说：“肚子饿了。”
　　
　　冉丽梅说：“你就知道你的牛，还操心什么？”
　　
　　“咱是庄稼人，就该把牛放在心上。”田登科伸了个懒腰说，“还操心……操心日你。”
　　
　　“放你娘的臭狗屁，除了说肚子饿，就说那事？”冉丽梅笑了两声，“走，抬担架去。”
　　
　　天星脱下了自己脚上的一只鞋，又要叫田登科穿。
　　
　　田登科说：“你们城里人真是太客气了，你以为我不想穿，我想穿得很，就是鞋太小，我穿不上。”
　　
　　天星说：“你趿上走，总比不穿鞋强。”
　　
　　田登科说：“我才不趿你的鞋，趿你一只旧鞋，我怕你进了县城赖掉我一双新鞋。”
　　
　　天星说：“进了城我就给你买鞋，四十二码的，我没有忘记。”
　　
　　长厚说：“你的脚烂得不像样子了，这八里多路，你能走下来？”
　　
　　长厚将自己的一只鞋脱了下来，给了田登科。
　　
　　田登科说：“杨大哥的鞋我趿，我不怕他赖我的账。”
　　
　　田登科的那条腿瘸得很厉害，可他的步子并迟钝。我们抬着担架，朝县城方向走去。
　　
　　“还远不远？”南兰用微弱而嘶哑的声音问。
　　
　　“不远了，南兰。县城就在眼前头。”天星说。
　　
　　我说：“南兰，你还行吗？”
　　
　　南兰说：“还行。”
　　
　　南兰简单的回答中浸满了情感。这个夜晚对她来说，可能要胜似她的十九年。生下孩子以后，她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化的，她是将命提在了手里，做了一次无比深刻的体验，在生生死死的巅峰上。受一次大难，对她来说，是有好处的。
　　
　　无论怎么说，我是不能原谅天星的，尽管他是我的侄儿，尽管他说他很爱南兰，可他给南兰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永远也休想抹掉。他的自私显而易见，我原谅了天星就等于容忍了人的自私和自私结下的毒瘤。人要学会谴责自己，检讨自己。我就常常觉得，我落到这般地步，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虽然没有作恶，也许是我的父辈或祖辈在人世间铸下了罪恶，由我来偿还。罪恶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我总在默默地承受，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等南兰生下孩子，等天星平静下来，我要坦白地和他说一说，我要让他明白。这个女孩儿的苦难是他一手酿成的，他应该责问自己的良心，接受惩罚才是。如果对灾难，对施加于人的痛苦迟迟不觉悟或者麻木不仁，惩罚是迟早的事情。
　　2、牛天星
　　我撩起蒙在南兰脸庞上的被子看了看，她的脸色发黄，眼睫毛上挑着几颗疲惫的泪水。我将被子向她的脖颈下拉了拉，她睁开了眼睛，向我点了点头，眼睛又扑闪了几下，泪水涌出来了。
　　
　　我说：“南兰，你哭什么？快到县城了。”你不要哭，兰。
　　
　　南兰说，我心里难受。
　　
　　南兰从草地上掐了一枝青草，在手里捻动着，她的眼睛看着博物馆门前那片开阔的土地。
　　
　　我说：“还那么痛吗？”
　　
　　南兰说：“我不知道，我浑身是木的，我不知道是哪儿痛。”
　　
　　我说：“你再坚持一会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在你跟前。”我不是回来了吗？你还哭什么？
　　
　　她抹了一把眼泪，吃地笑了，谁哭来？我就没有哭。
　　
　　她来信说，一定要我回来一趟，有非常紧要的事情，非见面不可。她说，她星期天在凤山县周原博物馆门前的那棵古槐下等我。她说，假如我不回来，她就坐在那儿不走。
　　
　　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踏上了回故乡的火车。
　　
　　赶到周原博物馆门前已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我老远看见她坐在树荫下读书，屁股下垫一张粉红色的塑料布，神情十分专注。我绕到了她的身后去，她竟然没有发觉是我。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南兰。我说：“南兰，你放松一点，到了县医院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南兰说：“你们把我抬回家吧，我想回家。”
