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
　　满洲国的新政
　　甲戌年正月十六也就是公元1934年3月1日，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第三次登上皇帝的宝座。不过他这次不是以清帝国皇帝的身份而是以满洲帝国皇帝的身份坐上龙庭的，年号康德。虽说满洲国的规模赶不上大清帝国，但那大小也是个国。小国的皇帝也是皇帝，那滋味甭提多么滋润了。
　　是谁帮助自己实现皇帝梦想的，是日本人。是谁帮助自己复国的，是日本人。想必溥仪一定对日本人心存感激。只是后来发现自己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摆设后，悔之晚矣。
　　宋善仁和溥仪一样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的“小天下”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关德才抢了他的权，那些看似老实的佃户，想必也惦记着他的土地，最危险的就是土匪要抢他的家。就在那生死时刻，是日本人帮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日本人还任命他为卜克川的维持会长，这卜克川的会长其实就是卜克川的皇帝。啊——当皇上的滋味真好。
　　现在，满洲帝国成立了。宋善仁以一个儿童过年般的心情拥护这个新国家的诞生。满洲国要在卜克川设村，村长即是会长，村下设八个甲，而甲长人选由村长推荐。啊——这是美差，这是美差呀！宋善仁连夜拟定了八个人：其中四个甲与本故事联系紧密，不妨一一道来。其它就不再赘述。
　　长林沟村（一甲），甲长黄良。那黄良是他家的一个班儿头，虽然上次在土匪面前他表现得很怂，但也可以理解。当时和土匪和解也是明智的，自己硬着头皮不和解差点儿出了大事；三甲杨家窝铺村，甲长杨喜旺是他的姑爷。本来他打算让杨贵，也就是他的亲家当甲长，但日本人要求用年富力强的，索性就定他的姑爷了；四甲姜家湾村，甲长姜玉海，也就是姜殿臣儿子。虽说姜家人不是自己的人，但也不能都用自己的人呀，而且姜家一直对自己俯首帖耳，赏给他们好处也是应该的；六甲大西沟村，最有实力、最有资格的人选应当是关德才的那一枝子人了，但他偏不用他们，正好有个叫马山的人和关家有些不睦，就用他。宋善仁将这八位甲长的简介写成折子，呈送上去。县公署考虑到大满洲帝国正是用人之际，对宋善仁报送的八位甲长全部批准。
　　县公署要求宋善仁在卜克川建村公所、警察分驻所和学校。怎么，要建学校？想不到满洲国竟然重视教育。好事呀，这可是好事！宋家子弟又可以读书了。宋善仁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凡事都亲历亲为。为了尽快完成基建任务，他将全村的精壮劳力都召集起来，大干快上。但做事情要有轻重缓急，村公所、警察分驻所是当务之急，学校可以缓图之。康德二年，村公所、警察分驻所的房子就投入使用了。直到康德三年夏，学校才完工。完工后学校就招收学生，大大小小总共来了四十多人，大多都是卜克川四大家族的子弟。
　　新的国家要有新的气象，满洲国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一项就是发展经济，对经商、购销不给予限制。一下子就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活跃的大好形势。
　　他的侄子宋显民就着这一经济形势，一下子就在县城开了两家商号：永德泉烧锅和同庆成粮栈。按理说，宋家少爷们经商做买卖是好事，可宋善仁却受不了，这都是背着他干的。
　　他找到宋显民论理，说我们宋家在县城已经有一家粮店（万兴德粮店，此外还有福成玉布店、同聚源杂货店）。你小子还要再开一家，这不是自家和自家竞争吗。宋显民说，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倒不如我们干了，就断了别人的念想。宋善仁知道自己没理就忍了。
