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阵痛之后7. 8）

7、田登科

　　老天可能要下雨了。头顶上那些卷成一团一团的云抹平了，像一块抹布悬在天上，那抹布中浸满了水，稍微一拧，雨就落下来了。
　　“要下雨了。”我说，“丽梅，你向天上看。”
　　“天要下雨，你能挡住吗？”丽梅说，“你快干活儿。”
　　“谁还能挡住老天？”我说，“下雨天好。”
　　“好个屁”丽梅说，“都一样。”
　　“不一样，我说不一样。”
　　“一样。”
　　“不一样。”
　　天下了雨，我就可以歇下来，就可以睡一天一夜，就可以由着性子……丽梅那肉身子就是好，下雨天，栽在上面，翻几个筋头，瞌睡也多了。如果天不下雨庄稼会旱死，人也会渴死的。女人就是男人的泉水，下雨天，你趴在那眼泉跟前，尽管喝，“嘿嘿，嘿嘿。”
　　“你笑？你傻笑个屁。”丽梅说。
　　“不一样。”我说，“天下雨和不下雨大不一样。”
　　“知道天要下雨了，还不好好地干活？”丽梅说，“一肚子的坏水。”
　　下吧，现在就下。
　　8、南兰
　　我给牛天星老师写了信，我淡淡地说了说我的处境和遇到的困难。两个星期过后，牛老师给我寄来了五十块钱。他在信中鼓励我好好读书，埋头作画。他说，逆境出才子，他将尽量帮助我完成学业。
　　我用牛老师寄来的钱买了画画儿的纸张和水彩。我不能乱花他的一分钱。
　　后来，他就定期给我寄钱来，由五十增加到一百，由一百增加到一百五十。我当然很感激他，感激他真诚地帮助。我不认为他是用金钱在诱惑我，这种说法是我以后从一些小报上读到的男人最卑劣最笨拙的引诱女孩儿的伎俩，电视里也有这样的引诱情节。我相信，我没有陷入引诱的圈套，牛老师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半句引诱的话，他每一次来信都是谈论学习和做人，有关前程和人生，用词非常谨慎，字里行间流露着师生的尊严，朋友的诚挚，父女的慈爱。他的正派和善良使我感动了，他越是板着面孔，我越想走进他的内心，越想探究他内心的秘密——不仅是一个小孩子想知道大人在想什么的单纯的想法，我想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板着面孔，我想……每一个人（不论大人或小孩）心中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不愿意袒露的那一部分。我先将牛老师换成了天星老师，尔后，又去掉了“老师”，由“天星”直逼“星”，我一步一步试探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他说，南兰，你不要那样。他说，你还是个孩子，你要把心思用在读书作画上，不要胡思乱想，我们是师生之交。他坚持要做我的牛老师。
　　他在推拒中接受了我。我能嗅见信中的特殊气味，这和空气的气味一样，既暧昧又明朗。只有我能嗅见这种气味，我是在密不透风的汉字中嗅见的，他的拒绝是为了接受我的需要。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一个善于运用文字的人，一不小心就会上了他的当。可我嗅见了。
　　我的情感在天星或星的呼叫中疾速地变化着，他，作为天星或星已经悄悄地居住在了我的心中了，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我觉得我已经拥有了他。我说，你给我寄一张照片来，我要给你画像，不是画我想念中的你，而是画一张接近你的你。在那些日子里，我夜夜熬战，每天晚上都给他画像，直至画到夜深人静方才罢休。他的画像贴满了我的房间，我和他相处在一起，我用他的画像将我包围着，包裹着。他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盯着我，我脱衣服入睡竟然有了一种羞涩感，觉得他用灿烂的目光审度我的裸体。我的思维从课堂上飞走了，飞进了他的眼睛，他的鼻孔，他的嘴巴，他的心中。我倒希望他说一句勾引我的话，赤裸裸地勾引。可是，他没有说，他对我投入的明朗的情感中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就像天边的星星，忽明忽暗，隐隐约约，使我可望而不可及。我恨他，恨他不敢公开勾引我，即使勾引，也充满着智慧，使勾引失去了把柄，使勾引变得冠冕堂皇。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到西水市来，说，我有要紧事和他谈。我告诉他，我打工的饭庄在西水市人民路。他没有来。我又写了一封信，他还是没有来。他真鬼，他大约知道，我恰恰没有什么要紧事才写信叫他来的。我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以饭庄经理的名义给他写信，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信写好后，我找人抄了一遍，寄给了他。我相信，我的这一招是灵验的。
