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夜行9---12）

9、冉丽梅
登科跌倒在地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双手紧紧地抓住抬杠用力将它举起来。他的力气真大。危险的情势竟然使他变得这么机敏。假如他扑倒在地，随之扔下抬杠，杨长厚也会被带倒的，南兰肯定会从担架上摔下来，摔下来的南兰会怎么样，就很难预料了。多亏了登科。这才像个男人！

我们将担架放在了路上。

牛天星一放下担架就激动得大喊：“田大哥！田大哥！”

他对田登科的感激溢于言表。

我用手电光一照，登科一条腿跪在路上说，“我真怕被黄土压死。”

我说：“死了便宜了你，南兰还没有抬到县医院去，你咋能死了呢？”

牛天星弯下腰，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扒拉着埋在黄土中的登科。他的小腿被埋住了。

登科说：“冉丽梅，你把我扶住，小心他们几个把我的腿弄断了。”

我说：“你忍着点，埋得不深，一会儿就扒出来了。”

彩芹嫂说：“你不要硬向外抽，好好地趴在那儿，我们给你扒土。”

我伸手去扶他，登科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两只手紧攥在一块儿，登科不停地给他的手上使劲，几乎要把我拉倒在地。我觉得，尤其这个在这个时候，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

我说：“我是你婆娘。”

他笑了：“我还以为我抓着的是一根木头。”

我将手电筒向坡顶一照，滑了坡的地方似乎在摇摇晃晃，长长的山坡上好像被谁啃了一口。

我说：“你们几个扒快点，说不定一会儿又要滑坡。”

杨长厚和牛天星满身满脸都是黄泥。杨长厚的鼻息粗重，牛一样喘气。牛天星撅着屁股，双手扒拉得很勤。他们从黄土中把登科抱出来，抱在了担架旁边。

“咋样？腿没有断吧？”我说。

登科站起来了，他摆动了一下那条从黄泥中扒出来的腿，说：“有点木。”

彩芹嫂蹲下来，双手在登科的腿上搓动着，揉搓着。

“腿没断，”登科说，“南兰还没有到县医院去，我的腿咋能断了呢？”

登科走动了几步，忽然高叫一声：“我的鞋！”他惊慌失措地说，“我的鞋埋在里面了。”

他返回去，弯下腰在黄土中扒拉他的鞋。

我将他拉了起来。

我说：“你吃啥惊？鞋值钱还是命值钱？再滑一次坡，把你压在里面，抬担架就少一个人。”

登科惋惜地说：“我的那双解放鞋才穿了十几天。”

牛天星说：“田大哥，一进县城，我就给你买一双鞋，你放心。”

登科说：“你不能哄我，得买四十二码的解放鞋。”

牛天星笑了：“就买四十二码的。”

坡顶上又开始向下溜土了，山坡善解人意地向我们发出了信号。

牛天星要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下来给登科穿。登科坚决不要。登科说：“我光脚板能行。我到了七岁，才开始有鞋穿，脚板子是从小练出来的，石头也割不破。”

牛天星说：“那不行，路上满是大石头小石头，你的脚怕是挺不住的。“

登科说：“你的鞋我就不能穿，至少要小二个码。“

我说：“天星，你们不要争了，你田大哥的脚那比你的脚有耐力，你就叫他光着脚板走吧，你把你姑姑换下来，咱们快赶路。”

下了十八岭南坡，天空开始发亮。我抬眼一看，走在前边的登科腿有点瘸，我真忍不住想问他一声：你是腿痛，还是脚痛？他的腰板向上挺了挺，似乎是向我的疑虑和怜惜作表示：他啥也不痛的。他的脚板肯定是被路面上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头割破了，黑暗中，我似乎能看见，血水和着泥水，带血的脚印，一个又一个印在了路面上。他的耐力大得惊人，我比谁都清楚。为了省鞋，每次犁地的时候，他都光着脚板，连续犁半个月山地，他从未说一声脚板痛。老乳牛踩了他的脚，他的脚面肿得老高老高，我说，你就歇两天吧。他说，咱是农民，没有那么娇气。情势这么危险，时刻有滑坡的可能，他还记着埋在黄土中的那双解放鞋。这也难怪呀，穷日子过惯了，好像任何东西的浪费和损失，他都不忍心，好像任何到手的东西他都万分珍惜。作为一个男人，他确实很吝啬，他的吝啬不会使人觉得羞耻的。和那些强取豪夺的人相比，吝啬并不算什么毛病。有时候，他就吝啬得太过分太可笑了。他吝啬得将干那事也要放在下雨天，似乎他的那一身力气在天晴的日子里只能交给土地。他就没有想到，女人一旦想要，还管它什么样的天气，在什么地方。我料定他是知道我和杨长厚之间的事情的，我料定他说不出口。我真希望他能说出来，能用粗话骂我几句，能扇我几个耳光，至少也得说，我是知道的，冉丽梅，你不要那样。

