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七章：和冯小凤话别

　　在育美车站告别李琳之后，他又想到了冯小凤。阿芹昨天还说，如果和冯小凤结婚，现在就不用回去了，我感到她的话虽然不现实，现在我儿子都生了，调令也来了，我只能往自己的家乡去了，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了。但是她的话也提醒了我，我感到人不能无情无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临行还应该与冯小凤去话别一下。你高高兴兴地调走了，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可是像冯小凤这样的人还留在厦门呢。她也是在厦门的外地人，在厦门的浙江人呀。
　　我又想到，在流行性感冒在厦门流行时，当时我在这里真是亏得王能胜和冯小凤照顾我的呢。那几天我感冒发高烧，要不是王能胜来敲开我的门来叫我，我烧死了也没有人知道呢；而且当时王能胜都不知道我生病，当时我没有开门可能生病了的消息是冯小凤告诉王能胜的。因为她和我住在同一幢集体宿舍的同一层楼里。别看这个姑娘平常不声不响的，见着人也爱理不理的，这是因为人家看不起她造成的。其实她心地善良，平常也能关心人帮助人的。关键时候还能这样的站出来真是难得！在流感那几天，我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发热到摄氏40度，烧得我爬都爬不起来，那几天里多亏了王能胜和冯小凤呢，他们俩又是给我送药，又是给我带饭送水，可是自己曾经和后来帮她做过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几年前在我当厂里团支部书记时，我曾经想发展她入团，可是后来屈于当时一些舆论的压力，说她父亲是地主，阻力很大，终究没有发展她。后来自己也退团了，不当团支书了，政治上更帮不上她的忙了，什么事也没有替她做过。她生病时这样照顾我，以后我也没有再报答她什么过。
　　我感到我欠她一份情，如今自己要走了，难道连声告别的话也不给说一声就自己悄悄地走了？这也太无情无义了！我觉得应该去和她告别一下。我决定在这里最后一天早上离别之前，到她宿舍去看看她，与她最后话别一下也好。
　　当我整好东西，来到冯小凤的宿舍门前时，心里还有点犹豫，觉得乍见面不知如何对她说的好？后来想想就开门见山对她说吧。
　　当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敲开她的门，见她出来开门时，我就微笑着对她说：“冯小凤，我要走了。”
　　“啊，你真的可以调回去了？”她一面按按自己的头发，高兴地对我说，“这晌我是听说你要调走了，没有想到这么快。来来来，进来坐一会。”她把门拉开了，让我进去。我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会不会打扰你休息呀？”
　　“不要紧的，我没有事。你走了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我们的老乡又少一个了。你啥时候走？”
　　我望着她说：“今天晚饭吃过就动身了。”
　　“在桃园车站上车？”
　　“在桃园车站。”
　　“行李都打好了？”
　　“早都打好了。我没有什么东西。”
　　“来，进来坐一会吧。以后请也请不到你了。”我红着脸就不好意思地走了进去。她把一块小方小凳移到我的前面，让我坐在窗槛下的一张小房旧桌旁，自己坐在床沿边。
　　“还是你好呀，终于可以调回去了，可以回到老家去了，像我这样看来是要老死在厦门了。”
　　“也不要这样想，说不定以后也会有机会的。”我安慰她说。我看看她原本胖胖的圆脸，现在有点苍白，也瘦了一些。我同情起她来，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里，当年有一个姐姐在，后来工厂下马时，她姐姐眼她姐夫都调到漳州糖厂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在这里了。如今在厦门举目无亲。
　　冯小凤望着我羡慕地说：“我那像有你这样好的运气呀！我想回去现在也没有条件了，自己一个人，父母已不在了，家乡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没有理由调回去了。除非辞职不做了。”
