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办公室的明枪暗箭

　　唐文治就职礼举行过后，秦正怀就从学校神秘消失了。在办公室例会上，副主任刘文报宣布秦主任外出学习了，本学期工作由他主持。干部外出轮训是一项制度，原则上人人有份，但谁先谁后，却大有讲究。排在前边的，往往显示了在领导心目中的份量，甚至还预示着某种发展前途。秦正怀身为校办主任，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角色，在中层干部中举足轻重，理应首先安排。可他对学习之事并不热心。他虽然天资不错，从小学到中学，数学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对文史哲却非常排斥，结果由于偏科，高考名落孙山。无奈之下，只得“投笔从戎”。事与愿违，军队转业后却又偏偏分配到一个到处都冒着文化气的大专院校。作为一名置身于文化海洋中的复转军人，尽管面临许多无形的压力，但素日并不见他读书看报。他所得来的咨询，全靠看电视和与别人聊天。说也奇怪，就凭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少。辩论起国内外形势来，还常把刘文报之类的“理论家”弄得张口结舌。
　　刘文报在外进修学习时，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讲“和谐”的涵义，说“和”字是一个“口”加一个“禾”，意思是人人要有饭吃；“谐”字是一个“皆”加一个“言”，意思是人人有话说，因此，“和谐”的意思就是人人要有饭吃，人人要有话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和谐社会。大家听后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不久，全国人民正在反思该如何汲取苏联教训，人人都绷紧了要重新进行斗争的弦。中央党校毕竟代表着上边的声音，他这么一讲，大家就弄不清楚，上边到底是要斗还是要和。刘文报不关心这“和谐”里蕴含的政治信号，只是觉得那个教授把这个词解释得很有文化。这成为他本次学习的最大收获。他如获至宝，逢到场合就给人讲“和谐”。一次，他在办公室唾沫四溅地讲完“和谐”，自得劲还没来得及上来，没曾想秦正怀竟接话道：“文报，照你这样说，猪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你看猪不但个个有饭吃，而且顿顿还要人伺候；猪想怎么哼哼就怎么哼哼，比人可自由多了。”秦正怀说罢，一片哄堂大笑。刘文报明知秦正怀是在无理取闹，可急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就是不知该如何反驳。秦正怀看着他那窘样，并没有打算就此宽宥了他，反而脑门里突然冒出了毛主席的一句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和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痛打落水狗”，就乘胜追击道：“我看‘和谐’，准确来讲就是，不但人人要有饭吃，而且要人人吃好饭；不但人人有话说，而且人人要说好话。这才叫社会主义。”当时朱师傅也在座，听罢连声叫好，并伸出大拇指，奉承道：“还是秦主任，有水平。不管孬好，人人若只满足有饭吃，那真成猪了；人人要不说好话，都说孬话，这世界就乱套了，还建啥社会主义？”朱师傅大字不识几个，一向看不惯刘文报的酸腐样。秦正怀出身转业军人，工农兵原是一家。看到自己阵营中的人如此长脸，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是击节叫好。
　　秦正怀也诧异自己无师自通的天赋。在厕所方便时，偶尔看到一条被人当作手纸的毛主席语录，立时茅塞顿开，禁不住暗自窃喜。那条语录上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他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专门评论他和刘文报的。可惜他生不逢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归西得太早，连他人家的语录都被用作手纸了——要在当年，此种行径，轻则挂牌游街，重则吃枪子也难说。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时人人言必称阶级斗争一样，现在是张口闭口就要提“知识”、“文凭”。一想到要重新像小学生一样，整日坐在教室里听“举人”们讲“八股”，他头都大。因此，组织上每次安排他外出学习，他都拿出“高风亮节”，把机会让给那些“最需要学习的人”。査中和和薛可忠也觉得学校里许多事都要靠他周旋，在学习这件事上，就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这学期学校政坛发生突变，他预感要发生些什么。