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儿蝶儿飞起来（二）

第二章他其实是个能听见的哑巴

这个“葫芦头”出生于一九六九年，地点在涟子河畔麻石津镇的麻石街。老天赐给他的家是那条古街几百栋麻石房子的第一百二十五号，数字不太吉利，刚好是半个二百五。出生的那一年，地球上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美国的阿姆斯特朗将人类的双脚第一次踏上月球。而对于麻石街，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发生了有水文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后一场洪水。在防洪大堤筑成以前，洪水年年都有，大家都习以为常，本不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太深的印象。但那场洪水过后留下了两件稀奇事。第一件是它馈赠了人们很多鱼——太多，以至于直到第二年开春，家家户户的坛子里还攒着没人吃的腊鱼扎鱼，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人看见鱼就不伸筷子。而第二件稀奇事，则是小街里那根硕大的葡萄古藤从此再没有开过花结过葡萄。
那根葡萄长在麻石街深处一个大圆坪内的古井边。井是好井，四周都用麻石围砌，不论春雨秋干，水既不溢，也不亏，总清莹莹如镜子。现在巷子里早已装上了自来水，只需手腕子一动，水便哗哗地流出来，可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拎了桶子天天在井里取水，他们说，这井里的水，煮出来的饭香，泡出来的茶淳。葡萄更是好藤，碗口来粗，颜色深褐，不知何年何月传承而来。虽说不再开花结果，可并不妨碍它茂盛地牵蔓长叶，若到夏天，攀满偌大的葡萄架子如伞盖，荫庇得大半个圆坪凉浸浸的，人们都爱在架子下摆着几张竹床竹椅，摇着蒲扇，聊着陈谷子旧芝麻的烂事。由于这根葡萄，麻石街又得名“葡萄巷”。
葫芦头算是这条古巷蕴育出来的异种。按照二婶子开玩笑的说法，葡萄三十几年不开花，就因为结出了这么个“葫芦”。其实他并不算笨，小时候读书时考数学还能隔三差五捞个八九十分，只是语文太差，老浸在六十分的危险线上艰难地半沉半浮，要他交一篇三百字左右的作文，几乎能把肠子都憋出来。他原来也有几分贼胆子。十岁那年的一天，他爹将单位的那辆大货车停在小巷里，刚进屋喝了杯茶就不见了，到处找都不见影，正急得满头冒冷汗，那辆车空着驾驶室如有人遥控一般开回了小巷，稳稳当当停在葡萄架子下。他爹冲上去打开车门，里面就是那个小兔崽子，刚好比方向盘高半个头。他爹拎下来照屁股蛋着实一顿巴掌，那小兔崽子，却还在傻笑着回味刚才开车的威风劲呢。他爹气红了眼，把孩子摁在地上，操起竹杠子就抽。满条巷子谁也劝不住手，他爹疯喊着：人命关天的事，这小杂种竟当作儿戏，赶紧打死了省事，免得将来惹大祸坐大牢！这兔崽子居然既不懂求饶也不张口叫痛，暴揍直到将竹杠子打成两截才住手，打得他趴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又由阿姐背着读了半个月书。屁股上的疤掉了后，他看见棍子就哆嗦，看见车子也哆嗦。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他十七岁那年，竟成了一名司机。爹对孩子的娘说：看来读书没什么指望了，不过开车倒是块好料子。于是提前退休，托了个门子让儿子顶他的职，进了离小镇八公里的国营合金厂的汽车队。这小子开车倒的确是把好手，人缘也不错，不管是当领导的还是普通职工，想运送点东西，客套话都无需一句，招招手，递一根香烟，准保傻兮兮给你办了。