　　我听了一时语塞，觉得她的情况还真是这样呢。可是来了就说这样叫她难过无望的话嘛？我想了一下，觉得总也要安慰她几句，我就对她说：“其实厦门这地方也蛮好的，在东南沿海也算是个有名气的城市了。这里气候也好，在厦门待着也还是可以的，我是老婆调不过来才调回去的。”
　　“你现在调过去，调到什么地方？”
　　“在一个山区里，很偏僻的地方，到了家乡还要在城里宿一夜才能到那单位。”
　　“那是暂时的，以后总有机会调到一起的。那你调过去是什么单位呀？”
　　“我调到她工作的山区三十里路远的一个新建的造船厂。”
　　“这不很好了！三十里路算什么，不就是我们这里到厦门市区那么些路嘛，这算蛮好了，要有事情了一个钟头就到了。”
　　“嗳，想想在这里的情形，是蛮好了。”
　　我想到自己这样走了，可想想她还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我算一下她的年龄，也已经有二十八岁了，要是在农村里孩子都很大了，可是她连对象都还没有，觉得她很不幸的。停了一下我低声地问她说：“小凤，你现在对象有了没有？如果没有找，你也应该找一个了。”
　　听得我这样问她，她的脸红了，低着头摇摇头说：“像我这样成份的人谁会要我呢？”
　　我听了很为她难过，我感到她这个人其实不错的。说老实话，要是我当年不想入党，对成份不讲究，要是没有雪梅，阿芹给我介绍，他也会考虑的。我于是安慰她说：“小凤，你也不要这样想，你父母的成份是父母的事情，和你本人有啥关系？我想是人家还没有发现你，你有机会再找找阿芹看。阿芹是个热心人，她不是跟她姐夫也调出去了嘛？以后她到新单位说不定有合适的人，你再请她介绍一个。”
　　冯小凤的脸被我说得更红了。低声地说：“我现在也不想了。一个人也可以生活的，没有什么。我现在虽是个两级工，一个月有三十六元钱，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够了。”
　　“平常是可以的，可是生起病来呢，像我去年发流感时得病时那样，想喝口水都没有人提，那可是很凄苦的呢？去年那时我在这里要不是你和王能胜来敲门喊我。我死在里面都不知道呢！”
　　她不响了。我又望着她说：“你现在还很年轻，想找肯定能找得到的，你不要灰心，我希望你在这里这两年也能找到个如意郎君！”
　　冯小凤被我说得红着脸笑了。摇摇头苦笑着说：“我可没有你命好呵！找个对象还是大学生，还是个医生。”她望了我一会抬起头来对我说，“中午我去食堂买点面来，你中午在我这里吃吧？”
　　“喔，不了！不了！”我赶快不好意思地推脱掉，“王能胜已经给我约好了，中午叫我到他家去吃，谢谢你！”就这样又和她说了几句分别的话就从她的房间里起身出来了。
　　后来在我调回家乡几年后，我听阿芹来信告诉我：冯小凤后来就找了一个也在本厂工作的福州人。这个人我认识，原来是一个从福州机电学校毕业的，当时我在糖厂时，是搞柴油发电机的，后来就转为机械技术员，也算是一个技术干部。后来阿芹在信中告诉我说，冯小凤和那个福州机电学校毕业的中专生结婚后，都是大龄青年了，两个人性格合不来，生活习惯也不一样，经常要吵架，生活过得也不幸福。这是后话。
　　离开了冯小凤的房间，我又想到了当年我最要好的朋友和老乡李永根，我是宁波人，李永根是镇海人。当年我们一道入伍，一道退伍。我们平常就用家乡话聊天，是同属于一个地区的在外乡的最亲密的老乡和战友。在刚来厂里时，他学配电，我学电气修理。后来两个组合并在同一个班组里工作。
　　在六六年以前，我们住在一间宿舍，常常是一块出入，一块吃饭，一块看电影。那时候吃不饱经常常肚子饿，有时在街上买一个馒头还挖开来两人吃一半，真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在文革时两人观点不一致，成了对立派。
　　事起六五年甘蔗化工厂重新上马的时候，调进来一个七级姓胡的老电工，那个老电工也是我老家的家乡的人叫胡法鲁，起初他和我们两个都好，可是后来因为我说话不注意。有一次我说要知道胡师傅有没有来上班，只要看看班组里有没有他的热水瓶就知道了，他喜欢喝茶，上班总带着热水瓶的。后来李永根不知道怎么对他说的，就这句话得罪了胡师傅，以为我是说他上班只喝茶不工作，因此在我入党支部征求群众意见时，胡师傅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以致那次我入党就没有通过。