　　果然，我将他骗来了。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四面透风的房间里想心事，他敲开门进来了。我装作病恹恹的样子，没有理他。他问我怎么样？我眼皮翻了翻，没有吱声。南兰，你去医院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病？他坐在了我跟前。我拉住他的手，我“哇”地一声哭了。他说，我不是来了吗？哭什么？他掏出手绢给我揩擦着眼泪。我翻身坐在床上，噘起嘴用眼睛告诉他：吻我。他摇了摇头，脸上挂着难以琢磨的笑。我固执地说，亲我一下。他腰一弯，嘴唇按在了我的嘴唇上。我能感觉得到，他的嘴唇在颤动，他的呼吸很短、很浅。他伸出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脸庞上眉毛上亲吻，我扭过头去，不叫他吻我。我扳开了他揽住我的手臂拉下脸说，牛老师，你怎么能亲自己的学生呢？他一下子愣住了，他语无伦次地说，我亲你……只是想……想，你病了……你，需要安慰。我笑了：谁病了？你才有病。我说星，再吻我一下，像刚才一样吻我。他没有再吻我。他站起来，离我远了一些，坐在对面的那张床铺上。他的脑袋垂下去，不再看我。我说牛老师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他扫了我一眼，仿佛要用眼睛把我推得很远很远。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站起来，拧身要走。我从床上扑下来，一把抱住了他。我说，你不能走，我不叫你走。我们都不说话，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抱住我，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你是个女孩儿吗？他用老师问学生的那种严厉的口气问我。
　　我不是女孩儿，还是男孩儿？我笑了。
　　你不要笑，他说，你真的是还是女孩儿吗？他的脸有点红，似乎有点词不达意，无法表述自己要说的内容。
　　我当然是女孩儿，我说，我不是男孩儿。
　　作为老师，我真不该那样问你的，他说，南兰，你不会怪罪我吧？
　　我说，我不在乎。
　　他用眼睛逼视着我。他的眼睛离我那么近，那一双不近人情的眼睛比父亲抡过来的棍棒还厉害。我松开了手臂，离开了他的怀抱。
　　他直截地问我：你是个处女吗？他紧接着说，我不是侮辱你，我只想知道，当然，你也可以不回答我。我问了不该问的话。
　　处女是个什么东西？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他很惊讶地看着我。处女就是，就是……他的脸憋得通红，最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言词。他大概怕落下勾引我的把柄，所以没有用言语解释处女是什么，而我想乘此机会从他的嘴里掏出一句勾引我的话来，哪怕是一句脏话，只要有勾引的意味就行。
　　你真的看重它？
　　很看重。
　　我说，南兰永远是你的贞洁！
　　他一听，似乎很激动，又要过来拥抱我，我拒绝了他。我说，我没有病，我说得很讽刺，并且装出一副很纯真的样子来。他看了我一眼，又坐到对面那张床上去了。
　　他真的需要我的贞洁吗？与其说，他需要我的贞洁，还不如说，我的贞洁不过是一个通道，他是想依赖我的贞洁完成他对纯洁、干净、完美的愿望和需要。女人的贞洁对他来说，并不是贞洁的终极目的，贞洁可能只是他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拦住他的行为的诺言。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和他有了第一回以后才明白，他的内心既矛盾又痛苦，他仿佛行走在理想和行为的中间地带。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为了不使他太尴尬，我又换了一个话题。
