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对调也不理想

　　在工业区的桃园车站下车以后，让火车开过，我提着空旅行袋沿着铁路道轨一档一步地向东面的甘蔗化工厂方向走去。抬头望望前面红墙绿瓦的育美侨校半中半西的教学楼好像庙宇，厦门半岛的高崎山脉好像一条巨兽寂寞地俯伏着，觉得这里犹如天涯海角。前面再没有地方可去了，火车开过去，开到厦门终点站，马上就要转回来，依旧回到鹰潭去，心里感到无比惆怅。
　　我从家乡的宁波终点站上火车，又来到这里的厦门终点下火车，感到自己十几年来，总老是在这两个“终点站”来回彷徨，来回折腾。仿佛入了魔圈，怎么也挣不出这两个天涯海角，心里感到好压抑，什么时候他才能走出这条怪圈，什么时候才能永远离开这个天涯海角似的地方？这确是我当年对这个半岛城市的印象。
　　当然，三十年后，这个滨海城市经过改革开放，高楼林立，海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像神话一样，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后来我回去后儿子带着我到这里来旅游。但是这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当时这里就是这样一个闭塞的半岛小城，而且我所在的桃园工业区，又在人迹稀少冷静的郊区，走在工业区的路上，都看不到什么行人和车辆。
　　我慢腾腾地在路上走了将近半小时，才到工厂造在一个丘陵地上孤零零的集体宿舍。来到三楼，走进东北面的自家的一间朝北房间，把旅行袋往房角落一扔，拖开床上的被头往身上盖，闻着那大半个月没盖的尘灰臭的薄棉被，深叹一口气，疲劳地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迷迷糊糊地仿佛仍在雪梅卫生院的楼上房间里，伸手想摸摸孩子和妻子，空空的，摸了个墙壁。睁开眼睛一看，这才醒悟，这里是我的单人宿舍，我又回到厦门了。又回到了我一个人的世界，儿子和妻子和自己又远隔千里了。
　　想着三天前的早晨，自己逃也似的硬着心肠离开在床上哭着的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心里又一阵难受。
　　每次总是这样，去时兴高采烈，回来心灰意冷；去时满怀喜悦，回来后心情沮丧。我恨自己出门这么多年，多少次与亲人分分合合，还是那么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怎么也锻炼不出来坚强一点？没有办法，看来我是个凡夫俗子，总是这样。我现在眼睛闭拢，又见那个胖胖的眼睛大大的小儿子在哇哇地啼哭，我的妻子躺在床上拥抱着生病的孩儿在嘤嘤啜泣，心里是多么地不忍啊！这一离别又要过一年才能去看她们，任雪梅在山区卫生院里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什么时候我能永远离开这偏僻的南方，回去后再不回来，能永远地和妻子儿子在一起！
　　听得隔壁开门关门声，我知道夜班的工人起来去食堂吃饭了，我感到肚子也有点饿了。自己这三天来，只吃了雪梅给自己买的几只面包和一些桔子，喝点水，还没有像样地吃过一餐饭呢。我就拿了两只碗和筷，顺便再带上那只竹壳热水瓶，开门出去到厂里的食堂去吃饭。
　　走到楼下，我就碰到了同去吃饭的工友们，人家问我：“张家良，你回来啦？”我和人家微笑着点点头：“回来了。”
　　“张家良，你回去一趟怎么瘦啦？在家很累啊？”我横了来人一眼，心里说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没有好好睡觉和吃饭，能不累不瘦嘛？
　　到了食堂，我看见熟悉的工友们，又和他们点点头，在卖饭窗口熟悉的南安农村来的炊事员阿祥用闽南话对我说，你好久没来买饭了，你到那里去了？我也友好地和他点点头，说回家去了。
　　我买了一碗高丽菜煮海蛎，买了三两饭，坐到狭长的长板凳上，伏在狭长的漆过漆的长条饭桌上，低着头吃饭，感到那打成豆腐格子似的方块饭，和像喂猪一样的煮得烂熟的夹着几粒像豆粒一样的小海蛎的高丽菜，一股难闻的味道，看到它就倒胃口。我划拉了几口，倒有一大半到回收桶里去了。比在雪梅卫生院里小食堂里老太婆弄的饭菜难吃多了，那面菜虽差些，可是总还对胃口，这里的饭菜煮法和调味都不一样的，叫吃惯了江浙饭菜的人很难适应，我在这里吃了十多年了还是吃不惯。在这里又没有家属，可以自己煮自己喜欢吃的饭菜，吃大食堂，人家煮什么你就只得吃什么。不顾到那里总是本地人多嘛，你只好入乡随俗，这是一点也没办法的。