　　后来胡师法鲁还联络组里其他人把我的工会小组长都罢掉了。在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我贴了胡胡法鲁一些大字报，揭露了胡法鲁的一些历史问题，而李永根当时偏偏看中了胡法鲁的独养女儿，他就死保胡法鲁。这就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我参加了保书记保厂党委的所谓的保皇党一派，李永根参加了小数出身成份不好的造反派，后来李永根和他们的一派十几个人逃到市区里去了，我们坚持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直到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后，他才带着已经结婚的胡法鲁的女儿一道回来。但是两人几年来都避而不见。当年李永根还说他如果见到我就要打死我。
　　这都是当时派性的话。后来他们从市区回来，李永根倒也没有怎么样我。但我当时也不想主动去找他和他和好。心里放不下架子脸上放不下面子。可是现在我要走了，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不管怎么样，感到当年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好老乡，今天自己要调回家乡去了，连见都不见他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分？是不是也太无情无义了，太势利了一些！见一见，谈得来也好，谈不来也没有什么，我回家之后，就是想和他吵架也没机会了。所以最后决定我还是去和他告别一下。
　　李永根现在很低调，虽然他现在以造反派名义成了革会会付主任，但整党时还被延迟登记了一段时期。工作仍是一名工人。他仍默默在低头做他的电工。不像我后来调到政治办公室去工作。后来又派到育美中学当工宣队，还重新入了党，当了新车间的负责人。
　　现在我专门到动力车间的电工组去找了他。
　　“李永根，我要走了。”他碰到他后开门见山地告诉他。
　　李永根看见是我仿佛很生疏地望我一眼说：“没有想到你倒还会来认我这个老乡？”
　　我说：“过去的事情忘了算了。以前我在你背后说你为了找对象，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等坏话，我对你不起！希望你也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咱们当年一道下来，一道到这个厂里当工人，你是我最好的老乡和朋友，我忘不了你。这都是运动中我们站在派性立场上说话。”
　　李永根也抱歉地说：“当年的事不说它了，我也没有再记你的气了。你调动的事我早就听说了，是王能胜帮助你的吧？要不你那里能这么顺利的调走？你和我不一样，你现在是厂里的红人，我当时想想厂里可能不会放你的，没有想到你倒调成功了。唉，现在看来还是你好呀！对象找在家乡现在可以调回去了。不像我，找了个本厂的，这一辈子是再没有调回去的机会了，要在这里靠老了！好！你现在回家了终于也可以和你老婆孩子团聚了，我祝你全家幸福！你调去的是什么单位？”
　　我告诉他：“调去的单位是个新建的造船厂。到了那里要重起炉灶重新做电工了，这几年脱产技术都生疏了，我在发愁呢，到新单位工作我有点担心，怕日子没有在这里好过了。”李永根说：“还是做工人单纯，靠技术吃饭的好。你说技术生疏了？你基本工总还在呀，熟悉一段时期就可以了。你在部队学无线电出身，你基本理论还可以的，这我知道的。你在这里当值班电工不是也当得蛮好可以的，还带过班当过班长。”我听了点点头，感到还是老朋友对我的情况熟悉，说话中肯，还肯定了我在这里时的成绩。听了他这几句鼓励和安慰的话，我感到没有白来。李永根这个人还是诚恳的。一个人有时候心胸就要开阔一点，姿态要高一点，你不记着他的过，他也会记着你的好。
　　聊了几句，因为中间疏远过没有太多的话好说，后来又礼节性地说几句告别的话就走了。
　　后来他调回家乡五十年后，我和儿子媳妇和孙子一道到厦门去旅游，我还特地去找了李永根，当时虽没找到，但问来电话号码，后来一直通电话互相问候和交流厦门和宁波的两地情况。还是一对好朋友。