　　
　　她回过头来一看是我，站起来了，她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动也没有动。南兰的睫毛扑闪了几下子，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我想回家。”
　　
　　我说：“你害怕吗？”
　　
　　她好像在抽泣，没有回答我。
　　
　　我说：“不用害怕，南兰，快到医院了，还害怕什么？”
　　
　　南兰睁开了噙满泪水的双眼，她娇嗔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垂下了眼睑，她说，你咋回来得这么晚？
　　
　　我说，车晚点了。
　　
　　她说，咱们到博物馆里去走一走。
　　
　　我们进了周原博物馆，走进了小河东边的小树林，她将粉红色的塑料布在草地上铺开，自己先坐了上去。
　　
　　我说，南兰，你叫我回来，有什么要紧事呀？
　　
　　她说，你说呢？
　　
　　我说，你不是说有紧要事给我说吗？
　　
　　她说，你是不是等我一说毕，就想走？你先坐下再说。
　　
　　我只好顺从地坐在了她的身旁。突然，她尖叫一声，叫声细而急。她用手捂住了裸露的肩头。我们几个都被南兰的叫声吓住了，急忙放了担架。
　　
　　“你咋啦？南兰。”
　　
　　“肚子痛。”她说。痛得很，你看一看，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是不是虫子？
　　
　　她搭在肩头的手没有松动，整个身子靠在了我的身上。我扳开了她的手看了看，她那光滑圆润的肩头汗渍渍的，没有虫子咬过的痕迹。
　　
　　我说，好好儿的，什么也没有。
　　
　　她说，你真笨。
　　
　　她仰起了头，噘着嘴唇，等待着我吻她。我看着她，从她那真诚而清澈的大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丑陋，我不敢吻她。她失望地低下头。
　　
　　我说，你叫我回来，究竟有什么要紧事？
　　
　　她说，约你到这儿来，不就是事吗？
　　
　　我一听，站起来就要走。她一把抱住我，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她仰起头看着我，她那微笑似的双眼中汪满了企盼、渴望和露水般的纯情，她用眼神传递的没有丝毫邪恶之意的感情使我觉得害怕，她喃喃地说，我想见一见你，只想见一见你。
　　
　　她的一双手伸进我的上衣，顺着腰际向上抚摸。
　　
　　她说，抱一抱我，就像抱你的孩子那样抱一抱我。她潸然泪下了。
　　
　　我伸手从她的腋窝下伸过去。她的肉体简直是一盆炭火。
　　
　　我说：“她的身上烫得很！”
　　
　　“你惊慌啥？”姑姑说，“咱快走，一会儿就到县城了。”
　　
　　我的手顺着她身体上的曲线游走，她脊背上的每一寸肉体都极具情感，肌肉紧绷绷的，富有弹性。我的手过之处留下的感觉就像刚刚触摸了挂在枝头上的即将成熟的苹果。我们相互紧紧地抱着彼此。她的胳膊一用劲，我们彼此倒在了塑料布上。她的手向下抹动着内裤。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我的意识仿佛穿过了漫长的时间。战胜我的肉体的并不是道德的力量而是我的恐惧和懦弱。我给她拉上了内裤。兰，你还小，不行。我几乎是喘着气说。她说，我知道你在城里有一大堆情人，不想要我。我说，不是那样的，我说出了我的内心话：等以后吧。她一把推开了我，整理好裙子，坐在了塑料布上。几只鸟雀在树枝间跳跃着，啾啾。她确实还是一个孩子。
　　
　　想想孩子吧，想想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就在今天黎明，孩子一落地，一个不能逃避的父亲就要站在眼前了。而她即使是个孩子，也要做孩子的母亲了。
　　
　　南兰断断续续地说：“我……我……不……要。”