只是他性子太闷，除了低着头干活，偶尔抬着头憨笑，一年到头难得见他放几个屁。近些年他的日子过得很不大顺心，爹娘先后撒手走了，阿姐嫁到了县城里，好不容易由阿姐给他张罗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庭，没两年他又下了岗，然后没两年老婆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总之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弄得他简直成了一个哑巴。
他老婆是个“上头妹伢”。所谓“上头妹伢”者，居于小河上游几百里外大山中能传宗接代的物件也。那儿出奇地穷，却盛产着女人，价格根据面庞的秀气程度和屁股的大小，分成几千到上万不同的等级，未满十四的因养到成年尚需不少口粮，价钱减半。葡萄巷子里有几个汉子，或穷得叮铛响或是有些痨病之类的暗疾，附近的女人没有谁会看他们一眼，只好由作大人的从亲戚朋友家凑了钱，换来上头妹子传宗接代。人虽然是用钱换来的，但在小巷人眼中却不算商品。小巷民风淳朴，他们会让那姑娘从进门起就充分享受到一名女人的尊严：各家各户都凑了八仙桌到大圆坪里来，热热闹闹地开几十桌酒席，狠狠地让她在当新娘时风光一番。
至于这里边有没有爱情，那就管不着了。在小巷人眼里，结婚么，不就是男男女女上床睡觉生孩子，下床干活过日子吗？还管什么爱不爱的。爱情那玩意儿，只是有钱人摆在自家小洋楼里的奢侈品，他们有时候也会在外面置办几只，看着花花绿绿的，不实在。而且，一摔就碎。
单凭这一点，所谓爱情就不会比小巷子里买来的婚姻牢靠。多少年来，凡是嫁到这里边的女人没一个跑掉。一来没有人会亏等她们，二来嘛，比起这条小巷，她们那条山沟沟，穷得就像撒哈拉大沙漠。
葫芦头的女人是唯一的例外。但这也只能怪他看走了眼，准确地说是他姐姐看走了眼。因为葫芦头就是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平常见了女人就赶紧低头走开，见了漂亮女人那头更是挨到了地面。要不是有这个毛病他也不会沦落到要找“上头妹子”的境地，他当时还在上着班呢，开通勤车，一身干干净净的，那可是个多少人羡慕到眼红的职业。
说起来她的女人算是自己找上门的。那年她作为远房的小姑的一个上亲来到这条小巷。还不到十八岁，（这已经算是个吓人的年纪了，她那个远房的小姑才刚满十四岁呢！天知道她是怎么守住自已没让人买出去的。）在腊八月里，虽然穿着件蓝印花布棉袄，却掩不住玲珑的身段，该大的地方都大，该小的地方都小，两只水灵灵的眸子，黑黑亮亮的东西不住地穿梭。有人禁不住拿她取笑：
“姑娘，别回去了。就我们这儿找户人家住下吧。”
看着她没有任何害羞的表示，于是又将问题更深入了一步：
“看看我们家老四怎样？”
“你们家老四是哪个？”姑娘居然顺着竹竿往上爬。
“井边蹲着的。老四，你站起来。”
“他是干什么的？”
“镇上铸铁厂的，烧炉子。”
“哦——”姑娘将脸别过去。
“那看看我们家的。我们家有爆米机呢，打人参米。见过吗？”
“见过。炭烧鬼，一脸黑。”
大坪里的人都笑起来。“小妹伢，看看那个？”有人将手一指，巷口转进来一条墩实的身子，就是葫芦头，穿着件皮夹克，刚下班回来，肩上扛着单位刚发的一篓桔子。
“他又是干什么的？”
“合金厂，开大客车，端着方向盘。这回威风了吧。”
姑娘不做声了，眼睛却跟着葫芦头转。
这情景被阿姐看在眼里。她是特意从河那边的县城里赶来喝喜酒的，此时正在井台边帮着二婶子洗菜。她和二婶子交换了一下眼神。那姑娘长得俊，人又透着股子泼辣劲；而他家的榆木疙瘩，已是二十七了。这种年龄若放在别的地方根本算不上什么，可在这古老的小巷子里，过了二十三就算晚婚。葫芦头晚婚了整整四年，还不叫做姐姐的揪心死。但不知托人作了多少介绍，没有一件能成功。人家姑娘只有一句话：条件再好有什么用，我总不能守着个哑巴过日子！