　　我说，我不想在这个饭庄打工了，你在省城里给我找一个工作。
　　他说，省城里脏。
　　几百万人生活在省城里不嫌脏，我能嫌脏？
　　省城里不适合你这样的女孩儿生活。
　　为什么？
　　那不是作画的地方。
　　为什么许多画家都住在省城里？
　　所以，他们画不出好画儿来。省城里出不了大画家。
　　你是怕我进了城以后学坏？
　　他说南兰，你现在还是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明白了他的苦心所在，他为了呵护我的贞洁。他呵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纯洁的理想？还是为了得到一个女孩儿的贞洁？假如说他诚心诚意为了呵护我，他的得到才是最彻底的失去，因为他的得到恰恰使他对我的呵护失了意义。人非得为了一个什么意义而活着吗？他的痛苦和忧伤大概来自他心中的意义的产物。
　　“肚子还痛吗？
　　“痛。“我尽量说得轻缓一些。
　　“那咋办呢？”
　　“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说，“不要紧。”
　　他抬头看着天。云层在草房上似乎搓动着，几只鸟儿从崖畔上飞奔下来掠过了草房上新搭的茅草，直扑到崖畔下面去了。院子里似乎有什么不安定的东西在萌动，连鸟儿也不愿意久留了，落日被云块捂得严严实实的，东边的土崖上凹凸不平的亮光映衬着四周渐逼渐近的黑夜。天星的姑姑和冉丽梅一声不吭地收拾着烧锅的柴草。天肯定要下雨了，空气中雨的气息已很明晰，青草的气味土地的气味也很浓烈了。
　　“天气比人还灵透，到了下雨的日子非下不可。”天星看着天感叹，“清明节到了。”
　　我说：“这鬼天气，真讨厌。为啥清明节非要下雨？”
　　天星说：“不是下雨，是老天流眼泪。”
　　我凝视着灰暗的云，觉得有点沉闷。我不希望下雨，下雨天那种宁静使人觉得孤独。我更不愿意看到老天流眼泪。
　　天星挽着我进了草房。
　　9、牛天星
　　草房里的光线已很晦暗了。
　　我摸到了火柴要点煤油灯，蹲在炕中央的粮子老汉说，等会儿再点。在他看来，天还没有黑严实，点灯是对煤油的浪费。他一个劲儿地抽烟，烟锅中一明一灭的火星预告着，他有什么话要说。烟锅是他的情绪的晴雨表，他把他的情绪灌注在烟锅中，从烟锅中吹出来，又吸进去。他的话往往是从骂开始的，他骂老天不睁眼，该下雨的时候一星半点也不下，不该下雨的时候下个不停。他从生产队长骂起，一条舌头横扫了上下几千年（当然，他不敢公开骂社会主义）,生产队几百口人，只有他敢骂。如果他不是文盲，如果他不张口乱骂，也许，他会弄一个处级或副处级当一当的，他毕竟吃过十几年的粮（当过十几年兵），他毕竟上过几次大的战场（打过宝鸡，打过兰州）。他没有得到什么官职，当了农民，却有了骂人的资本。
　　在桃花山，我跟着粮子老汉学会了犁地、撒种、扬场和一个农民应该掌握的全部农活儿。阴雨天或地里没有农活儿的日子里，我就在草房里跟粮子老汉学习编笼子和打席。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席篾匠，总共也只卖出去几十只笼子，因为那是一个只允许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共同劳动的时代，妄图用个人的汗水来赚钱花的想法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很忧郁的时候，我就爬上崖畔，走进枝茂叶密的桃树林，谛听雾气在树的枝杈间游动。我渺茫极了，心里有一种紧张感，想放开喉咙喊几声或者哭一会儿，可是，我喊不出来也哭不出声，羸弱的身子靠在桃树上默默地流泪。粮子老汉进了桃树林，他把我叫进窑内，说道，你发什么愁？日子长着哩，你还是个孩子，会有好光景过的。他呵护着我，像父亲呵护着儿子似的呵护着我。当生产队长故意刁难我或欺负我的时候，他就站出来粗野地骂生产队长，使生产队长下不了台。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需要爱抚和呵护的孩子，大人是有责任呵护孩子的。
　　“你就是个孩子，”我说，“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肚子痛，也不好好躺着。”
　　南兰说：“躺着也是痛，一阵一阵的痛。”
　　“我给你揉一揉吧。”
　　“不，不是那回事。”