　　
　　我说：“南兰，你不要什么？”
　　
　　南兰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南兰，不要什么，你说清楚。”
　　
　　姑姑说：“你不要问她了，她在说胡话。”
　　
　　我说：“南兰，忍着点，马上就到县城了。”
　　
　　南兰说：“我不要……不，不去县城，我要……要回家。”
　　
　　姑姑说：“南兰，你不要说话了，省点力气，等你病好了，叫天星送你回家去。你要听话。”
　　
　　南兰从被子里伸出了手，她抓住了我的衣角。她说：“你送我……送我回家？”
　　
　　我说：“我送你回家。”
　　
　　我将她的手放进了被子里。
　　
　　她说，孩子呢？
　　
　　我说，你说把孩子咋办？
　　
　　她说，孩子是我们的，我要叫她长大了学画画儿，当一名画家。
　　
　　南兰又哭了，她的哭声十分微弱，只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抽动。
　　
　　我说：“南兰，县城到了。我已经能够看见县城里的太平塔了。”
　　
　　我叫了一声南兰，她不再吭声了。她好像睡着了。
　　
　　姑姑说：“你不要叫她了，她在发高烧，迷迷昏昏的。”
　　
　　在黎明，我们五个人的脚步声分外响亮。我们抬着担架进了县城西关。黎明的安稳、静寂和我们的急迫、紧张很不合拍，担架咯吱咯吱的响声似乎和沉睡了一个夜晚的县城毫无关系。
　　
　　
　　
　　3、杨长厚
　　
　　
　　
　　我们来到县医院里的时候，天已经亮透了。高不可攀的天空仿佛落在我们的衣服上，落在我们的周围，给我们心里也透进去了一束亮光。我们将担架放在了院子里，心上的重负也随之卸下了。
　　
　　天星说：“姑夫，咱俩去看看，急诊科在哪里？”
　　
　　我说：“大概在前院，我去看看。”
　　
　　天星说：“咱俩一块儿去。”他急不可耐。
　　
　　县医院深深地陷在清晨的雾岚之中。我抬眼看了看住院部五层楼房顶上竖立的“十”字标志，目光里揉进去了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我凝视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了那血红血红的色泽。
　　
　　门诊部还没有上班。
　　
　　我和天星刚拐过一个长方形花坛，迎面来了几个人，他们穿一身白大褂，面部全让口罩占据了，只露着一双双看似一模一样的眼睛。因此，看不出他们是护士还是医生，也看不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天星很有礼貌地问道：“大夫，急诊科在哪儿？”他们面面相觑，只是摇头，就是不吭声。我说：“急诊科在几楼？”我看见一个人的口罩动了动，他大概笑了一声。我们一眨眼，那几个人突然不见了，就像太阳地里的薄霜，一见阳光就消逝了。我和天星继续向前走，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们回头去看，从我们身后来了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我们不敢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刚才我们问话的那几个人，只是觉得有点像。天星拦住一个人问道：“大夫，急诊科在哪儿？”那几个人不理我们，他们擦过我们身边，扬长而去，而且，越走越快，唯恐躲避不及似的。
　　
　　天星说：“姑夫，这里的人怎么都这么怪？”
　　
　　我说：“他们大概觉得咱俩有点怪。”
　　
　　我们正在踌躇之际，一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朝我们走过来了。他戴着大檐帽子，没有睡醒的样子，一双腿尤其生硬。我叫了她一声同志，问那同志，你知道急诊科在哪儿？同志手臂伸直朝我们的左边一指，一句话也没说。
　　
　　我和天星顺着同志指给的方向去寻找。在两幢楼之间的拐弯处，我们看见了“急诊科”的牌子。我们返回来，赶紧将南兰向急诊科抬。冉丽梅抱怨我们找的时间太长，我说：“这里是县医院，不是桃花山。”天星一边走一边说：“怪，这个医院了的人就是怪。”