年底下阿姐和姐夫拖着葫芦头去了那个穷山沟，把一叠钞票送到一个眼睛瞪得滚圆的老汉手中。老汉眼中的眼屎粘乎乎的，看了看倚在门柱上的女儿，牙一咬，成交。姐夫又将单位发给他的那个多波段收音机送给一个乡干部，姑娘立马又长了两岁。第二年春天，他们成亲了。
喝多了酒的已经歪歪晃晃地走了。闹房的也耐不住困回家睡觉。阿姐一家子早过了河。葫芦坐在沙发上，将仅有的几个电视频道调来调去。对面乳白色的纱帐内，红红的锦被中已多了一个人。
“睡吧。”那人说。
“嗯。”
过了一阵那人又说：“你到底来睡不来睡？”
“好的。”
又过了好一阵。
“有蚊子。”
“不会吧。现在才三月呢。”
“是有蚊子，不信你来看。”
他走过去才掀开乳帐，两条白花花滑溜溜的手臂一拉，他连人带鞋滚进了暖烘烘的锦被。
以后的日子如同灌了蜜。他在单位兴嘟嘟地开车，回来时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老婆挺着两只一跳一跳的奶子端饭出来。不过一年后轮到老婆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那时她的肚子大了。
老婆给他生了个白胖小子，也扑闪着跟他妈一样黑亮亮的眼睛。他想着这日子真是光艳艳的，给儿子取了名字叫“亮亮”。可惜这日子并没能“亮”几年——他下岗了。不久就在阿姐的资助下，买了一台出租车，成了穿梭于县城大街小巷的一名的哥。
县城与小镇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却有一条小河弯过来隔开。县城在北面，小镇在南面，它们咫尺相对却不能相顾，因为北岸还有两座馒头山，这二者之间扯起一道矮矮的屏障。维系县城与小镇之间纽带有两条。一条是实线，即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发电站挡水坝，只不过发电的作用已经废弃了，现在成了“桥”——实心的桥。另一条纽带是小坝上游八百米左右的那些渡船，它们的轨迹淹没于清澈如虚空的河水中，所以算是一根虚线。从小坝进城是六公里，而乘船进城则仅三华里。不过，小坝上度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车，而船，渡的是尚不敢奢望这一成果的人。
葫芦头刚开的士那年生意还比较好，收入几乎是单位那点工资的三倍，老婆每天忙着在家里点着钱，胸脯子两座尖尖的山峰挺得老高老高。当时出租行业在县城兴起才两年。头一年有关部门试探性地发放了八十块出租车牌，仅象征性地收了点牌照有偿使用费，经营期为五年，车子清一色的都是桑塔纳。由于僧少粥多，从业者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第二年，也就是他加入那个行业的时候，增加了两百台出租车，每台车的牌照使用费的政府指导价为二万七，从业者为了缩减投资，百分九十的车子成了奥拓，这时大家口袋里赚来的票子要薄了许多。到了第三年，再次增加了两百块出租车牌照，每块涨到了四万五，车子则统统成了奥拓。县城并不大，方圆仅十来公里，居民十来万，四百八十台出租车难以找到尽情施展的空间，市场严重地饱和，从业者的口袋终于彻底地瘪了下去。
这种情况在内地的许多小城市都可以见到。由于客运出租经营权是一种公共资源，而这种公共资源又可以提前挖掘出来兑换成现金，每到财政有点困难时，有关部门就会想出拍卖出租车牌的点子，稍稍调剂调剂。只不过这座县城调剂得太过头，以至于弄得大街上几乎不见了乌亮的柏油路面，只看见首尾相连的红红的出租车。
