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付过关 连长违心做检讨

　　会议继续开始后，夏福山见仍没有人发言，他分析：刘桂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战功，在连队的威信也比较高，同级干部碍于面子不好带头开口批判，两个排长和司务长都是他的下级更不好先发言，他担心对刘桂林的批判做成夹生饭。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他用眼神示意秘书魏志远发言。
　　魏志远是从通信技术学校毕业不久的学员，分到通信连当见习技师，后来调到司令部通信处当见习参谋。一次，夏福山要到某部队蹲点搞专题调查研究，要政治部和司令部组织联合工作组随他下部队，魏志远参加了联合工作组。魏志远很擅长察颜观色揣摩领导人的心意，在部队搞调查研究中得到夏福山的赏识，不久就被调到炮司政治部改行当了秘书，夏福山每次下部队必定带上魏志远，他几乎成了夏福山的“私人秘书”。
　　魏志远心领神会，他用眼神巡视了在座的各位干部，然后把目光落在刘桂林身上，轻轻地咳嗽了一下说：“我想在座的各位对刘副连长的问题心里都很清楚，可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的确，刘桂林同志是个经过战争考验立过战功的老同志，他的军事技术不仅在你们师数一数二的，而且在全军区也是出了名的。”
　　说到这魏志远话锋一转，说：“功是功过是过。但是，我们对他的错误不能迁就姑息。刘桂林同志所犯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涉及到我军的性质、宗旨和建军原则的大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能一味讲私人情面，迁就姑息。如果一味迁就姑息，不仅干扰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在二连的贯彻执行，也害了刘桂林本人。
　　“毛主席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就说过：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因此，只能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相反。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早已有结论。我军的许多建军原则都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任何人都无权变动和违背，无视或者歪曲这些原则就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
　　“鉴于目前部队存在的突出问题，上级派工作组到各部队进行各种整顿和教育，是一种突击补救性的工作，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政治建军原则的重要措施。在这样的时刻刘桂林同志居然偷偷搞军事训练，可见你平时把政治教育放在什么位置？
　　“你说你只是用课余时间搞点军事训练，很清楚，课余时间是留给指战员思考并加深对教育理解的时间，这是重要的消化过程，你用军事训练占用这个时间，政治教育就会走过场，你这是典型的用军事冲击政治的行为。”
　　刘桂林听魏志远说自己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头顿时大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但是他心里很不服气，心想：书呆子，光会背教条，只知道给别人扣大帽子！
　　魏志远说到这儿，用余光扫视了一下刘桂林，见他低着头，脸色通红，平日那种自信的神态不见了踪影。心里得意洋洋：我终于抓住了要害，刺到了他的疼处。他喝了口水接着说：“同志们，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不得战友情面，那样不仅害了刘桂林也会害了自己。我就先说这些，算是抛砖引玉，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主任批评指正。”夏福山露出了满意的眼神，对魏志远微微点头说：“魏秘书说的不错嘛！”
　　魏志远说完后，副指导员张成要求发言。夏福山心里美滋滋的，心想：好，群众发动起来了！
　　张成说：“老刘，你口口声声强调军事训练，这说明你只是把军队看成是单纯打仗的组织，这正是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就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决定胜负，只有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训练有素的吧，而我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枪杆子就上战场的农民，他们并没有多少训练时间，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还不是都被我们打败了。再拿我们团来说吧，入朝前只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由步兵改装为高射炮兵，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不是照样用三十年代的武器打掉五十年代的飞机吗？我军的战斗力不是单纯靠搞军事训练，而是要靠用先进的政治思想，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从而达到提高士兵的军事技术，这一点是被无数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只见夏福山一边听一边对张成点头，张成刚一说完，他马上表态说：“张成同志说的很好嘛，有理论有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下面哪个同志接着说。”
　　二排长柳得岁急忙站起来：“我来说几句。毛主席早就说过：在政治思想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从目前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看，思想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差得很远，刘副连长的思想就证明了这一点。做为连队领导干部要有清醒的认识，依我看不重视或贬低政治工作的人就不配做领导！”刘桂林狠狠地蔑视了柳得岁一眼。
　　柳得岁是1957年入伍的，初中文化程度，原来是团部指挥连的标图兵。一次参谋长让他抄一份总结，发现他的字写的不错，后来推荐他到高射炮校短训6个月，回来到二连当了炮排长。论军事技术他比周继良差远了，论工作标准也不及周继良，爱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所以二排的各项工作始终不如一排扎实。
　　王松山看了看手表，见时间不早了，便站起来说：“今天上午大家发言很积极，希望以后继续保持下去。毛主席说：‘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觉悟的机会。’从上午刘桂林同志的检查中可以看出，你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希望刘桂林同志三思。最后请夏主任作指示。”
　　夏福山稍停片刻，扫视一下在座的干部，最后把目光停在刘桂林的身上，他很严肃地说：“毛主席曾说过,一切犯有思想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泥坑。这后一条确实是存在的。刘桂林你至今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你是不是要坚持走后一条道路？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刘桂林同志你再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下次会议再做一次检查!”