登科说：“冉丽梅，你不要那样”

我说：“我怎么了？“

登科说：“你不要推着走。路还长着哩，省点力气吧。”他在心疼我。

我说：“我以为你走不动了。”

登科说：“你放心，就是把南兰抬到省城里去，我也趴不下的。”

10、牛天星

天空越来越亮了。天上的乌云在游动，在升高，在变薄。
祖母活着的时候说，清明节前后，人的灵魂要从天上回到人间来。因为人的灵魂要在阴雨天行走，所以，清明节就要下雨，而且雨势来得快，也去得突然。老天大概要用云开日出来验证祖母说过的话是准确的。

已经能够看见桃花河的河水了。浑浊的河水卷着浪花向山外流去，河水撞在石头上，撞在河岸上，发出的响声悲悲切切的，使人觉得凄然无比。

我走几步叫几声南兰，走几步叫几声南兰，南兰一声也不呻吟了。我从南兰裹着被子里伸进去了手，在她身上摸了摸。

我说：“姑姑，南兰的身上很烫，她大概在发高烧。”

姑姑说：“不用担心，马上就过桃花河了，一过河，就出了山。”

“南兰。”我叫了一声她。

“我好着呢。”

南兰的回答比较微弱，我已经无法再安慰她了，我可能比她更害怕。



11、牛彩芹
和我们几个相比，南兰是多么可怜呀。她那么早就把女人的痛苦揽在了怀里，这是她放纵自己的结果，由于她的放纵，可能消解了对女人本身的害怕。当她彻底变成了女人之后，她会觉得，她的放纵和身处的环境相去甚远；她会发觉，这个人世间原来缺少的是温情，是真情，不是女人本身。

我几次试图和南兰谈谈她的家，她总是在回避，她只谈自己，而不触及家。她自负地说，她只有自己，她是她自己的，似乎她有理由支配自己。

你是自己的又能怎样？你为什么不坐在属于自己的课堂上去？你为什么不去画你自己该画的画呢？你为什么要跑到这深山中来？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威逼着她。如果只用女孩儿的贪欢来证实她和一个男人的私奔，对于南兰和牛天星来说，都太简单了。南兰并不是很简单的女孩儿，牛天星更不是简单的男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何况是南兰和牛天星。南兰和牛天星之间肯定有说不出的身事情深埋着。

“南兰。”我叫了一声。

她好像是动了动，没有吭声。

我说：“天星，你给南兰把被子向上拉一拉。”

天星说：“我来拉。”

天星俯下身，撩起被子看了看南兰。他吁了一口气。

我已看得很清，田登科的那只精脚从路面上抬起来的时候不太灵便，他的光脚板大概磨得血肉模糊了。没有他不行，这一路上，他一个人简直能抵上两个人。假如说，田登科不去抬南兰到县医院，我就和他闹个你死我活。只要做过女人都会知道，女人在这一阵子在这一晚上有多么难熬，况且她只有十九岁。她的骨头还太嫩。我们有责任救南兰，救南兰就是救我们女人自己。万一她有个差错，我们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得安宁的，我们不能眼看着她受煎熬而无动于衷，心再冷酷的人也会被她的喊天叫地感动的。如果我们不救她，就等于我们把她从山头上推

下了悬崖峭壁，她的结束将是我们的痛惜的开始，这种痛惜会流进我们的血液中，随着我们的心脏循环，一直到老到死。

大概连杨长厚和牛天星也没有想到田登科会这么善良这么勇敢，一路上，他全然不顾自己，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这个人世上还是好人多，如果没有好人来维持，天理将不会容忍人世间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家的一只眼睛，一条手臂，一滴血液。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我们生活在大家之中。