县城的出租行业里很快便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原来那些桑塔纳统统不见了。根据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观点，可能是那种车太大，钻不了小巷子，而且它太贵，硬生生的是三台小奥拓的价钱，油耗也比小奥拓整整高了一倍，很不合算。更重要的是，它的起步价是四元，比奥拓高出多了一块，公里价也比奥拓高出两毛。由于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白天跑在街头根本没人理睬，即使到了晚上，人们黑咕隆咚里拦下来，也往往说声“对不起，这车太大了，我那小巷子里进不去”，挥手挡下一辆小奥拓走了，丢下这辆桑塔纳在一边呼哧呼哧地生闷气。终于，行业里掀起了一场“以小汰大”的运动，将那些桑塔纳统统换成小奥拓，行业外的人将它称为“小蚂蝈”，从业者则呼之“懊恼砣”。淘汰下来的桑塔纳，一部分以一两万的价格买到外地；另一部分则换成民用牌照，变成了黑车。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鸟车”，这名儿来源于赵传的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想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鸟车”摆在县城的中心广场上，跑的是公路运输，往来于县城与莲市之间，十元一人，凑足四个就发车，又方便又快捷。
生意怎么样？
坐车的人常喜欢这样问。
被问的只是笑笑，并不作声。那问话的也笑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不管哪朝哪代，犯点子法远比老实巴交干活要挣得多。
这等于又增加了几十台的士，老实巴交跑一天街却看不到几个钱的人，自然会说闲话。而且运输公司也闹了起来，落进他们碗里的饭粒大大减少了。于是有关部分也狠狠地“严打”了一次，抓一台罚三千。但后来有一个人由于交不起罚款拿不到车竟然吞了老鼠药，三四十台“鸟车”借机来了个抬尸大游行，都打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的横幅，闹得乌烟瘴气，这事情便再难“严打”下去了。
有关部门想了个变通的法子，让这些车通通办个道路运输证，每个月的客运附加费一分也不能少，再由他们牵头办了一个公司集中管理，当然要收一笔不小的管理费。另外，为了防止与顾客运公司搞“不正当竞争”，票价提高到十五块。
他们并没有取得客运许可证，因此还是违法者。
不过，是被默许且受保护的违法者。
随着油价一天天飙升，保险及各种费用一天天上涨，小“懊恼砣”们越来越难以为继。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晚班司机，因为请人做帮工的必要性有待重新考究。现在一个晚班只能挣六七十元，刨去四十元油钱，十元的车辆损耗，另外抽去洗车费、工人的烟钱夜宵钱，车老板必须从家里往外掏钱才能开出工资。渐渐地，几乎所有的晚班都被车老板炒了鱿鱼。而晚班消失后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街头巷尾专为的士服务的无证洗车摊点。现在车老板为了节约几块洗车钱，都拿块抹布自己到加油站去洗车，洗车摊点再无生意可做，纷纷卷起铺盖溜之大吉。
没有了他们，市容市貌的确好了不少。
可也令一些向洗车行收取管理费的人口袋空了许多，着实心痛了好几天。
葫芦头理所当然地是最后一批炒晚班鱿鱼的老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炒了晚班的鱿鱼不到三个月，老婆也炒了他的鱿鱼，跟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失踪了。
与老婆一同失踪的，还有床底下瓦罐中三千多皱皱巴巴的钞票。