　　夏福山说完，只见刘桂林仍然两臂交叉在胸前，眼睛依然望着窝棚顶的一角，面无表情，一声不吭。王松山赶紧接着说：“刘副连长，你要按照夏主任的指示好好准备准备。”说着他在刘桂林的肩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休会！”
　　为了给刘桂林更多的思考时间，散会后，王松山找了个理由，向夏福山请示：连里有几件马上待办的工作，需要处理，下午的会是不是先暂停一下，明天上午再继续开。
　　晚饭后，贺振强骑自行车悄悄地来到二连。他在电话里听王松山汇报上午“三查”的情况后，很不放心，他担心刘桂林犟脾气上来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太了解刘桂林了。
　　刘桂林一当兵就在二连，那时贺振强是二连副连长。刘桂林入伍后不久，听说副连长是侦察员出身，擒拿格斗样样都行。刘桂林当兵前是村里的摔跤能手，他就想和副连长较量较量。开始贺振强不想和这个楞头楞脑的新兵摔跤，但是架不住他软磨硬泡，第一次他们连续摔了三跤，都被贺振强轻而易举地摔倒了，但是他不服气，还要再摔。贺振强说：“等你练三个月再跟我摔吧!”刘桂林回了一句：“不用三个月，一个月就成!”
　　过了一个月，刘桂林又找副连长摔跤，摔成四比一。又过了一个月，摔成三比二，第四次摔成二比三。后来他又和副连长比刺杀,比投弹，不到半年，刘桂林的三大技术在全连数一数二，很快当了班长。
　　在一次战斗中，同时与三个敌人拼刺刀，他面无惧色，沉着应对，都被他一一刺倒。入朝后，他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王松山请教，很快掌握了几个主要炮手的操作技能和班长的指挥程序，他是全连四个炮班长中技术最全面的一个。一排长牺牲后，他被任命为一排排长。在十多年的共同战斗岁月里，刘桂林与贺振强、王松山结成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虽然有时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上也闹矛盾，甚至弄得脸红脖子粗，但是越闹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深。
　　在贺振强、王松山的劝导和施加“压力”下，第二天上午，刘桂林按照贺振强和王松山昨天晚上定的调子，又做了一次深刻的检查，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终于通过了“三查”这一关。
　　二连干部的“三查”工作又进行了两天，鉴于前几天的经验教训，未过关的4名干部都学乖巧了，尤其是二排长柳得岁，宁可把自己的问题说多一些，危害说重一些，认识再高一些。四个人的检查都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在二连“两忆三查”的总结会上，夏福山似有感触地说：“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我相信，二连经过这次‘两忆三查’教育，指战员也一定会迸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掀起一个练兵高潮，迅速提高战斗力。”
　　夏福山率领的“两忆三查”教育工作组撤出了二连，来到高炮群群部，对全群下一步的“两忆三查”教育工作又做了部署。很快“两忆三查”教育成了部队当前的主课，迅速在高炮群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