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 章：一切重新开始

　　我在老厂脱产已经五六年了，这五六年的工作基本上是动动手写写字，到育美中学当工宣队，更是只动嘴不动手。但现在我到新单位是一个电工，我就要放下架子做工人了。在我调动时就有了思想准备，到新厂后一切从头开始，好好当一个工人，决心从头再熟悉我的电工业务。
　　几天工作后，我感到还能对付，班里虽然把我当作老师傅看待，但并没有怎么发难我。
　　因为正式安装工作还没有开始，如今最麻烦的也不过是叫我和大家一道在集体宿舍里安装电灯而已。安装电灯要爬高摸低，停着梯子，抬着头在屋顶下和墙壁上操作，是比较辛苦的工作。但我已经长久没有做这些具体电工活儿了，正好练练我的手艺，感到也蛮好的。
　　安照规定，当时的一个内线电工，包括布线在内，一天要安装五只电灯和五只开关，但我现在远远跟不上，一天紧紧张张下来，也就能安装三四只电灯和开关。这个速度和他们复退伍军人新电工不相上下，称不上是老师傅，所以我得紧紧跟上才行。
　　在我报到一礼拜后，从杭州又调来一个电工，是五八年参加工作的两级工，他是本地人，家在松林乡，离厂只七八里路，因为家属还没有来暂时也和我一起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里。看样子他是从车间第一线来的，技术比较熟练，和他一起去安装临时灯时，他根据现场情况很会出主意想办法：干线怎么拉，开关怎么装，灯头装在那里比较合适。我感到自己名义上虽是高他一级，干活却还没有他熟练，于是我就虚心诚恳地请教他。按照他的主张来做，这样两个人配合得也很默契。最主要的是两个人才都是从外地调过来的，一时都为能在家乡的新厂工作而感到高兴。
　　班里的同志对我也还体谅，有时礼拜天有车出去，就叫我搭便车回家去好。
　　班长对我说，礼拜一回来上班车赶不着稍为晚一些也没关系，下班时如有厂车或赶乘外面公交车你提前一些时间下班也没有关系。于是我想回家的时候就向班长请了一下假，提前个把钟头回去了。自然，我现在的家就是雪梅工作的陈村卫生院。
　　有时雪梅有点头痛脑热的，卫生院打电话来，我就下班后步行回去。十五公里路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但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按厂里上下班时间回去。当我在五点钟下班走到陈村时，小镇上已经万家灯火了，但我还是感到那么的愉快和幸福。因为我想到当年在遥远的厦门，过春节放十天半月的假我都无法回来的。如今雪梅一个电话，虽是夜里没有车走两个多钟头也就能到了。从此再没了远离家乡的相思之苦，现在我想念妻子了什么时候回去都行。
　　想到如今还有成千上万的在外远离故乡在工作的异乡人，一年见不到他们一次妻子儿女，我算是幸福的了。
　　我深深地感到毕竟是回家乡的好呀，何况如今我回来也不算晚，我才三十六岁，雪梅才二十九岁，孩子也只有一岁，如今晚婚有的人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才刚结婚呢。雪梅还那么年青，回到故乡来好似重新结婚，才开始过起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在顺利中也有不顺利。不久，来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麻烦事情。
　　调回来家乡之后一个月过去了，可领工资了。但没有想到我在签字之后，出纳只给我三十八元钱，和原工资差了百分之十。我到财务科一问，财务科那位四十几岁的主管会计，扳着面孔，给我打了一顿官腔说：“你原在的厦门是八类地区，这里宁波是六类地区，你调到我们宁波来，按照文件规定，你的工资应该扣掉百分之十。”
　　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按照当时工资政策的原则，从外面调进来的职工工资，原来的工资高于当地的要调低；原来工资低于当地的可以提高。以使外地调进来的员工工资和当地员工一样。上面这样规定，显然是合理的。据主管会计说福建的厦门是八类地区，我们这边是六类地区，这样按照规定从厦门八类地区调进来的工人调到宁波六类地区，就要减低百分之十。可是我从厦门劳动局介绍来三级工的实际工资只有四十三元八角，比这里东宁波市的三级工工资四十五元五角，还要低一元七角。我对他说你要看我实际工资嘛，不要刻板地按规定来减我百分之十呀。我本来只有四十三元八角的工资，叫你再降百分之十，就只有三十八元钱了，和这里的两级工工资一样了。
　　可是那位主管会计说：“我不管这些，按照文件规定办事，不管你原来工资多少，八类地区调到我们这里六类地区来就要减百分之十！”我叫他们向厦门厂里去问一问，厦门的工人工资是不是真正是按八类地区算的？那主管会计说我没有空，要问你自己去问。我只得自己写一封信到厦门老厂劳资科去问。
　　半个月后老厂的劳资科来信告诉我：“厦门市干部按八类工资算，工人工资福建全省不分类型。”也就是说厦门地区干部是按八类地区算的没错，但工人工资不是按照八类地区算的。我把那封信拿给那位财务科的主管会计去看，那会计看了扔在一旁说：“就是八类嘛，我们还是要照扣百分之十。”于是我现在发的工资扣得就剩下三十八元四角钱了。
