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官

　　这个学期开学前，校长薛可忠悄悄住院了。没过多久，从医院传出消息：薛校长辞职了。虽然这个消息，让全校上下唏嘘不已，但对于薛可忠来说，却是处心积虑的。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幕荒诞的喜剧。他生性孱弱，自小见到高大孔武的同类，就会心生恐惧。一生只求安分守己，从未奢望过要领导他人。年幼时，又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常常食不果腹。本该美好的童年时光，带给他的却是饥饿和不安。由此，他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人生理想：吃饱饭，让更多的人吃饱饭。前者满足了一个人的生存本能，后者则满足了一个弱者对同类的体恤。这样，读大学时他就义无反顾选择了育种专业，把育出能让更多人填饱肚子的良种，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然而，当他育出的良种获得国家大奖后，一个天大的馅饼从空而降——他被破格提拔为校长，随之发生的一切，也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与掌控。
　　当突然得知自己要被任命为校长时，就像民国初年，硬被革命军从床底下拉出来，推上临时大总统宝座那人一样，薛可忠有些战战栗栗。他本能地想到了拒绝，然而，对荣誉的渴望最终战胜了怯弱。他想，像自己这样的人都无法拒绝做官的诱惑，不但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基因如何强大，而且还证明了控制同类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本能。只是，人和动物有所不同的是，动物对王位的争夺靠的是纯粹血腥的拼杀，而人对官位的追逐则靠各种“文明的规则”。人也因此学会了掩饰：把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做官，说成不想当官。可是，做官和育种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艺。育种是一门科学，追求的是真，一个人只要肯埋头钻研，就行了；而做官则是一门艺术，讲究的是协调与平衡，处处需要手段与算计。薛可忠虽然是位成功的育种专家，但却是一位蹩脚的政治演员。他像进行育种试验一样，把行政工作计划得井井有条，可他忽略了一点：人是高级动物，不会像种子这样的低等生命一样，任凭摆布。结果各种“突发事件”常把他的计划搞得面目全非，他也因此被弄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无奈之下，他就把应付不了各种疑难杂症推给查中和。查中和倒也大度，无论多难的事都照单全收。起初，薛可忠想自己遇到了一个好搭档，对查中和还心存感激。谁料那些难题，到了查中和那里，一个个都变成了网络游戏中的金币。查中和也像网络游戏中的怪兽一样，吞下去这些金币，立时变得力大无穷，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查中和领导下的薛可忠”。查中和对于薛可忠，就像是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娶了一个泼妇，虽不愿领受她的专横跋扈，可家中的大事小情又须臾离不开她。在其位无法谋其政，他觉得接受校长这个职务是自取其辱。他曾数次萌生退意，想一了百了，但一是贪恋校长乌纱的虚荣，另一是怕人耻笑自己无能，始终下不了决心。
　　没有决绝的勇气，就只能忍着。然忍字头上一把刀，其滋味可想而知。一次实在忍受不下，又没胆量和查中和撕破脸，只得把自己关进屋里生闷气；越想越感到窝囊，可环顾四周，又无处倾诉，就扯出一绺纸条，在上面疾书十字：好人怕坏人，神鬼怕恶人。这十个字近似于古人的五言。人们只知道“愤怒出诗人”，想不到“窝囊也能出诗人”。他把这两句“五言”写好后，压在玻璃板下，凝视了良久，腹腔中淤积的窝囊气才渐渐消散下去。原来诗可以疗伤，难怪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大诗人，要么是遭贬的士大夫，如苏东坡，要么是失恋的情侣，如李清照。然而，薛可忠没有想到，他用以自疗的那两句“五言”却不胫而走，成为机关里流行的热词。一时间，相互之间只要一提起“好人”，便会心照不宣，忍俊不禁。