“要过桃花河了，我们放下担架歇一会儿。”杨长厚说。

我抬眼去看，桃花河蛮横地蹲在我们的旁边，河水急呼呼地向前奔突。桃花河上不见大桥，我以为还没有走到过桥的地方。

我说：“长厚，你是不是没有睡灵醒，你看看，走到桥跟前没有？”

杨长厚说：“我清醒得很。”

他干笑了一声，用手指了指翻滚着的河水说：“你看，你向那边看。”

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河水已漫过了水泥桥面，露在水外面的几个栏杆像朽木一般在河水的冲击下一会儿隐没了，一会儿又露出了水面，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隐没了。桥就在那儿，没错。

“这桥咋过去呀？”我说。



12杨长厚



我说：“我先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过去？”

冉丽梅说：“长厚哥，怕是不行的，水这么急，能过去？”

我说：“不行也得过河，行也得过河。我去试试看再说吧。”

牛彩芹看了看我，她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咱再想办法，河一定要过。”

我挽起了裤子，下了水。

这座桥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每年，我都要从这座桥上经过好几次，它的脾气我是熟悉的。去年夏天，我就曾淌着桥上的水过了河，不过，河水在桥上面浮得很浅，只淹了脚踝，河水也没有现在这么恶。我走进水中，只向前走了几步，就听见桥在咯吱咯吱地响，河水在我的脚下使劲儿地涌，妄图将我撂翻在水中。我又向前走了几步，脚刚一抬，似乎是有人抓住我的脚踝向上提了一把，我险些跌倒。

“长厚哥，不行，你回来！”田登科朝我呐喊。

看来是很难过去的，我只好从原路退了回来。

“这可咋办呀？”牛彩芹看着滚滚的河水连声说，“这可咋办呀？”

牛天星满脸的愁惨虽然看不太清楚，可是，从他搓动的双手上和不停地挪动的脚步声中，我们能感觉得出，他比谁都焦急。

冉丽梅说：“我下去试试。”

“你不行，”田登科说，“我去试试。”

田登科拄着抬担架的木杠子上了桥，他像瞎子似的双手将木杠子撑向前边，试探着向前走，河水在他的大腿四周涌动着，他每走一步好像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他小心翼翼地走了桥的大半，回过头来得意地呐喊：“我过去了，快过去了！”喊声刚落，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根从上游猛冲下来的木头在漩涡中一旋，蛇一般地仰起了头。“小心木头！”我还未喊出口，那根木头横着一扫，田登科被扫倒在桥上了，他被河水淹没了，手中的木杠子大概还紧抓着，木杠子的一头在水中上下蹿动着，我还能看清。牛彩芹和冉丽梅几乎是在同时呐喊：“田登科！”

田登科大概完了，我想。桥以外的水至少有三米多深，他不会水，不被淹死，也将被呛死。牛天星不顾一切地向桥上冲去，我抱住了他。当冉丽梅哭着再一次呐喊时，田登科从水中浮上来了，他一只手抱住了露在水外边的水泥栏杆，一只手挥动着木杠子。他的身体就像挂在树枝上的风筝，整个身体在桥外面的水中挣扎。水流湍急，他如何努力也上不了桥面。

我说：“我去帮帮他。”

牛天星说：“我去。”

我说：“你得是想被淹死？”

牛彩芹说：“叫你姑夫去。”

我上了桥，奋力向田登科跟前走。河水不时地推搡着我。我还没有走到田登科跟前，他终究挣扎着上了桥，正向我这边走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被田登科遇到的险情吓住了，他已经回到了我们身边，冉丽梅还在抽泣。

“你哭个球，阎王爷又把我放回来了。”田登科抹了抹脸上的黄泥水，他说，“你们几个扶住我，我把南兰背过去。”

我说：“不行，那太危险了，水卷走了我们不说，南兰也保不住了。”

牛天星说：“总得想个办法呀，不能这样守在河边。”

我说：“咱们绕着走吧，顺河畔的小路绕到山口去，山口的河床宽，水也不会太深的。”

冉丽梅说：“杨大哥说得对，多绕几里路费时间，可没有危险，咱走快点就是了。”