唐文治的演讲把宋植起草的讲话稿弃置一旁——宋植是秘书，他是主任，宋植起草的讲话稿，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他的讲话稿——更让他真实地感受到变化的到来。他觉得这时候，最好是出去躲躲，因此，就主动提出要出外学习——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听“举人”们讲“八股”令人生厌，但总比不明不白陷进一股政治旋涡中要强。他向唐文治表达心意后，唐文治的态度出奇的好，对他出外学习鼎力支持，还勉励他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唐文治的好态度，反给他带来了一种失落感，因为这表明这个代理校长对他的依赖度——也就是他的价值，远不如薛校长了。不过，这也让他确认自己主动出外学习，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刘文报主持工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展了一场“茶杯革命”。开会前，他让小马给每人准备了一瓶瓶装的水果罐头。大家吃罢罐头，他又让小马给每人面前的空罐头瓶一一倒满开水，说今后这罐头瓶就是各位的茶杯了。他把自己原来那个印有03号的茶杯，拿在手中晃悠了几下，猛生了一种要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的冲动，但主持工作的校办副主任的角色，使他中止了这不该有的“恶”。他把它递给小马，又让小马把它和几个一块“荣退”的茶杯收拢起来，弄进杂物间，和那些废铜烂铁堆在了一起。在准备水果罐头时，他没忘记秦正怀的那一份。最后，他有些黑色幽默地说道：“等秦主任回来的时候，这罐头也许会长出毛来的。反正他这学期的工作，都是我们替他做的，他这份福利呢，我们就给它共产了吧。”大家就把秦正怀的罐头分而食之。吃完之后，小马把那空罐头瓶子，端端正正摆在了秦正怀的座位上。
　　“茶杯革命”完成之后，刘文报开始开会。虽然只是临时主持工作——也许正因为是临时就更加珍惜这个机会——却把讲话的主旨弄得像领袖作报告一样大，美其名曰“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新的形势——大家都明白他是指学校刚刚完成的改朝换代——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而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呢？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之所以对学习如此情有独钟，并不仅仅因为他上学期刚刚进修过，积攒了满肚子的理论，急需贩卖，更因为他是学习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刘文报原本是文理部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育老师。虽然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全世界顶尖的现代权威组织，还是中国久远的圣哲，都认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教会学生做人，其次才是做事，但是，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学生无不统统把“数理化”等做事的学科看做主科，而把“文史哲”等做人的学科看做副科。因此，在学生心目中，与教做事的老师相比，那些教做人的老师，自然就成了“二等公民”。特别是那些正值青春期的大学生，原本想上了大学离开家，终于可以摆脱父母无休无止的唠叨，谁曾想到了大学，父母的唠叨却成了要必修的一门功课。父母再怎么唠叨，毕竟是给予自己生命的人，忍受一下也是大义所在，而听任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德育教师，像父母一样却比父母更加系统地教训自己，就觉得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一来，德育课的到课率就可想而知了。除了工作的不满意外，他老婆又在原籍工作，两地分居，给生活平添许多麻烦。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选择通过考研来改变现状。改革开放使经济学成为显学。考研选报专业时他原准备考经济学，可学校规定只能报考相近专业，否则不准考试。不能报经济学，德育专业他是决心不再报考，与德育相近的专业，除了伦理学，就是政治学。在他看来，伦理学和德育几乎没有区别，而政治学虽然也有训人之嫌，可在国人的意识里，政治还几乎和做官是同义词。