　　但永德泉烧锅的事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的侄子显民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竟以宋家的粮食作抵押，借了月息三分的600元（满洲币）高利贷，作为周转金，才开了永德泉烧锅。他怒冲冲地找显民大吵大骂，没想到宋显民却说：宋家的粮食也有我们一份，我用的是我们的那一份。
　　“啊——反了，反了，这简直是反了！”宋善仁气疯了，对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没想到他的大儿子宋显忠竟公开支持显民，也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是怎样密谋的，说不定这些都是自己儿子的鬼主意，只不过让显民出面罢了。最后，他想：还是算了，儿大不由爷，他们翅膀都硬了，就由他们去吧。
　　让宋善仁不安的是：当局不允许银元流通，必须使用满洲币或老头票；一旦发现市面上有银元流通，立即没收，还被视为犯罪。那花花绿绿的纸票子虽然好看，但哪有银子实在呀！银元的拥有者必须到钱庄（银行）将银元兑换成纸票子，而纸票子却不能换成银元。看到自己的子侄们经商做买卖，挣回大把的票子，他的心里就滴血。心想：这些破纸票子能顶用吗，这也是他反对子侄们扩大经营的一个原因。唉——这个满洲国呀！
　　还有一件让他更闹心的事儿：满洲国不允许私人武装存在，县公署警务科将他的护院都拉走了，说要将这些人训练成警察。这四十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的确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没有了这些人他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可话说回来了，没有了这些人谁来保卫他的家业呢？手里没有了枪杆子，心里就发虚。别看现在天下太平，但将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那些土匪神出鬼没的，他觉得前景堪忧。
　　有一件事，开始颠覆了宋善仁对满洲国的看法。满洲国竟强迫人们种大烟。刚一接到这一消息时宋善仁竟不敢相信，等得知这一消息属实时，他对满洲国产生了怀疑。这么好的满洲国怎么会强迫人们种大烟呢？他宋善仁人这辈子最瞧不起抽大烟的人。人一抽上大烟非家破人亡不可。多年来，他一直把“禁烟教育”放在家教的首位，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孙染上烟瘾。哎——现在国家竟允许种大烟，不知会有多少人家要家破人亡呀！他想：虽说民国不怎么好，可官府却禁止人们种大烟，禁不住那是禁不住的问题。这个满洲国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二）
　　日本人暴露其本来面目
　　日本人对种大烟的要求极其严格，刻薄到了荒谬的程度。在土地的数量上规定：十分之一的土地种植大烟，并严禁私种，如有私种，一经查实，轻者将烟地毁掉，重者按经济犯处理。在春季，县烟政科、鸦片组合公司的人员及警察分驻所的警察组成工作组，到基层指导村公所打（丈量）烟地，要求每家每户种植的土地亩数必须符合县公署的要求。同时，对土地品质进行评估，规定：上等地，每亩上交二等品大烟干儿15两。中等地，每亩上交二等品大烟干儿12两。下等地交8两。然后，将公示牌立在烟地边上，上面写着此烟地的亩数、地的品质、每亩上交大烟干儿的数量及此烟地应交的总量。到了秋季，县烟政科、鸦片组合公司人员及警察分驻所的警察又组成工作组，到基层协同村公所的人员催缴大烟干儿。
　　为了显示日本人的“公平”，满洲国对农民上交的大烟干儿是付钱的，规定：特级品每两2、00元，一级品每两1、95元，二级品每两1、80元，三级品1、65元，四级品1、40元，五级品每两1、20元，六级品每两0、80元，等外品每两0、20元。可黑市上，每两大烟干儿的价格大约是30—50元，可见日本人是多么的“公平”。
　　为了全额收缴大烟干儿，日本人使用灌辣椒水、老虎凳、罚跪、吊打等多种刑罚对付烟农。在上交烟干儿的日子里，每天都从村公所传出烟农的哀嚎声和警察的辱骂声。那些日本人的狗腿子，也就是满洲国的警察和工作人员更是在烟干儿的品质和数量上克扣烟农，从中渔利。如遇年景不好，就会有很多烟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日本人的凶残，令宋善仁自愧不如。