　　唐文治的到来，曾给薛可忠带来了一丝“绝地反击”的希望。他觉得唐文治年轻能干，在省里又有靠山，查中和可以不把自己这个校长放在眼里，但却无法把唐文治这个副校长轻看。他就开始慢慢回收权力，把原来推给查中和的那些“疑难杂症”，交予唐文治。可是，没过多久，他的希望就破灭了。原来唐文治和查中和一样，也是一只吞下金币就忘乎所以的“怪兽”。作为副手，他虽然表面上对薛可忠客客气气，但薛可忠感觉得到，他骨子里却充满了对自己的瞧不起。受制于查中和，他只是心不甘，因为毕竟是党管干部，书记是一把手；可被自己的副手看不起，他就感到尊严全无。唐文治使他再次验证了那个普遍的法则：控制同类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本能。在这条法则下，官场上焉能有好人，只能个个都是豺狼虎豹。这也使他突然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与其夹在两个恶人中间受气，不如抽身而出，让他们火并。不和的搭档，就像是一桩失败的婚姻，长久的积怨慢慢会变成恨，而这恨又会转化成复仇的烈焰。遭欺凌的一方不愿离开，并不是对对方还抱有幻想，而是不愿自己的离去给对方带来幸福，因此，拖，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此刻，薛可忠觉得唐文治仿佛是上天专门送给他的一个复仇利器，他再也不必以“拖”来对付查中和了。
　　薛可忠自从当上校长以后，便像一个课业不好、患上“恐学症”的小学生一样，希望假期可以无限地长。放假了，就可以闭门谢客，暂时把那些令他生厌的人和事挡在身后。然而，事与愿违，有放假就有开学，再长的假期，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年关过后，开学在即，一想到马上又要重新面对成堆的、永远也解决不完的难题，还有査中和与唐文治两个虎视眈眈的“怪兽”，就寝食难安，血压也高了起来。薛可忠一直耿耿于怀一个问题：既然说“好人有好报”，为什么总是“好人不长寿，祸害千万年”呢。寒假期间，他在一本学术杂志上，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帮助他破解了这个困惑。这篇文章刊载的美国医学界的一项研究称，强横的男人体内有两种淋巴细胞含量比一般男人的高，有助控制免疫反应，这样至少有半数的癌症不会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他对那个困惑已有自己的解释。中医说，水不流不畅，气不放则堵。坏人鲜廉寡耻，嬉笑怒骂，全不顾及礼仪道德和他人的感受，自然“意气风发”；而好人则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又好面子，凡事讲忍，有气往肚里咽，久而久之，自然积郁成疾。周瑜不就是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吗？他虽然有这种见解，但毕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对中医的科学性存疑。现在有了美国医学界的这篇文章，中西医互相印证，便对自己的见解确信无疑。他想断不能因贪恋校长乌纱带来的虚荣，搭进去自己的性命。升高的血压提醒他，是到了实行“复仇计划”的时候了。
　　薛可忠一向处事低调，按说仅仅是血压高，他不会住院。这次他不但住院，而且还住进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小病大养起来，就是为了表明要“壮士断腕的决心”。一住进医院，他就把辞职报告呈给了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医院做他的工作。但他去意已决，而且还特别把唐文治作为继任者进行了推荐。组织部知道这些专家都是“一根筋”——也许正是靠着这“一根筋”才能育出良种来——只要他们认准的事，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就把这事汇报给了省领导。省领导觉得事关重大，一个大牌专家仅仅因为血压高就辞职，弄不好会酿出一个政治事件，但又无法使之回心转意，就只能采用“掩耳盗铃”之术，调薛可忠去省政府做参事。薛可忠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他原本想辞去校长后，为免得在校遭人白眼，准备解甲归田，回家乡继续他的育种事业，以了却残生。这参事虽不是什么实职，但由于有省政府“坐镇”，名头大得足可以吓人。所谓参事，就是既有参与政事的荣誉，又不必直接做事，这正合了薛可忠的心态：既想享受校长乌纱的荣耀，又不想受各种烦事的叨扰。再说，毕竟是进了省城，不但可以封住那些要看自己笑话人的嘴巴，说不定还会让査中和心生妒羡。他想，要知道辞职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早就辞了，也免了多受査中和这么长时间的窝囊气。
　　薛可忠的突然辞职，对査中和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只是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才如梦方醒。他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薛可忠和唐文治联合导演的一个阴谋。薛可忠调到省政府任参事后，紧接着唐文治代理校长的任命就下来了，由此，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査中和清楚，唐文治来校以后，薛可忠就拿他当枪使，来对抗自己，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想唐文治迟早会走人的，到时候，学校的天下就会重新归他姓査的。薛可忠用这一招来对付自己，充分说明了他无丝毫政治智商，就更加从心底里鄙视他。