想自己今生尽管无缘做经济学家发大财，但如果能混个政治学硕士，说不定还能弄个一官半职的，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当时像他这样谋划着要改变命运的德育老师实在太多了，在其中他又偏偏不是最优秀的那几位，结果阴差阳错就被调剂到了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前，他曾尝试回原籍联络过工作。人事局接待他的是一位工农干部。这位干部原来在乡里做民事调解员，最擅长的就是调节邻里关系。一听说刘文报学的是“论理学”，心里立时涌起一股鄙视的笑。想这大学真是吃饱饭没事干了，难道和人论理也需要研究？就对刘文报说，像他这种情况只能到居委会工作。刘文报听后哭笑不得。想自己再怎么着也是个伦理学硕士，搁大清王朝，至少顶个举人，即使不能像进士那样封官加爵，但也是响当当的社会名流，断不能受这些硬是把“伦理学”说成“论理学”的大老粗统治，遂依然放弃了回原籍工作的打算。
　　到社会游历一番，作为知识人的刘文报痛苦地认识到：在中国，要说上对知识有一点尊重，还只有大学。因此，学成之后就重回到了学校。俗话说得好：上帝在为人关上一扇窗的同时，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刘文报毕业那年，正赶上薛可忠履新，他也便沾了“专家治校”的光，不但把老婆调到了学校，解决了两地分居，而且还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破格提拔为校办副主任。如今虽然薛可忠辞职了，但由于和柳明年是同乡，凭着这层关系，又博得唐文治器重，成为唐派的骨干。知识给他以馈赠，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对得起知识，就决心要做一个学者型的干部。为了和行政楼那些常年穿着蓝涤卡部中山装的干部有所区别，就终日西装革履。案头上也总是堆满了成摞的理论书籍，讲起话来更是一套一套的，被誉为校园里的理论家。
　　刘文报虽然从知识中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亲身验证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至理名言，但身为理论家的他不愿意别人把知识看得如此庸俗——倘若知识如此庸俗，他这个理论家圣洁的声望自然也不保，就像见了漂亮女人就心动的男人，若不把赤裸裸的性欲包装成爱情，恐怕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流氓一样。在他看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只不过比大宋朝那个只会靠伪造天书统治天下的赵恒，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稍微文雅点而已。因此，相比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他更愿意对人讲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就是知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说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说知识真的毫无用处，而是他老人家不忍心像赵恒或培根那样把知识庸俗化。知识若有价值，它惟一的价值就是能够改变人的理念。理念虽然无影无踪，但人们的行动，却无时无刻不受到理念的左右——如此高深的理论，他这个伦理学硕士，也才勉强能弄得懂，更遑论他的属下了，接受起来难免是隔靴搔痒。他寻思着如何才能把这高深的理论讲得通俗点，目光触到桌上的罐头瓶子，突然来了灵感。他说在他出外学习之前，只知道罐头瓶子能够装罐头；出外学习后，才知道罐头瓶子还可以当茶杯。这就是说学习可以改变人的理念；理念一变，同一件东西就产生了不同的价值。鬼使神差，他还东拉西扯地说道：这罐头瓶子，就好比是市场经济理念，那搪瓷茶杯呢，就好比是计划经济理念，我们只有把那搪瓷茶杯果断扔掉，才能拥有这罐头瓶子。