　　有一个问题，宋善仁一直不明白。农民交不起大烟干儿，让他们多种几亩不就解决了嘛。可是多种也不行，这岂不是故意要让人家家破人亡嘛！那对日本人有啥意义呐？
　　
　　宋善仁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日本人的冰冷无情、刻薄寡恩。他本以为自己在日本人眼里还算个人物，日本人才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当会长村长。他还以为，在卜克川日本人离不开他，所以，日本人会恩待他、尊重他。可是，自以为举足轻重结果却无足轻重，日本人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宋善仁太爱日本人啦，他觉得给日本人做事是他们宋家最大的荣幸，所以就打算将自己的儿子宋显合捣鼓成卜克川警察分住所所长。可他的侄子宋显志却要干，还说：“无论在家里还说在外面，他们（宋善堂一家人）处处受气。”宋善仁想：“好吧！我们不和你争，让你干。”
　　想不到宋显志竟奉行他老爹宋善堂的处事哲学：做事要留有余地。他的这一秉性是绝对不适合做满洲国警察分驻所所长的。可他一时鬼迷心窍，觉得当官多么有面子，就花钱弄了个所长。卜克川的穷百姓摸透了他的脾气，有事就求他。打（丈量）烟地时，求他说情降低烟地品质，上交烟干儿时求他说情提高烟干儿品质。对于交不齐烟干儿的烟农，应由警察予以制裁。他这个警察所长也不给力，又加上工作组人员都想趁下乡之机大发一笔，见这个老好人所长总是坏他们的事儿，就暗中偷拿偷取，然后把责任全推到宋显志的身上。结果，卜克川没有完成日本人下达的任务。
　　不忠于大日本帝国，竟讨好中国人，宋显志犯了大忌，日本人绝不容忍这种行为；而且宋显志仗着自己是所长，有一次去大北沟刘家讨要旧债，刘家要用当时流通的“满洲票”还债，可他坚持要刘家还“大洋”，因为，当初刘家借的是大洋。没想到刘家也是个不怕事的主儿，以抵日之罪将他告到县公署。
　　日本人听说这些事就火了，不由分说，立即就以“国事犯”的罪名将宋显志逮捕。宋善仁闻听，不免大吃一惊。一来觉得日本人翻脸无情。虽说宋显志犯了一点儿小错误，可那不过是个小错误，他们宋家对日本人的忠心那是没的说的，怎么说捕就捕了呢？日本人在宋家人的眼里就是再生的父母，他们都准备为之上刀山下火海，日本人这样做不是太伤人心嘛。二来怪显志糊涂。本来能力不大，竟要当什么所长，这下把自己搭进去了。但无论如何，宋显志是他侄子，他必须出面搭救，经过多方通融，总算把宋显志捣鼓出来了。
　　日本人竟然把宋显志装进麻袋里，一边毒打一边看宋显志在袋子里滚动，他们就这样取乐。宋显志虽被救了出来，但却受了内伤，没过半年就抑郁而死。
　　宋善仁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觉得侄子的死是他本人的愚蠢造成的。他并不气馁，还要捣鼓他的儿子宋显合，可他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原来，他家的护院在县里受训的时候，大炮手曹忠竟能讨日本人的欢心。也就是说，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卜克川需要一个所长，日本人自然想到了他。
　　说起来曹忠这个人，确实有一手套近乎的本事，在宋家的时候，他就能和宋家的老少爷们搞得火热，宋家的老少爷们都喜欢他。这样一来，无论宋善仁花多少银钱也抵不过日本人的一句话。日本人一句话，就任命曹忠为卜克川警察分驻所所长了。不过，他的银钱也没白花，他儿子宋显合被安排到白杨沟警察署司法系系长。然而警察分驻所的所长可比什么狗屁系长要肥的多。这或多或少也是对宋善仁的一次打击。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满洲国中后期，日本人实行“粮谷统制”，取缔了自由市场，农民所产的所有的粮食必须全部卖给“兴农合作社”。由于宋家的土地大都在玉泰丰、玉泰祥、燕格柏、大碾子沟，这些地方都在外县，不属于本县辖区。各县为了完成省公署下达的经济指标，就禁止资源外流，这样，就让宋善仁一下子丧失了近八成的土地。从前，每到初冬时节，宋家的七挂大花轱辘车，不停地从以上地方往卜克川运送粮食，自满洲国以后，那种景象就再也没有了。可怜宋家三代的苦心经营，在日本人的不经意间，就给化为乌有了。