其实如大地震的发生一样，任何突如其来的变故事先都会有点预兆。首先是老婆总是叽叽咕咕地抱怨：每天拿回家的钱少了啦；想买漂亮衣服又没钱啦；小巷内的王经理在县城买了房子过神仙生活了啦……
更主要的，则是骂他上床前老不洗脚，臭哄哄的，睡得又像个死猪，打起鼾来像炸雷，踢都踢不醒。
有一天早上洗车时，二婶子对他悄悄地说，田仔，你老婆天天泡镇上的小舞厅，光闪子里男男女女搂来搂去的，她又那么漂亮，你留个心眼。他只是笑笑，没往心里去。自己那么忙没工夫陪，老婆若天天闷在家里，还不得憋出病来？再说，儿子都快四岁了，他不相信老婆会玩出什么妖蛾子。
二婶子则看着他那付油盐不进的死呆样，一连骂了五句葫芦头。
老婆失踪前的一个周六早晨，小亮亮趴在耳边问，爸爸，你说是你的劲大还是妈妈的劲大？他当然是抱着儿子憨憨地笑。儿子说，我看是妈妈的劲大，刘伯伯比你高了大半个头，妈妈都能把他摁倒，打得他嗷嗷叫。当时老婆“啪”的一个耳刮子扇过去：再胡吣，看我不活剐了你。
这个傻木头，怎么就不想想这里边的蹊跷呢？
终于有一晚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按照惯例，夜宵应该在桌子上，衣服袜子在卫生间，老婆孩子在床上，但那天什么也没有。他当里并不在意，心里还轻松着呢。今晚好了，不用洗脚，且可以畅快地去响他的炸雷。然而第二晚还是这样，他隐隐就有些不妙。跑到二婶子家一看，儿子倒是缩在被窝里睡得很香。二婶子告诉他，昨天他老婆把亮亮寄在她家，说是到姐夫家有点要紧事，急急忙忙拎一个包袱走了。他当时就有点懵了，老婆是独女，哪来的姐夫？二婶子又说，事情有点怪，据早上李奶奶的说法，那天下午看见她上了一辆的士，车上好像还有个男的，眼角有块蓝印记。如果真是他，倒是来过一两回，还给亮亮送了玩具车，亮亮叫他“刘伯伯”。
刘老板，他明白了。这人是老婆新近介绍给他的一个客户，包他的车去过莲市几回，行踪似乎有点古怪，同行的总有一个说不清来历的女人。不过这位老板很大方，出手就是两张“老人头”。
于是，他跑到外面去打电话。老婆的手机已关，而刘老板的，是空号。这回他的脚有点软了，再跑回家一看，柜子里凡象样的衣服都没有了，拿出床底下的宝贝瓦罐，已空空如也。环顾四周，本来就空空荡荡的房间竟然被无穷地放大，且被电灯照得白花花的有些瘆人。他的心轻飘飘地荡了起来，身子却分明软在地上。
他再次能走着出去打电话已分不清什么时候了，但那声音的确不是自己的。
“姐，她不见了。”
“什么？”阿姐显然还在梦里迷糊，“谁，你说谁不见了？”
“她。”
“她是谁？田仔你说清楚点。”
“她。就是她！昨天就没回来。姐，她跑了……”
电话这头已哭出声来，接着电话那头也哭了。
找老婆的事延续了大约七天，几乎惊动了葡萄巷所有的人，但没什么结果，只是弄明白刘老板似乎是个蛇头，因为他从这附近带走的并不止一个女人。
蛇头是干什么职业的，他不懂。
就是麻脸拐子，有个很有见识的人说。
噢，这个词他懂了。小时候偶尔乱跑时娘就会说，到处疯，看给麻脸拐子抓了去！
可以前的麻脸拐子不是只拐弄小孩子么？
现在是什么年代？商品经济。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麻皮更是最好的商品！那个很有见识的人粗俗地说。
拐弄出去的货物还能回来？答案其实很清楚了：那个人已经彻底失踪了，而且似乎永远不会回来。
对于小巷来说，这件事不过就是扔在古井里的一颗小石子。虽说它带来扑通一声响，也激起些许涟漪，但水面终归是水面，它是静的。
葫芦头果然继续开他的车。依旧是迎着太阳出去，陪伴着月亮回来。
只是亮亮被阿姐接走了。
他才四岁，已经能把那个玩具车掼在地上，还狠狠地踩上一脚。
葫芦头的话更少了，哑得有那么点瘆人。
都说哑巴要比常人多三分承受力，因为他们听不见。
听不见，日子当然就过得单纯。
而一个能听见的哑巴，那份承受力只怕更是聋子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