　　领导们在开会的时候，小马坐在一旁，随时准备服务。刘主任讲的理论，他听起来就不仅仅是隔靴搔痒，而是云山雾绕。别的毛病他挑不出，他只是不明白为何搪瓷茶杯就代表了计划经济，而罐头瓶子却代表了市场经济。尽管如此，他对刘主任的“茶杯革命”，还是打心眼里拥护的。因为“茶杯革命”给他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好处：一个是罐头瓶子的容量几乎是搪瓷茶杯的两倍，这样他给领导倒水的次数就可以减少一次。虽然从物理学的原理讲，将一件事一次做完和分成两次做，用的功是一样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前者给人的感觉要比后者省一半力。人之所以被称为高级动物，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它能常常用阿Q精神进行自我哄骗。另外一个是，由于罐头瓶子是透明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何时该给领导续水。在领导们使用搪瓷茶杯喝水时，由于搪瓷茶杯不透明，上边还有一个盖，何时该给领导续水，常令他不胜烦恼。有时，他给领导续水，打开盖子一看，里边的水却是满着的，这时，领导为了表示对他劳动的尊重，还得停下手头的工作，对他笑一笑；有时，领导茶杯里的水喝干了，他没能及时发现，害得领导亲自到处找茶瓶倒水。这时候，他就会为因自己服务不到位而影响领导工作感到深深自责。因此，时刻观察领导喝水情况，并从领导喝水的动作中，准确判断出何时该给领导续水，就成为他需要锻炼的一项重要技能。而现在，不透明的搪瓷茶杯换成了透明的大罐头瓶子，他终于可以不必再为此费力劳神了。
　　刘文报大讲一番形势和学习后，又长篇阐述了今后的任务，接下去让大家谈体会和建议。可令人失望的是，他讲罢，并没有期待中的应声附和，只是听到一片“滋滋”的喝水声。由于那水还带着没有褪尽的水果罐头味，文穿禁不住还多喝了几口。刘文报见状，就又想起他的“和谐”理论来，他进一步启发道：
　　“我们办公室就是一个大家庭。古人云——说到俗语，不管古人有没有说过，他都爱用‘古人云’，而极力避免用‘俗话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他是一个硕士——家和万事兴。古人要想一家和睦，很简单，做到人人有饭吃就行了，‘和’嘛，一口一禾，就是人人有饭吃；而现在，温饱早已不成问题，要想和睦，就得人人有说话的权利，‘皆言’就是‘谐’。我们单位要想和谐，就不能搞一言堂，我——他说到此，停顿了一下——是真心想听大家的意见的……”
　　他之所以停顿了一下，是本想说“我不像某些人那样”，但立刻意识到这样说有影射秦正怀之嫌。秦正怀主持会时，虽然用语谦和，但给你的信息却是无庸置疑、不可更改。他讲完后也会问大家有没有意见，但那只是象征性的，大家一般都会异口同声说没有，他也便非常满意地挥挥手，让大家散去。刘文报想说上几句显示自己副主任身份话的机会都不给。如今他有了掌控会议的主动权，潜意识里就想发泄一下对秦正怀的怨气，可意识却提醒他趁领导不在说其闲话，会使自己的人品遭到质疑，再加上想到鲁迅先生说过辱骂不是真正的战斗，就觉得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民主”，才是对秦正怀最好的报复。
　　刘文报启发后，文穿望了一眼宋植。宋植此时正用手捂着罐头瓶子在想，要是秦主任在，看你刘文报还敢卖弄你的臭和谐理论不敢。宋植不吱声，文穿只得装沉默。他知道机关里最大的潜规则就是“论资排辈”，“僭越”是危险的。刘文报想不到让大家开口如此难，就把这全归于秦正怀的遗毒。如此想，就越发激起他要彻底摧毁“秦氏专制”的决心：“看来民主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怪不得孙中山先生要用专制来推行民主。为了我们办公室的民主，我也要学学中山先生专制一下。今天是人人过关，一人不发言，这会就别想散。”
　　宋植不知道刘文报“孙中山用专制推行民主”的说法出自何处，他只知道孙中山自革命之日起，整天被打得到处流亡，没有过过一天安宁日子，哪还有能耐搞什么专制。然而，无论如何，刘文报毕竟是副主任，他把国父都搬出来了，再不吱声，就是故意和领导过不去了，但他弄不清楚刘文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想刘文报嘴里神秘兮兮的“理念”，不过就是“思想”。人类的智慧其实就那么几句话，早被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加上耶稣、释迦摩尼、穆罕默德等几个先贤说完了。一代一代虽然新理论层出不穷，但都不过是老姑娘穿了件新衣服，或者是过期的食品贴了新的标签。思想也好，理念也罢，的确是挺可怕的东西，言多必失，自古以来，因为说错一句话，惨死在朝廷的大臣不在少数。因此，要说就尽量说些“非思想”的东西。他就说了三点：一是办公室人手太少，他一个人又忙行政，又写文稿，常顾不过来；二是打字机还是老式的机械打字机，影响工作效率，建议换一台电子式的；三是小车太少，职工用车困难，建议购一辆新车。宋植说的三件事，果真全是“非思想”的硬通货，不是要人就是要钱。刘文报要趁秦正怀不在家把这三件事办成，确是了不起的政绩。可他知道，如今的中国校长们最头疼两件事就是：一是人员超编，另一是经费短缺。尽管他有些学究气，但既然能当校办副主任，就知道官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不干事可以，但千万不能干惹领导不高兴的事。宋植发过言后，他就面无表情，未置可否。