他甚至不止一次在头脑中浮现过，唐文治走后，薛可忠如何重新沦为丧家之犬，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的。然而，査中和万万没有想到，被他视为毫无政治智商、形同窝囊废的薛可忠，竟会给他来一场“宫廷政变”。娘的脚！人心叵测呀。接受完省委组织部领导的谈话后，他禁不住在心里连骂带叹道。薛可忠把他晚年的“革命生涯”全搅乱了。到了他这把年龄，对仕途已不抱任何奢望，就像是一个垂迈的狮王，只图每日呆在自己的领地，闭目养神，安详地老去。可是，现在却突然闯进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如果不想乖乖交出领地，就只有抖擞精神，再次披挂上阵。天难遂人愿，人生没有清静地呀——査中和意识到，无论他是否情愿，一场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虽然唐文治是这场“政变”的最大受益者，但查中和说他和薛可忠合谋搞了这场“政变”，实在是冤枉了他。正如查中和所言，他从教育厅来这个处于乡野之地的学校当副校长，只不过是“曲线救国”，根本没有打算打什么“持久战”。想不到“代校长”的帽子却突然从天而降。面对这样一个馅饼，他心中开始滋生波澜。他想，人生不过就是一个舞台。一个人一生中，能够找到站在那个舞台中心的机会并不多。自己从省城来到这偏僻的乡野之地，是有些委屈，但与抗战时期那些从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相比，又算些什么。省城是热闹，但那里的水也深得很，自己这一滴掉进去连个影也不见。想到这些，他内心甚至涌动起一股要在这个学校干上一辈子的豪情。此时，他想起了那个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他不明白，马斯洛为何说人只有到60岁以后才能“自我实现”呢。看来他不但是拾我祖先牙慧，而且还不懂中国国情。在中国，60岁以后都退休了，还自我实现干吗？他觉得自己离60岁还远着呢，这么年轻就当上了代校长，就不信在60岁以前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相信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他要好好干上一番，也好让那个马斯洛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自我实现”。
　　唐文治在学校单身一人，晚饭后无聊，常会在校园里走上几圈。这个学校虽名为大学，但校园面积还比不上省城里的中学。在教育厅的时候，他曾耳闻西方有大学城之说。他没有出过国，不知道那大学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然而，他认为，大学城，顾名思义，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城市。既然能成为城市，就一定小不了。与想象中的西方大学城相比，他所在的学校充其量就只能算是一个集市——学校大门前每天也就只有那几个卖肉贩菜、补鞋修车的。他想假若有一天他真的能主宰这个学校，一定要买田置地，让这个集市，变成真正像西方那样的大学城。可是，他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刚上任的代理校长，上边还罩着一个太上皇查中和。代理校长，是一个敏感期。在这个时期，他觉得自己还是要把身段放低些的好。如此一想，他突然萌生了要拜访一下查中和的想法。
　　查中和的家是一处带庭院的平房。家中陈设简朴，只一对沙发显得特别，样子像中南海毛主席书房的那种，连茶几上放的茶杯，也酷似毛主席接待外宾用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黑白电视机，电视机上方供奉着一具毛主席塑像。但这个电视机很少开，一是查中和觉得现在的电视节目，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二是他对电视有种本能的敌视，他认为看电视不但对眼不好，还容易分神，不如听收音机。因此，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他很少看。他喜欢抱着收音机，半躺在“毛式”沙发里，一边听，一边闭目养神，时不时也会想想心事。
　　这天，他正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思忖着该如何应对唐文治这个“牛犊子”的挑战，不料想唐文治竟登门造访来了。门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层，可谁要想敲开谁的门，先得过了心的那道门槛。唐文治心高气傲，能到他家串门，他大感意外，甚至有几分激动，险些把控不住自己。然而，他到底是久经沙场，在起身相迎那刻，还是淡定下来，摆出前辈和主人应有的风范，笑道：
　　“文治，你可是稀客呀。”
　　待查中和把唐文治让进沙发后，查中和老婆就忙着为他们“沏茶”。她从里屋拿出一包黄纸包的东西，打开后，里面包的不是茶叶，而是红糖。她用手从中捏出一块，放进唐文治面前的茶杯里，那茶杯里的水立刻变得像血一样鲜红。