　　看着南兰那有点痛苦的样子，我找不出安抚她的话语，也无法替代她承担痛苦。
　　粮子老汉用他粗糙而真实的情感安抚我，可是，他的安抚有什么作用呢？每一条我能看见的路都被堵住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绝望极了。
　　好多年以后，我考上了省城S大学文学创作班，我已不再年轻，三十几年的岁月一闪而过。撇下父母亲，丢下妻子和儿子进城求学对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很奢侈的享受。
　　可是，在省城里，我不但没有能够展示自己，就连自己智慧的那些部分，纯净的那些部分也被城市消化了不少。因此，当梁蓓云嘲笑我是一个农民的时候，我觉得好笑，她就看不出，我连农民的那点勇气和纯朴也失去了。我变得很计较，很胆小，变得有点媚俗了。我极力向物质开始丰裕的都市靠拢（所谓的现代文明），力求和城市同步。
　　南兰，你听我给你说，那时候，我确实希望你有机会踏进艺术的大门，将来做一个出色的画家，同时，我为你担心，为你单纯而美好的想法担心。你不该改变你对我原有的态度和感情的，当你随意将一个老师在笔下变成情人之后，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心中那座圣洁的殿堂本来就建筑在沙滩上，稍微的风吹雨打就会坍塌在地。你在我心中刮起了一阵风，把颓丧的接力棒传给了我。我想到了占有你，占有纯洁的你，占有你的纯洁！
　　读着你那浸满情感的信，我相信你不是游戏，你的情感是真诚的，不矫饰，不虚伪。不过，我还是害怕你的年轻，我和自己妥协了，我想和你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情人关系。我明白，当精神投降以后，做肉体的俘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南兰，我是在很失望中妄图得到解脱而和你有了那种事情的，你肚子里的孩子并非爱的产物，他是我失望的证明人。女人不能拯救我，谁也救不了我的。
　　“不，我不听你的这些闲淡话。”南兰偎了过来，她说，“你听一听，她在肚子里骂你哩，骂你太坏，太坏。”
　　南兰扳过去了我的头颅，我将耳朵捂在了她鼓起的肚皮上，我仰起脸看了她一眼，极力控制着凄楚的情感向上翻涌：是我将她变成了这般模样。我怎么能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儿生一个孩子，担当母亲的责任呢？
　　“听见了吗？”
　　“听见了，她在骂我,骂我是个老混蛋。”
　　“不。”南兰说，“你不老，也不是混蛋。她在肚子里说，她有一个好爸爸。”
　　我又要做父亲了？这将是多么严酷的事情啊！我以前怎么没有从做父亲的角度去想一想呢？
　　房间里黑得很厉害了。姑姑走进来给我们点着了蜡烛。
　　姑姑说：“下雨了，你们没有听见？”
　　“真的下雨了？”南兰下了炕，站在门口，朝院子里看。
　　姑姑说：“刚下了一会儿，你们老早睡觉吧。”姑姑将蜡烛的烛花拨了拨，回到她那间草房里去了。
　　雨点打在树叶上和草房上，发出了叹息似的声响；最初的雨点稀疏，疾速，但不猛烈，像春天一样温和、随意。我们看不见雨点怎么落地，怎么粉碎，怎么汇聚在一起，我们只能听见在地上溅出来的声音：雨声整齐、细微、哀哀怨怨的，卷起了土地上的泥味儿。
　　“我的肚子还是有点痛。”南兰说。
　　“我去叫姑姑看看。”
　　“不。”南兰说，“你把我扶到炕上去，躺一会儿就好了。”
　　我扶着南兰上了炕。远处的闪电扑过来在窗纸上划了几道印渍。又摇过去了。雷声在遥远的地方跳跃着，沉闷、压抑，仿佛在预告蓄势已久的爆发。要下雷雨了。早春的雷雨不是好兆头，祖母说。院子里的雨点还是那么稀疏、但来得更猛了，雨点落地时旋出来的声音大概犹如五分的硬币那么大，它坚硬、沉重，缺少应有的热情。起了风。屋外出现了片刻的喧嚣，雷雨大概被风刮得七零八落了，只有风的叫声填满了整个院子。
　　“还痛吗？”我问南兰。
　　“好些了。”南兰说，“我害怕下雨。”
　　“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说，“清明节的雨不会是很大的。”
　　我的话音刚落，一道刺目的闪电猛地一抽，一声尖刻的炸响随之而来，雷声仿佛从南兰的身上趟过去。南兰怪叫了一声，搂住了我，她在我的搂抱中哆嗦着。
　　“南兰，你不要害怕。”
　　“我还是害怕，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