　　在一次李永根夫妇回来家乡旅游时我还专门带了他夫妻俩去游览梁祝公园等到故乡的名胜古迹，并且热情地请他们夫妇到他家来吃饭。这是后话。
　　从永根处回来，回到宿舍已经四点多了，我准备五点钟到王能胜家吃饭去。
　　看看已经整理好的行李，就只一个包着席子的里面放着棉被的被包，再有是一只从十年前我当电工维修组长那会，车间里自制的木板做的一只旧工具箱，这工具箱本来是放电工班的仪器仪表的。后来我不当组长了，这只工具箱就留了一下来，当作我自己的私人放东西的箱子了。因为想买一只皮箱我也买不起，说来可怜。现在这只破工具箱里我放着一些碗筷瓢盆等杂八东西和二十斤白沙糖和一些桂圆肉。还有就是一只纲线袋，网线袋里是一只面盆和牙刷牙膏和毛巾漱口杯等东西。再就是那只从部队带来的已经退了色的军用帆布包，里面放着路上随时要用的东西。
　　我看了这些行李后，坐着呆呆地想了一会，终于要离开了，这一次走，等一下就交房门钥匙了。告别厦门也告别住了十多年的这间房间了。我坐下来最后望望前面的桃林湾。
　　桃林湾呀桃林湾！我在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雪梅到这房间也来三四次了。当年雪梅来时高兴，去时难过的悲欢离合的日子，现在总算可以结束了。以后雪梅再也不用到这里来探亲，自己也不用回去再回来了。不过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回去的消息呢，我想象当她突然看到自己时的惊讶的神情，心里真是高兴万分。
　　坐了一会我抬头向窗外的远处眺望，桃林湾上低低的桃林和一些凤尾树掩映着红瓦绿墙的桃林小学和一幢幢华侨别墅，我想起了当年那里曾驻个海军复员大队。在1960年，当时大批的驻福建的海军退伍军人，在这个小学校旁边的华侨别墅的空房子里会合，一时做了海军复员大队。其中大部分是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和同乡，他们当时大都被分配到上海、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里去工作，当时我去访问后，得知这个消息，我懊悔得吐血。我后悔当初自己太早退伍，错过了这大好机会。那次分配离家又近工作又好，还在两个华东地区的著名大城市里。
　　可是后来我回家探亲时一打听，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都下放回家了。依旧在家当农民，或在家乡小镇里当个乡镇企业工人。因为大城市下放的人多。当此时节我才感到还是自己五八年退伍在厦门的好了，要不我也下放回家了。下放以后要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困难时期过后，他们中有些人又到城市工厂里去工作，但不是再到上海南京，而是到大西北，到甘肃兰州和宁夏。就没有在宁波本地的，比我在厦门更远了，气候也更差了。这时我想，可知人的是非成败一时是很难说的，有时当时看来是好事，可是几年后又成了坏事；有时候当时看起来是坏事，后来又变成了好事。
　　我又想起了十年前，榨季完后，厂里大批工人就到桃林湾去开垦海涂，当时说是要把万亩海涂变成农田，种上稻子和水果，我和工友们在那海涂上整整干了一星期。回来后结果工厂下马了，大批的工人下放，我也在下放之列。我当时也非常担心，幸而后来省里来了文件，外省技术工人不下放，我和李永根等才没有下放回家。自己当年退伍时悔恼不想留在这里，总是日日夜夜想回家乡，可是要是当时回家，后来就做不成工人了。
　　别看这地瓜地方，困难时期我幸而在这地瓜地方呢！要不是我这许多年来坚守在这地瓜地方，也就没有我今天张家良了，我今天也不可能正式以工人身份调回家乡去了。别看一个月四十三元八角钱的工资，要是当年下放了，连这四十三元八角的工钱也没处拿。而我十几年来就是靠这四十三元八角的工钱生活，还培养了雪梅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使她当年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镇女青年，变成了现在受人欢的内科医生。看来人有时太活络也不好，倒还是老老实实听从组织安排顺着命运处置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