看来，我们只好绕过去，除此以外，别无它法。我们抬起了南兰，加快了步子，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向山口走去。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天很快放晴了，天光越来越亮，黎明开始向人世间招手。走在担架旁边的牛天星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太激动，他的牙齿在打颤，他喊南兰的时候，舌头底下弹出来的声音变了调，南兰变成了“难难”。他说，难难，你坚持住，快过河了。

我说天星你不要激动，你激动什么，咱们谁也不赢谁，是闹着玩。

天星一输就激动，一激动就输，手底下很毛躁，双眼圆瞪着地上的小石子儿，好像要用眼睛将它们一个一个地吃掉。可见，他输不起，他只能赢。

在夏日的午后，天星没有睡觉，我们便坐在树荫下玩着“围老虎”。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找几个小石子儿或土疙瘩，用手指头在地上画一张图，双方便开始了交锋。这是有输也有赢的游戏，也就具有赌的意味了。

我说天星，你当“老虎”我当“猎人”，咱们换一个位置。天星手底下的“老虎”被我手下的几十个“猎人”赶上了山，团团围在了山中。他当“猎人”时总是输，他的“猎人”一个一个地被我的“老虎”吃掉了，他当“老虎”也是输。天星用手抹掉了地上的围猎图，懊恼地说，姑夫，我不玩了，我玩不过你，你是老赌徒。

我在牛天星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牛天星就是我，我就是牛天星。牛天星也是好赌的，他的赌法和我不一样，他一旦赌输了就走人，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资本太少，也可能很自卑，缺少一份赌徒应有的耐心。我越输越想赌，一直输得一塌糊涂还不心甘。

牛彩芹老是问牛天星进山干什么来了？老是问他犯了什么事？牛彩芹经常在我跟前炫耀她读的书不少，可见，她只是一条“书虫”，她缺少悟性。还用问吗？和牛天星玩过几次“围老虎”之后，我就觉得我的进山和他的进山有相同的意义，不同的目的。我是输得很惨很惨才进了山，他可能是输不起才进山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赌场，只不过押在赌场上的赌注不一样罢了。尽管天星不承认他是一个赌徒，其实，从他踏上人生之路的第一天起，他就进了赌场。

我不知道天星在省城里是怎么生活的，我不想去问他。但我能从他身上品味到赌徒的品性：敢作敢为。他就敢将一个女孩儿领到山里来睡觉，敢将这个女孩儿的肚子搞大。他得之于勇气和胆量，也失之于勇气和胆量，每个赌徒大概都具有这样的真性情。他肯定是在省城里惹下了什么麻烦，可能是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他输不起，才想到一走而了事。他是在逃避，他能逃避掉吗？

我有一个比喻，如果说牛天星是“猎人”，南兰就是他手中操纵的“娃娃”，“猎人”面临的只是失败的危险，而“娃娃”时时刻刻有被“老虎”吃掉的危险。女人是救不了牛天星的，牛天星的失败和他对女人的肉体享乐是两回事。女人是很难走进男人的内心的，牛彩芹是这样，冉丽梅也是这样。尽管冉丽梅对干那事儿很卖力，尽管我们把气氛煽得火一样红，当我从冉丽梅的身上下来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冉丽梅快滚，从我身边滚得远远的。牛彩芹大概以为我是五毒俱全的男人：既赌又嫖。她就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牛彩芹总以为，她嫁给我是亏了她，难道我不亏？是谁亏了我？

在凤山县高中，谁不知道我是全校的学习尖子，对于读大学，我充满信心。在那场运动中，我们将年青的激情全部投入了运动。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赶上枪林弹雨，我们所投身的革命和枪林弹雨中的革命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都想做一个没有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的英雄，我们将喊口号贴标语上街游行斗争坏人视为英雄的行为，视为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伟大举动。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种革命的可怜和悲哀。就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最后一次再考大学不说，几乎成了阶下囚：我将被打死了的老校长背到铁路上制造假象，幸亏我没有动手打人。当我的革命给我的年青的生命带来危机之后，我当时的境况和现在的牛天星差不多，不过，我并没有进桃花山。我选择了赌。赌是忘却的一种方式，是妄图挽救自己的最后手段。我当然不是为了输去赌的，我总想赢，越是想赢，越输得惨。