　　社会上就有这种人和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不能不叫人生气。但是人家手里有权，他就这样做了，你一时想不开气死也没有用。只得自己想开一点了。
　　我调到这里来，本来就只是想解决夫妻俩长期分居的困难问题，在经济上，我没有想过。当时我认为，浙江和福建相近，工资总也差不多的吧，但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我又一想。既然碰到了不合理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只好想现在我的妻子雪梅已经大学毕业，她的工资也有四十三元五角一月了，就是自己减掉百分之十，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也有八十元了，所以见一时解决不了，也不想和那主管会计多争论了。调都已经调来了，还能为这几元工资再回原单位去？这不叫老厂的人笑话？罢了，就当是自己两级工算了。好在厂里大家都是两级工，我也降一级，再当个两级工和大家平等，也好和大家打成一片，譬如人家单职工。
　　我又想到我临来时，徐书记也曾对我说过，到了新的单位不一定样样都好，哪里也有阶级斗争的。对于调新厂的工资问题，还算不到阶级斗争，但确实也是管理上两种思想斗争。一些干部是为工人考虑的，一些干部却是死搬教条不为工人考虑的。这是我调到新厂后发生的一件新的叫人想不到的事情，我只好咬咬牙忍住了。
　　几天后，直属连的指导员问我：“你调来这里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对指导员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是到这里发工资有点不大合理。”我把我的工资情况向指导员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位四十几岁的北方来的南下干部的指导员，却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同志，听了后为我大为不平。他说财务科这个人我了解，原来也是地区直属单位的，他又在耍弄他的个人权威了。他原是一个财务科副科长，因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当时影响很坏，被上级撤了副科长的职务调到这里来的。从那以后，对组织上总是耿耿于怀，凡事总与领导唱对台戏，可利用职权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与职工作对，和领导闹别扭。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我替你向领导反映反映看，不能由他这样不讲理，不然你太吃亏了！
　　指导员后来把我的事情反映给当时的厂指挥部。指挥部一位管后勤姓黄的副总指挥说：“这样做不合理，这是死扣条文。”副总指挥特地来到财务科，调看了我的工资介绍信，又对照现在发的工资，知道直属连指导员反映的情况属实，就对那位主管会计说：“人家工作了十七年，只有四十三元八角工资一月，再减人家百分之十，不就剩下三十几元了嘛？你怎么这样断章取义死扣条文不管实际情况呢？工资政策的原则精神是调进来的员工工资与当地员工的工资持平，高的要减，低的要加。外地调来的职工，工资低于本地的，照理应该补齐到本地工资一样才对。他的工资本来就比本地的低，你不能再加他，也不能再扣他了。你还要再扣他百分之十，一个三级工工资和这里的两级工工资一样了，这合理吗？我们几次三番去信联系，调一个老工人来不容易，人家从外地调来高高兴兴的，叫你这样一弄，人家心里会好受吗？你这不就伤害了外地调来的老工人积极性？还是按原工资发给他吧。”
　　可是这位主管会计说：“我不管合理不合理，就按照文件办。既然你这样说，那么这责任就由你们领导来担，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于是那位副总指挥白了他一眼就拿了笔给我在工资单上签了字：按原工资发。那位主管会计这才按我原来的工资发给我。但是还是和当时的工资还差一元七角，当然我也不去计较了，我感到这已经算好的了。不是指导员去汇报，不是黄副指挥去干预，在工资单上为我签字。我的工资就要长期被扣百分之十。我对连里的指导员和厂里的这位黄副指挥很是感激，我感到毕竟还是关心人的领导多，通情达理的领导多，像那个主管会计那样的干部少。如果干部都像他那样，做事死扣教条，不实事求事，不关心群众利益，那我们国家就完了。
　　从这件事上也使我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有一种人心灵高尚，富有同情人，看见比自己差，比自己困难的人，想方设法总要帮助人；有一种人心灵卑下，看见人家困难看见人家比他过得差，他欣欣然很高兴，觉得自己高人一头；更有一种人，在当他撑握了小小的一点权力后，他就要利用这点权力，来想方设法，克扣百姓，打击人家，以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