　　
　　急诊科在那两幢楼房的东边，连续拐两个硬弯，才能走进通向急诊科的那道小门。门板做的担架有点宽，在拐弯处，我们费了不少劲儿，才进了门。
　　
　　急诊科有二个医生四个护士。他们站在远处凝视着我们。我抬头看看牛天星，看看田登科，看看牛彩芹和冉丽梅，我的样子大概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的头发蓬乱，脸上沾着污脏的泥巴，下半截身子湿漉漉的；他们的面部粗糙、憔悴，已很难映现他们的表情了，就是看人的目光也是恍惚不安，凝聚着一时难以说清的感情，尤其是田登科，他比叫花子更脏，更可怜，更怕人。那几个医生和护士用惊讶的目光审视着我们，不时地交头接耳，互送眼神。
　　
　　冉丽梅说：“大夫，你们快看看病人，我们有啥看头？我们都是人！”
　　
　　一个慈眉善眼的老医生走近了担架，他不紧不慢地将听诊器伸进了南兰的胸腹，不紧不慢地听了听，问道：“她怎么了？”
　　
　　牛彩芹说：“快生孩子了，肚子痛，发烧。”
　　
　　老医生不紧不慢地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近了医办室，不紧不慢地开了一张条子。
　　
　　他说：“去办住院手续。”
　　
　　我一看老医生那模样，就知道他是将许多条命在手中不紧不慢地处理掉的人。
　　
　　牛天星说：“大夫，能不能给她先用药？”
　　
　　老医生摆了摆手，说道：“去吧，去吧，这是制度。”他闭上了嘴，用端坐如初的姿势表明没有通融的余地。
　　
　　我说：“天星，你快去办手续，医院就是这规定，先交钱后看病。”
　　
　　牛天星去了老大一会儿不见回来。
　　
　　南兰长长地叫了一声，叫声凄楚而伤感，直钻人的心肺。
　　
　　牛彩芹蹲在担架跟前，拉住了南兰的一只手问她怎么样，南兰哼哼了两声，没说话。冉丽梅弯下腰问南兰：“喝水不喝水？”南兰小声回答：“不喝。”牛彩芹说：“等一会儿就给你用药。”她用被子护住了南兰的头和手。
　　
　　四月的黎明清澈而冰凉。冉丽梅和牛彩芹冷得两腿直打哆嗦。
　　
　　冉丽梅看了几眼田登科：“你看你，那只脚还不如牛蹄子。”她说：“我们几个得是人鬼不像了？”
　　
　　我说：“谁还管得了这些？”
　　
　　“天星咋还不来呢？”田登科说，“杨大哥，咱俩去看看，是咋回事？”
　　
　　冉丽梅说：“我也去，万一天星和人家打起来了，我也能抵几个人。”
　　
　　我们到交费处一看，牛天星和收款的一个中年女人吵得一塌糊涂。田登科问牛天星是咋回事？牛天星只是说，钱不够，不让住院。
　　
　　冉丽梅说：“还差多少？我这里有。”
　　
　　冉丽梅解开了褂子的纽扣，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逃出来一把钞票，那些揉皱了的钞票大都是些角币，她整理了好一会儿，说：“总共是八十一块三角三分。”
　　
　　牛天星说：“不够，还差一百块。”
　　
　　冉丽梅对收款的中年女人说：“你怕什么？我用家里的五头牛抵上还不行吗？”
　　
　　中年女人抬起头瞅了冉丽梅一眼，她说：“我们这里不是寄卖所。”
　　
　　冉丽梅说：“你咋能这样说话？人命值钱，还是你那一百块钱值钱？眼看着娃在担架上受罪，你的心肠咋这么硬？”
　　
　　中年女人说：“这是制度。”
　　
　　“制度？制度？这是什么制度？”牛天星跺着脚，扭头走了。
　　
　　我仔细看了看中年女人那张太监似的脸，即刻认出了她是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也大概认出来我就是杨长厚。
　　
　　她问我：“牛天星是你什么人？”
　　
　　我说：“是侄儿。”
　　
　　她叫我在收据上签了名，办了住院手续。这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还是有人情味的。
　　
　　办完各种手续，已到了农村人吃早饭的时候了。南兰被推进了手术室。她的神志尚清醒。她从护士推着的小车上回过头来向牛天星招手，牛天星不知是由于太担心，还是由于太激动，把头扭过去了。他没有理南兰。
　　4、南兰