　　吃过中饭，我把热水瓶在食堂寄放一下，就到车间去找吴主任。吴主任也才刚从自己家里吃好中饭回来，见了我，很高兴：“张家良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饭吃了吗？怎么到食堂去吃，不到我家来？到我家来吃好了。家里还好嘛？”一连串的问话，一时叫我不知先对她说什么好。吴姐倒了一杯茶上放在我前面的桌上。我只向她点点头，在她办公桌对面坐下来，我抬头望望办公室里有没有变化，然后望着她说：“一言难尽，好怎么好得来呢……”我把父亲的情况，雪梅和孩子的情况都约略地说了一下，到末结我叹一口气说，“唉，吴姐，我临走时，是逃难一样逃出来的，我怕再捱一下，自己都要崩溃了！自己走不了了，可是假期满了不走又不行，临行只好咬咬牙齿逃出来。”
　　吴姐听了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当年我丈夫每次回家来探亲也是这样的，来时高兴，走时难过。那时我的孩子也小，来了他对孩子们是那么的好，一天到晚领着他们在街上东走西逛，还给他们买了好多好吃好玩的。待要走了，也总是这样恋恋不舍的，因此他回部队去时只得早早的起来，五更天悄悄地走，不让孩子们看见。
　　我说：“这样回去还是不回去的好，回去一趟不是开心，反而难受。下次我都不想回去了。”
　　吴姐说，“你这不是心里话，这是气话，也不要想得那么绝，以后总有机会的，总有一天你们夫妻能团聚的。”
　　说到这里，我告诉她，在杭州转车时我碰到了在你们家乡嘉兴工作的一个造纸厂技术员，我问：“你们嘉兴有一个造纸厂吗？”
　　吴大姐说：“有啊，那个厂还是个老厂，是专门给人民日报造印报纸的白报纸的。”
　　我于是就把在杭州碰到的那个技术员的情况告诉她，说：“那个技术员是福州人，他老婆孩子也在家乡福州，他也想调回来，可是厂里不肯放他。他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想找一个浙江人对调，我想我调回到你们嘉兴去也好呀，他如果能调过来，正好你车间多了一个助手，你看我和他对调，你说厂里会答应嘛？”
　　吴姐想了一下摇摇头对我说：“照我看，这也不是好办法。”
　　我问她为什么。
　　“你想，”吴姐说，“不要说这样互相对调，双方把档案调过来调过去，要费很多心计，对方还不一定肯放。”我说：“你是说我是工人他是技术员不好对调？”
　　“不是这个问题，你也不是纯粹是一个工人了，其实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干部了。你调过去也可当干部用也可当工人用，不比对方差。问题是我给你考虑，你费了一番心计调过去，依旧是不理想的，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你现在在闽南感到到了嘉兴就离家很近了，就像到了家乡一样，实际上嘉兴到你们宁波还有几百里路，还是很不方便的。一年也只能回家两三趟。你还是多在外少在家，你对家庭还是照顾不到的。依我说，要没不调，要调就一步到位，调到自己家乡去。以前你给我讲过，你雪梅那里有个工厂要你，你要调你还是想法子调到那里去的好。”
　　我说：“吴姐呀，你倒不会说，能调回家乡去一步到位，我当然知道是最好了，可是这里总不肯放我有什么办法呢？对方厂说，要调要就要叫我这边写一封信去，告诉他们这里同意我调过去他们才肯发调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里不会主动发信给他们的。”
　　吴姐沉默了一会对我说：“我知道一户人家没有男人的苦难，你刚刚对我讲的你们夫妻离别时的情形，当年我丈夫在部队来探亲时，我也深有体会，所以我很同情你。我现在虽然远离家乡了，但夫妻总算都在一起了，家里能互相照顾，好得多了。所以我从工作上来讲我想把你留下来，和我在一道把车间搞上去，我们又是同乡人，用本地话都能互相听得懂，就这就好配合好协调。可是我看你在这里一个人，一时老婆调不过来，你老婆又分配在家乡山沟沟里，这比当年我还困难。所以我也同情你，支持你回去。不是说我把你推推出去，我好独占这个车间的位置。其实本来我这个位置是你的，是你推给我的，我还用推你吗？所以你真要走，你家里这么困难，我还是支持你走。”
　　吴姐说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会说：“依我我看，你在我这里的基层里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关键是上面，是厂里。厂里徐书记刚调到市外贸局去当局长，新书记刚来，对本厂的情况还不熟，自然他不肯随便放走骨干。厂里正在发展，一时不肯让你走，那你能不能从侧面想想办法看，从侧面，从别的地方做做厂领导的工作想想办法看。”
　　我听了吴姐的话，想了一下，感到吴姐这人还真诚恳，会这样的提醒我。从侧面？但怎么从侧面想办法呢？这是一个新思路。出路在于思路，吴姐的话有道理，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人转。问题不能看得那么死。事在人为，动动脑筯，也许能想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