　　查中和见唐文治脸上露出几分诧异，解释道：
　　“唐校长，委屈你了，你嫂子是农村人，没见过世面，总觉得这糖水要比茶水好，家中就一直没备茶叶。”
　　查中和的老婆是一位家庭主妇，前些年才从老家“农转非”调来学校，一切还保存着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她老家不时兴喝茶，招待客人就用糖水。
　　唐文治自然懂得客随主便的礼节，为弥补自己不该有的诧异，呵呵笑着，连说：
　　“糖水挺好，糖水挺好。”
　　说过之后，觉得光口头表态不够，为证明自己言行一致，忙端起茶杯，喝上一口。
　　唐文治敲门的时候，查中和老婆正在纳鞋底——查中和一直喜欢穿她手工做的粗布鞋。听到敲门声，她放下手中的伙计，忙着打点客人。一切忙妥之后，她重又拿起她的鞋底纳起来。一边纳一下，一边把针在头发里抹一下。唐文治做过下乡知识青年，对查中和老婆这个动作不陌生。用针在头发里抹一下，是要借助头发里的油污，把针弄光滑，好使针更有穿透力。他还知道农村妇女在做针线活时，还常用吐沫湿湿手，好把线头捻紧，容易穿过针眼。看到查中和老婆这个动作，唐文治就变得有些狐疑：也不知道她用手捏糖时洗过手没有。如此想来，他食管内壁就干净不起来了，仿佛查中和老婆的吐沫和发污全粘在那里。他下意识看一下查中和的茶杯，发现查中和的茶杯仍一派澄明。也许觉得如此好的“福利”不该自己独自享用，就说道：
　　“査书记，你不用点糖？”
　　查中和认真道：
　　“文治，你有所不知。过去我们那里一直很穷，这糖和酒一样都是紧俏的东西，只有贵客来了才肯拿出来，自家人是舍不得吃的。”然后，对着他老婆喊道：“来，今天让我沾一下唐校长的光，给我也捏一把。”
　　幽了一下默后，又自嘲道：
　　“文治，别看我在学校这么长时间了，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没什么生活品味。遇到喝糖水的，我就喝点糖水，遇到喝茶的，我就喝茶。一个人的时候，就喝白开水。我还是觉得白开水最好。”
　　唐文治附和道：
　　“一切顺其自然最好，查书记对生活如此达观，真是佩服。”
　　没想到，这句勾起了查中和的一番感叹：
　　“顺其自然，不顺其自然能行吗？我年轻的时候也相信人定胜天，可事实证明人终究是胜不了天的。也许我这样想，说明自己已经老了。”
　　唐文治忙安慰道：
　　“不老，您怎么能算老呢，若在中央，您还是最年轻的干部。”
　　任何安慰人的话，都象兑水的酒，任凭你再怎么勾兑，品尝起来总是欠些味道。查中和听罢呵呵一笑道：
　　“文治，你的意思我明白。可人终究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抗拒不得。今后学校的事就全靠你了，我就给你当好后勤部长好了。”
　　查中和老婆此时插话道：
　　“以前薛校长身体不好，学校大大小小的事都得由老查操心。如今有你唐校长了，又年轻又能干，老查他也该歇歇了。”
　　查中和老婆虽是位家庭主妇，但人却不失精明，年轻时曾当过民兵连长，知道话该咋说，要不，也不会把堂堂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牢牢攥在手中。
　　唐文治听后，立刻谦恭道：
　　“哪里哪里，查书记是班长，我是拉套的。我一定要好好为查书记拉好套。”
　　查中和接道：
　　“唐校长，可千万别这样说。要说拉套，我们都是拉套的呀。为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拉套，为党和人民拉套，为革命拉套。”
　　话说到这个份上，唐文治觉得不能在查中和夫妇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境界，就动情道：
　　“查书记，你说我一个人撇家离口的，来这里干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嘛。”
　　查中和此时不知怎的想到了薛可忠，说道：
　　“薛校长是个好人，好人呀，他都是为了革命事业才累病的。唐校长，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说到了革命的事业，这个校园里两个最大的政治家，脸上都充满了神圣的表情。
　　唐文治说：
　　“查书记，你也得多保重呀。”
　　查中和说：
　　“我们是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可话说回来，要不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这副身板要它干吗。像薛校长那样，为了革命工作，累坏了，值！呵呵。”
　　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都和演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旦进入了剧情，就很难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唐文治离开查中和家后，渐渐从剧情中还原回来。他对着黑色的空气，做了一个深呼吸，又大声地连咳几声。刚入查中和家，一股夹带着萝卜菜味的浊气，就呛得他难受，之后又喝下去疑有查中和老婆发污的糖水。现在吸进了新鲜的空气，再加上用力地咳嗽一番，窝在五脏六腑里脏兮兮的感觉，才算减轻了许多。