　　在我向他招手的时候，他怎么能不理我呢？
　　
　　他好像故意将脸迈过去，装作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我是想把他叫到跟前来，给他说清楚，那件事必须说清楚，我不能老将他蒙在鼓里，我不忍心欺骗下去。我要告诉他，在和他睡觉之前，那个饭庄经理已经睡了我。第一次和天星睡觉的那天晚上，天星很激动，他可能以为他睡了一个混沌未开的处女，对此，他是很看重的，他渴望得到一个纯情的女孩儿又觉得女孩儿会给他带来深重的罪恶感。
　　
　　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面部的表情。他小心翼翼地用双臂搂抱着我，他吻我时，嘴唇不住地颤抖，连嘴里哈出来的气息也是颤悠悠的。他对我无能为力，他的肉体大概躲在精神后面不敢抬头了。我急得想哭，拿牙咬住了他的胳膊，他不哼一声。
　　
　　事毕以后，他趴在我的身上哭了。他的嘴唇半张着，不住地抽泣，泪水濡湿了我的胸脯。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种时刻会泪水涟涟，痛哭不止。
　　
　　几天以后，他对我说，兰，我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儿。
　　
　　果然，他很看重女孩儿。我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女孩儿？还是他在逼问我，那个第一次和我睡觉的男人是谁？我一直瞒直他。现在，到我说出来的时候了。
　　
　　我说，你们不要捆绑我的脚和手，我害怕。
　　
　　你不要动，一个男医生说。
　　
　　医生的面部只有一双眼睛。他对我的态度全部涌进了眼睛，他的眼神生硬、冷漠、毫不留情。
　　
　　你才十九岁？一个女医生故作惊讶地说。
　　
　　从她裸露在面部的一双眼睛上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她的年龄标示在说话的音调上：尖刻、短促、浑浊，不太活泼，她很可能是一个中年女人。
　　
　　她说，才十九岁就这样不规矩？
　　
　　规矩？规矩还不是你们这些大人给我们这些女孩儿规定的？你们当中的哪一个守规矩？谁把规矩当作一回事？你们只不过比十八九岁的女孩儿老道一些虚伪一些世故一些。
　　
　　我觉得，我的血在汩汩流淌。我的血染红了我的身体。染红了我的十九岁。
　　
　　给氧。我听见了遥远的声音。
　　
　　血压没有了。血压没有了。血压没有了。血压没有了。
　　
　　他们故意用钝刀子割我，一刀一刀，割得很随意。我的血从刀子底下流出来，流在了手术床上，滴在了地板上，他们踩着我的血来回地走动着，我能看见带血的脚印。
　　
　　我要回去，我说，放我回家。
　　
　　我想爬起来，我一定要挣断捆住我的绳索。
　　
　　我要回去，回家去。
　　
　　啊——啊——啊——
　　
　　我一点儿喊不出声来。我想说话，说不出口，我的声音被什么东西挡回去了。我的血液不再喧哗，不再流动。
　　
　　有人在叹息：她才十九岁。
　　
　　手术室里沉寂如死水。
　　
　　他们大概在清理、打扫我的血迹。
　　
　　是谁在哭？是天星？是他们几个？哭声太嫩弱了，不是大人们应有的哭声。是她？婴儿。是我的孩子？天星，我们有孩子了。她会把咱俩连结在一起的。孩子，你放声哭，让人们都知道，你是我和天星的孩子，是孩子的孩子，是不规矩的结果。
　　
　　孩子的哭声离我多么远啊！
　　
　　我简直受不了这骤然而来的寂静。
　　　5、冉丽梅
　　　手术室外面的过道上很寂静。
　　
　　我恍然听见南兰在手术室叫我，叫我冉丽梅，叫我冉大嫂。我屏住了气听了听，什么也没有听到。
　　
　　几个人如同砍到在山坡上的几根木头，摆着不同姿势。登科蹲在楼梯口那边，脑袋耷拉着，蔫头蔫脑的，像挨了霜冻的庄稼。杨长厚坐在登科旁边的楼梯台阶上，眼睛不时地看看手术室紧闭的门，他全神贯注的神色中透着不慌不忙，从垂吊的两条手臂上看，他已是疲惫不堪了。牛彩芹站在手术室的门口，她侧着脸，不眨眼地看着那一扇冰冷的铁门，眼光似乎要从没有任何希望的门缝里伸进去，她的目光推过来的时候，我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可怜、焦灼、怜悯、恐惧和难以安宁。牛天星低下头来回地走动，走过来又走过去；楼道里已被他丈量了好多遍，他的脚步时而粗重，时而急短，脚板踩在楼道上发出的响声空洞、清晰、沉闷。