　　像许多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一样，文穿全没有意识到思想的可怕，相反，对笛卡尔异常崇拜，我思故我在，觉得人是理智的动物，只有凭思想，才能证明一下自我。然而，书虽然读了不少，能用的东西，却难觅踪影。还好，他搜肠刮肚半天，终于模模糊糊找到了一句：软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一位西方大哲说过，所谓教育就是经遗忘而被保留下来的东西。这也许是他受了十多年国民教育，仅存的硕果了。觉得此刻若不把它派上用场，就实在太可惜。宋植发言的时候，他生怕把自己要说的“软实力”给抢先讲了。听到宋植讲的全是纯物质的东西，就稍微宽了心，但又恐宋植讲过硬实力再回到头来讲软实力，话一停下来，就迫不及待接道：
　　“刚才宋秘书谈的是硬实力，我就谈一点软的——他本想讲一番软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的理论，但和宋植目光对峙了一下，不知怎的却没有了勇气，只得遗憾地把他这点仅存的教育硕果给吞咽了回去——我认为，办公室不但是领导的耳目，更是领导的喉舌。为了发挥好这个功能，建议创办一个内部刊物，为各单位交流工作经验和领导决策搭建平台。”
　　刘文报最反感秦正怀把办公室说成是领导的耳目，他觉得这样说很容易把办公室的人和“爪牙”、“帮凶”、“狗腿子”等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人格独立，他这个伦理学硕士是万不能被人视为奴才的。现在文穿又说办公室是领导的喉舌，这立刻让他联想到了朝廷上当传声筒的太监，以及“四人帮”中那个当吹鼓手的文痞，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快。但文穿提的建议，他却非常赞同，因为这是不用花钱，又可以使领导高兴的事。就在肯定了文穿的建议的同时，对他的“喉舌说”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文穿提的这个建议很好，因为这个建议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思考：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办公室的职能以及各位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无论如何，办公室绝对不能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下来——他既不能当众批评秦正怀，也不愿打击他的小老乡——但他的停顿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确信大家能够意识到他要否定的是什么，才继续讲下去：
　　“办公室准确地讲就是‘智库”，也就是‘思想库’——”
　　说到这里他嘴里突然嘟哝出一串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单词，在座的都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会讲外文的领导。至于他讲的那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包括文穿这个重点大学的本科生在内，谁也搞不懂。和时下所有的大学生一样，文穿四年大学所学的那点可怜的哑巴英语，根本不具备评判他人的资格。再怎么说，刘文报也是个硕士，对国人的大学英语教育水平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有勇气秀一下他的洋泾浜英语。尽管如此，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他专门查了一下《汉英大词典》，发现智库英语称thinktank,思想库英语称thinkbank,只差一个字母。前者他直译为“思想的坦克”，后者他直译为“思想的银行”。对于西方人把“思想库”称为“思想的银行”，他勉强能理解，但对西方人把“智库”和“坦克”弄到一块，他却感到有点可笑。为了弄个究竟，他又查了一下《英汉词典》。一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tank还能被翻译成“蓄水池子”。弄懂了意思，最关键的就是发音了。他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只作参考，所以中小学对英语教育并不重视，他对音标只知个一鳞半爪。为了考研他猛补过一阵英语，幸好考研并不考口语，笔试又多是选择题，这样就连蒙带猜过了关。尽管这几个单词并不复杂，他却像当年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或者十里洋场的上海人那样，认认真真用汉语一一做了注音。他把“thinktank”注成“星克坦克”，把“thinkbank”注成“星克帮客”，又像备考的学生一样，躲在一隅，练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家惊愕的表情，他知道自己的功课总算没有白做，并且大受鼓舞，言语里不由添了几分激动：