激情被抽干后，只剩下了肉体，既然只是肉体，在哪儿活着都是一样的，城市农村是一样的，山里山外是一样的。

牛天星大概出于写文章的需要，叫我给他谈谈我的过去，我就坦诚地从我的小时候说到了现在，我不知道，将来他在他的小说中会把我变成怎么样一个人。

牛彩芹急呼呼走进草房说，南兰快生了，要把南兰抬到县城医院去。牛彩芹是用商量和恳求的语气和我说的。她可能以为，这么大的雨，我会犹豫或推拒的。她就不知道，在我的心目中，牛天星的为难就是我的为难，风再大，雨再猛，我也要和他们一起把南兰抬到县医院里去的。她还以为，我是牛天星的姑夫才没有推拒她。伦理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具血缘性的，也是最靠不住的，人和人的关系只有在利益中才能维持长久。感情也是一种利益。

头顶的蓝天上点缀着几颗星星，它们在跌落前使劲儿地闪动着，一阵西北风吹过来，五个人仿佛都从睡梦地里醒过了神。

冉丽梅兴奋地喊道：“出山了！”她给牛彩芹说，“你看，能看见县城外的那座水塔了，水塔上的电灯多亮呀！”

牛天星拉住南兰的手说：“快到县城了，南兰，你怎么样？”

南兰说：“还痛。”

身旁的河水发出了呢喃细语声，昏黄的水面上漂浮着树枝、柴草和木头。稠而厚的泡沫像肥皂水一样聚在一起慢慢地转动着，浮在水面上的杂物疲倦了似的移动得很缓慢，汹涌了一路的流水到这里才平静下来了。我看了看平稳的流水对田登科说：“放下担架歇一会儿，从这里淌过河去。”

我和田登科先试着在河里走了一趟。河床里布满了圆石头，光滑的石头一踩上去就妄图把你推倒。不过，水不太深，最深处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我们确定了过河的地点，准备过河。

从河水中返回来，田登科坐在路旁搂住了他的脚摇动着。冉丽梅走过去看了看田登科的脚，吃了一口辣椒似的长吸了一口气，她说：“你的脚烂成那样子，咋不吭声呢？”

田登科说：“我不觉得痛，一点儿也不觉得。肉烂掉了，就会长出来的，你放心。”

我说：“脚烂了，给你省了一双鞋，你说是不是？”

田登科笑了笑，他说：“一过河，只剩下八里多路了，就是没有那只脚，也会到县城的。”

牛天星说：“一路上多亏了田大哥。”

田登科说：“我不想听好话，咱说好了的，你得给我买一双鞋。”

牛天星说：“就一双鞋嘛，我不会赖你的。”

“有大家给你作证，天星一定给你买鞋的。“我说，“快过河吧。”

我们抬着南兰过河。到了水深处，我们将担架举起来，用头顶着向前走。我们踩着河里的石头从浅水处走过去了。脚下的石头真滑。存心不良的石头一心要把我们放翻，我用了很大的劲儿，用脚紧抠着石头。我给田登科说，你的脚受了伤，一定要小心。话音刚落，田登科就扑倒在水中了，他跌得很重，大概是石头把他的脚割疼了。他的双手撂开了担架，担架的重量偏向了一侧，我也被他带倒了，河水太深，我呛了几口水。我赶紧爬起来一看，冉丽梅和彩芹也跌倒了，担架飘在了水上，牛天星急得大喊南兰。冉丽梅抢先一步，抓住了担架。幸亏，担架没有沉入水中。田登科被漂出了几丈远，他爬起来说他喝饱了。田登科干呕了几口。冉丽梅和牛天星抬着担架。冉丽梅破口大骂田登科是笨怂。田登科说他腿抽筋才跌倒了。彩芹说，不怪田登科，人=他是好样的。我们重新抬起了担架。我们在流水中划开了一条可以走人的道路，我们吃力地行走在河水中。没有用多少时间，我们居然平平安安地过了河。

一到河岸上，冉丽梅冷得牙齿在打颤，她说：“快走吧，坐下来太冷了。”

牛天星给南兰说：“南兰，你看，县城快到了，在那边，有灯的那边。”

南兰竟然坐起来了，她坐在担架上，朝县城方向看着看着，倒在了担架上。

牛天星孩子似的放声哭了。

“南兰！南兰！”牛天星连声呼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