　　
　　登科坐在了地板上，他的一只手抠着沾在脚上的泥巴。他将杨长厚的那一只鞋还给了杨长厚，他那只受伤的脚肿得又肥又厚。我推搡了他几下，叫他不要在脚上乱抠。他说：“我要去买一双鞋，四十二码的解放胶鞋。”我说：“你去买呀，现在就去。”他说：“牛天星没有给钱呀。”他的话使我哭笑不得，我说：“你真是个没出息。”他看我沉下脸，就不再吭声了。
　　
　　“冉丽梅！”他又叫我。
　　
　　“是不是又想鞋了？”
　　
　　“我不是那意思。我问你，肚子饿不饿？”
　　
　　“不饿。”
　　
　　“我是说，咱的牛只吃了一槽草，它们饿极了就会从槽上翻过去的。”
　　
　　我说：“你能不能想点别的事情，没有啥可想的，还不如把你的臭嘴闭上！”
　　
　　过道里又恢复了难堪的寂静，牛天星的脚步声拖得很远很远，似乎已穿过了过道的顶端，散失在院子里去了。
　　
　　手术室的惨叫声就是在这个时候穿过铁门钻出来了。几声喊叫把我的心揪紧了，凄厉而绝望的喊声是人受不了，我觉得，像跌入冰窖里一般，浑身发冷。牛彩芹不顾一切地用双手在铁门上捶打，她失声喊叫：“南兰！南兰！”杨长厚和田登科也扑过来用身体紧拥住了铁门，想把铁门拥开。牛彩芹的脸上紧张不安，痉挛似的拿手在铁门上抠。冰冷冷的铁门生硬而光滑，根本没有她下手的地方。登科说道：“娃能受得了吗？”牛天星从过道那头跑过来了，他没有到铁门跟前来，只是站在远处木然地看着，似乎那道铁门就是危险的信号，他走得越近，危险就离他越近。他可能比谁都害怕。我们被隔绝在一个未曾目睹的场面之外，南兰和她孕育了十个月的小生命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触手可及的只有紧张、不安和焦灼，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内心注入的担忧，我们被各自的担忧挤压着，谁也不会安宁的。
　　
　　杨长厚拉住牛彩芹的衣襟说：“你安定一会儿行不行？不就是生个孩子嘛。”
　　
　　他说得似乎很轻松。他的话连自己也无法宽慰，怎么能够宽慰牛彩芹呢？
　　
　　牛彩芹说：“冉丽梅，你来摸一摸，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跳过。”
　　
　　我走过去一摸，她的心果然跳得很厉害，她的心好像从胸腔里跃出来，跌在了我的手心里。
　　
　　我说：“不要紧，咱都放下心，县医院的医生不是白吃干饭的。”
　　
　　当楼道中沉寂以后，空气变得很凝重了，每个人从肺腑中呼出来的紧张和急迫都聚在一块儿，拢成了庞大的、悲哀的情调。登科似乎是为了打破这情调才说话的，他说：“今年雨水来得早，也暖和的早，咱们回去后就种玉米吧。”
　　
　　他这话是对我说的。
　　
　　我说：“你心里还惦念着啥？”
　　
　　他嘿嘿一笑，笑得很天真很粗鄙，似乎有什么话在他的笑后面蹲着，一伸腰就出来了。
　　
　　他说：“你向我跟前靠一靠，我给你说。”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将头迈向了一边，他的嘴巴撵过来，捂在了我的耳门上说：“我还惦念着你。”
　　
　　他想用粗野的话打破沉寂，使每个人的紧张都得到一点松弛。结果，适得其反。杨长厚的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更冷峻了。
　　
　　杨长厚骂道：“这些驴日的医生，不知咋弄着，一个手术做这么长时间？”他站起来，到过道上走动，我扭头一看，不见了天星。
　　
　　“天星呢？”
　　
　　“上楼去了。”登科说。
　　
　　“我去看看他。”
　　
　　我上了四楼，在四楼没找见牛天星，我又上了五楼，五楼还是没有。我撵到楼房顶上，牛天星木呆呆地站在楼顶。他的身后是高大的“十”字。太阳斜照过来，老远看，他好像把那个“十”字背在脊背上。那个“十”字殷红殷红的，血一般的颜色。
　　