　　“这‘星克坦克’，并不是说智库就是‘思想的坦克’，而是说智库是‘思想的蓄水池子’。‘坦克’，在英语里不只是‘坦克’，还可以是‘蓄水池子’。这西方人思维真是发散得可以，坦克和蓄水池子，这两个八竿子也够不着的东西竟也能扯到一起。‘星克帮客’嘛，顾名思义，就是‘思想的银行’。在西方人看来，思想汇聚在一起，就可以像把钱存进银行那样，能够增值，也就是说1+1＞2。办公室呢，我看就是一个汇聚思想，且能使思想增值的地方。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我们贡献的是智力和智慧，也就是说，要作比喻的话，我们就是脑子，而绝不是什么五官！”
　　讲着讲着，他全然忘了要维护秦正怀的尊严和文穿的面子，痛痛快快表达起他对“耳目”与“喉舌”的不满。宋植听了以后，暗自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没有给刘文报留下什么“思想的把柄”。同时，在心里发出几声冷笑：什么思想的坦克、银行呀，说来说去，还不都是军师的活吗？鬼使神差，就像英国人把坦克和蓄水池子扯在一起一样，一提到军师，他没有想到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而是立刻联想到了“狗头”。其实，这绝非仅仅是宋植的心血来潮，国人十有八九都会作如此的联想。因为当年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一段戏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段戏最响亮的一句就是“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据说这段戏的戏文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大文豪写的，而唱这段戏的则是在抗美援朝时期那个捐了一架大飞机的豫剧大师。这段戏里摄取了如此大的两个大人物的魂魄，那“狗头军师”自然要声名远扬、深入人心了。也许，对于刘文报是个例外。此刻的刘文报深信，凭着这洋人的“智库”，就可以彻底肃清秦正怀对办公室的奴化，最后说道：
　　“智库聚集的是思想，而思想是需要载体的。文穿提出的要创办的这个刊物，就是很好的载体。刚才宋植说，他工作太忙，我看这个刊物就由文穿负责吧。现在，我们学校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载体办好，为学校的改革鼓与呼！”这“鼓与呼”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因为这容易让人联想到“吹鼓手”，那样，他就和“耳目”“喉舌”“爪牙”之类没有什么区别了。
　　听到刘文报把创办刊物的事直接交于文穿，宋植立刻感到一种失落。以前秦正怀在的时候，凡重要的事都要首先交给他，只是像处分决定这样鸡零狗碎他看不入眼的小活，才转手给文穿。现在刘文报借口他工作忙把活直接派给文穿，表面上看是在关心他，其实是对他的不信任。人在干活的时候，个个都喊累的要死，可人人最爱听的话却是“最近你很忙吧”，最不爱听的话却是“他是个闲人”。因为从物理学的原理讲，只有忙才能做功；而从心理学的原理讲呢，只有做功才有价值。人的价值和钞票一样，谁也不愿意让它缩水和贬值。难怪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对异己的惩罚，要么让他赋闲在家，要么干脆把他流放到蛮荒之地，来个彻彻底底的休息。宋植一直努力避免思想，可结果还是为思想所伤，看来唯心主义果真可怕——世界原本就是精神的，因此思想无处不在，不是想避就能避得开的。此时他就有点赋闲官员的心态，散会后不由地对文穿说道：“小文，刘主任对你很器重呀。”文穿觉得这话问得有些突兀，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讷讷地向他笑了笑。
　　要创办的刊物名字，文穿建议叫《交流与参考》。刘文报嫌这名字没文化含量，改成了《资政参考》。听到这名字，文穿有些惊讶，想这刘主任的谱摆得也太了。这《资政参考》，让人会联想到《资治通鉴》，也许只有国务院才配享用。然而，这名字也并非刘文报杜撰。他写硕士论文到省档案馆查资料时，见不少政府机关都办有这样的咨询刊物。他想，既然政府机关能用此名字，作为引领文明进步的大学，就没有必要自卑——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便决定把要创办刊物的名字定为《资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