　　
　　新官上任照例要和群众见个面，往大处说，就是就职礼。这个学校，师生加在一起也超不过两千人。唐文治本来准备开一个师生大会，那样掌声想起来，或可堪称雷动。但他在大学里选修过新闻学，对“受众”一说略知一二。他想老师和学生是两种不同的“受众”，放在一起难免顾此失彼，弄不好正负相抵，原本应有的掌声也会受到折损。虽说学校理应以学生为本，但学生是需要老师训导的，因此作为一校之长，自然首先要安抚好教师，这样就职礼就只能先以老师为主。至于学生嘛，反正每年都有开学季和毕业季，到时候，他那憋了满肚子的劝学语录，就不愁没有机会宣泄。确定了“受众”，就开始构思演讲稿。他对文字有一种天然的“洁癖”，大学学的又是中文专业，因而一向对遣词造句极为考究。尤其像就职演说这样重要的文稿，更是不愿有丝毫马虎。他觉得白话文虽然明白如话，但却少了文言文的雅致和厚重——“文言文”，顾名思义，就是指“美好的语言文章”嘛。对他而言，像就职礼这样庄重的场合，没有几句文言文作衬托，是万万说不过去的。他非常羡慕民国初年的讲话风格。民国之初，正值文白交替之时，知识人说话常文言中夹带着白话，白话中夹带着文言。另外，民国时期，人们讲话有一股谦谦之风，第一人称不用“我”，而用“敝人”、“唐某”、“兄弟我”等等，或者干脆直接用自己的名字。长官对部下训话，也不称“同志”，而称“弟兄”。然而，他知道现在毕竟不是民国，纵然他心中有万丈江湖豪情，也不敢当着査中和的面，和全体老师称兄道弟。因此，开口他只能高喊：同志们！接下去自然也不敢妄自称作“敝人”——若那样人们恐认为他是从民国穿越而来的怪物——但也绝不肯流于鄙俗，用“我”这样一个轻飘飘毫无个性的词汇。相较之下，觉得“本人”与“敝人”有些接近，就说道：本人承蒙党的栽培和各位抬爱，有幸代理校长一职，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学校与新中国同龄，要义就在一个“新”字。《大学》开篇第一句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三章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这里所说的“新”，我认为就是革新，就是改革。我们国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学校改革的目标呢，本人把人它概括为：校园文化化、人事聘任化、后勤社会化、对外开放化。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相比，可以称上是“小四化”。……越讲情绪越激昂，仿佛真的穿越回了民国，最后干脆把“本人”抛却一边，但还有几分清醒，没敢用“敝人”，而是自称其名，说道：文治自知才疏学浅，自接到任命之日便如履薄冰，不敢有半分懈怠，但我愿与诸位同仁一起，发扬吾校先贤栉风沐雨、筚路蓝缕之精神，夙夜在公，鞠躬尽瘁。我相信，只要全校上下戮力同心，砥砺前行，我们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事业就会代代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唐文治演讲时，査中和一直半闭着眼睛，作假寐状。在他看来，唐文治的讲话，通篇都是在卖弄辞藻，哗众取宠。开头他一听到“与新中国同龄”时，肚里就有一股气直往上逼，他下意识用手碰了一下面前的茶杯，可在开学典礼时那惊险一幕立刻浮现出来，他不想再闹出让自己难堪的事，就把伸出的手蜷了回来，在口腔中用力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才把涌到喉头的那股气给逼退了。此后，思量来思量去，觉得唐文治虽然没用他的“与祖国同岁”，但也没用薛可忠的“与共和国同岁”。他知道唐文治这是在玩“平衡术”，但不管如何，也总算给了自己一点面子。因此，等到唐文治演讲结束时，就睁开眼睛，鼓起掌来。其实，容不得査中和不鼓掌。与薛可忠磕磕巴巴、像农民掘地一样的讲话相比，唐文治不但口才好，而且风趣幽默、文采四溢，给沉闷的校园生活带来一股清风，博得不少教师共鸣。还没等唐文治致谢的话说完，掌声已经响成一片。这掌声虽说不上“雷动”，但也如过年过节燃放的炮竹，噼噼啪啪，使人应接不暇。
　　在一片掌声中，宋植则神情落寞。他原本为唐文治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交上去后，并未见他说什么，心想这个唐代校长比薛校长还好伺候，还暗自庆幸。谁知唐校长的演讲，从头听到尾，除了“同志们”三个字，他起草的稿子几乎一句也没用。如果唐文治一开始就果敢地穿越回民国，对大家不称“同志”，而称“弟兄”，那他所起草的讲话稿就彻底未剩片语。秘书就是专门为领导写稿子的，领导不用自己的稿子，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可想而知。为了平复自己不安的思绪，宋植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竟像文穿在开学典礼时那样，险些忘记了鼓掌。手忙脚乱中，一不小心，指间夹的烟头还烫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