　　“天星，”我叫了一声。我说，“你不要害怕，女人生孩子就得受苦，女人的耐力是很大的，你不是女人，没有这个体会。”
　　
　　“我有感觉，”牛天星说，“预感不好。”
　　
　　“不会出啥事的，”我安慰他，“下去吧，这么长时间了，手术大概快做完了。”
　　
　　我抬眼看了看，天晴得很好：太阳清澈、纯净、很有生机。
　　
　　牛天星跟我一同下了楼房。
　　
　　我们刚走到三楼，手术室的门打开了。血腥味儿、酒精味儿、来苏味儿混合着各种气味冲出来，冲散了我们悬着的紧张和不安。几声婴儿的哭叫使我们又惊又喜。随之，我们真相大白了。
　　6、田登科
　　这份煎熬真不好受，比抬着南兰过桃花河更难耐，我也知道这是两条人命的事，不然，我把几头牛撂在家里自己受这份罪何苦呢？人的一生变化就这么快，比闪电还快。前半夜，我还和冉丽梅在炕上快活地打滚；后半夜，在风风雨雨中奔走了一趟。天刚亮，心又不安了。说不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人的一生真是捉摸不透，但对我们庄稼人来说，总有一个定势：那就是受苦，不受苦还有什么活头？苦迟早要受的，前半夜不受，后半夜就得受的，苦给你留着，你想躲也躲不掉的。牛天星和南兰的受苦完全是自作自受。女人嘛，女人天生就是男人骑的，男人不必把女人看得那么要紧，更没有必要去宠惯她们。牛天星恨不能把那女孩儿端在手里含在嘴里，这会儿，他就得受罪了。现在的女孩儿把睡男人看得很轻淡，作为一个男人，牛天星轻淡不起来。城里的男人大概都有这毛病。这就叫自作自受。
　　
　　我们那儿的老一辈人都这么说，受苦的人有两个门是不能进的，一个是医院里的门，一个是法院里的门，那是把钱当作粪土把人当作木头的地方。即使南兰是一根木头，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也该把她炮制平整了吧。我们只听见她惊叫了几声，以后就无声无息了。我们只能这么苦等。过道里偶尔走过两个医生，你连问几声，他们的嘴皮抬也不抬，只用挺厉害的眼睛瞪了你一下，你就无话可说了。我不上医院，我这只脚烂掉了也不上医院，那不是受苦人来的地方。
　　
　　手术室的门开启时连一点响动也没有。
　　
　　门一打开，彩琴嫂反而退到后面去了。
　　
　　我和杨长厚想向手术室里挤，从里面走出来了两个女医生拦住了我们。她们还没有摘掉口罩，白大褂上溅着不少血迹，我第一次看见，血溅在白衣服上是那么鲜亮。雪白的白大褂把人血衬托得像春天的太阳一样。
　　
　　她们的眼睛看着前方，根本不准备搭理我们。
　　
　　“南兰呢？”彩芹嫂更加惶恐不安。
　　
　　两个医生目不斜视，径直朝前走。
　　
　　紧随着医生出来的是一辆四轮车。彩芹嫂和冉丽梅扑上来
　　
　　撩开了南兰身上的白布看了看，彩芹嫂愣住了，她半张着嘴，想喊叫，没有喊出声来。喊出来的是牛天星：“南兰——，南兰——”他扑在车子上，失声痛苦。
　　
　　冉丽梅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她拦住了两个女医生的去路，一只手抓住了那个又高又胖的女医生的领口拼命地撕扯着。
　　
　　“你们害了她，是你们害了她！”冉丽梅大哭大叫，“你们是牲口！连牲口也不如！”
　　
　　两个女医生惊慌失措，躲避不及冉丽梅突如其来的袭击。
　　
　　“还我们南兰！还我们南兰！”冉丽梅狂呼乱叫。那个女医生的脸上被她抓破了。
　　
　　我去阻拦冉丽梅，她抽出手打了我两个耳光。随之，又扑向那两个女医生，一只手抓着一个。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她的手臂使劲摇晃着，好像要把两个医生撕碎似的。
　　
　　谁呀不搭理婴儿尖厉的啼哭声。
　　
　　我回头去看，长厚哥抱着婴儿蹲在手术室的门口。他也流泪了，眼泪刷刷地向下流。
　　
　　牛彩芹问女医生：“为什么会是这样？”
　　
　　一个女医生嗫喏道：“女孩儿流血太多了，血库里没有……”女医生不敢再说了。
　　
　　“啊？”牛彩芹抓住了一个女医生的衣袖，摇晃了几下，顺着女医生的身体溜下去，倒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