　　宋家在卜克川有五千多亩土地，按照县公署的要求，宋家必须种五百亩的大烟。可他们才种二百多亩，其它的三百亩的种植任务，宋善仁转嫁到租种宋家土地的佃户上。可是日本人太贪了，那些佃户向日本人交完了烟干儿后，根本就没有剩余，有些穷鬼还要退租。如果他们都退了租，就得归自己经营，除了交给日本人的，自己也是所剩无几，那样就更赔了。宋善仁认了，让那些穷鬼白种他的土地，他啥也不要，这就等于他又丧失了三百多亩地。
　　宋善仁对于日本人和满洲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已经由爱转恨了，有时候竟恨得呀都痒痒的，但他却不敢反抗。
　　
　　（三）
　　日本人的学校教育
　　康德三年（1936年）夏，卜克川学校终于投入使用了。这是一所不同于私塾的近代化学校。
　　学校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教授的科目有日语、识字、算术、常识、体育、音乐、图画、书道。
　　学校有教员四人，和本故事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位老师叫杨宏亮。此人二十多岁，系热河师范学院毕业，教授算术、体育、书道。此人不苟言笑，做事谨小慎微，整日忧心忡忡的样子。其余的三位就不再赘述。
　　原先在宋家城里念私塾的孩子都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学习四书五经，整日背书，枯燥乏味。现在，学习的科目焕然一新，这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必须举行“朝会”，分别向东京和新京方向遥拜，高呼天皇万岁，大满洲帝国皇帝万岁，并高呼口号：什么“日满亲善”“日满一心一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满洲是王道乐土”等；每月举行一次“诏书奉戴日”，向师生宣读满洲帝国奠定诏书。不过，由于学校与村公所紧邻，从里面传出中国人的哀嚎声（在催缴大烟干儿时最甚），简直是对“王道乐土”的绝妙讽刺。
　　有时，在上课之前，还要讲时事，无非是一些新闻报道：如日本人如何如何的帮助满洲、日本军人如何如何的英勇、南京政府如何如何的阴险奸诈、共匪分子的破坏活动被破获等等。这些时事都是由上第一节课教师讲给学生。
　　杨宏亮老师经常给甲班上第一节算术课，所以甲班的“时事”大都由他介绍。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走进教室，把书和讲义小心地放在桌子上，然后抬起一张平静的脸注视着他的学生。他给孩子们上了一个多月课了，孩子们对他已经是相当的了解，知道他没有脾气，从不生气，但也很少有高兴的时候，似乎他无论对于什么都漫不经心似的。
　　杨老师刚要开口讲话，结果从村公所传来一个男人的哀求声。他像是第一次听见似的，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
　　宋家少爷秀武大咧咧地说：“是那些穷鬼，交不起烟干儿，警察正收拾他们呢！”
　　杨老师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他一边低头翻开书本，一边漫不经心地又问了一句：“挨‘收拾’的那个人叫啥呀，你们知道吗？”
　　“是刘树林的舅舅，叫王德，就是王八的王，啥也得不着的‘得’。”秀武不怀好意地说。
　　那个叫刘树林的孩子急了，红着脸瞪着宋秀武，说：“你放屁！”
　　孩子们竟敢在课堂上辱骂人，换做别的老师上课，非得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可杨老师却不以为然，他从未打过学生。不过他马上严肃了一些，制止了宋秀武，说：“宋秀武，不可辱骂人！”
　　然后，杨老师继续漫不经心地翻着书，也不知他要干什么，过了片刻，他试探着又问：“怎么样才能避免，嗯——怎么样才能避免你的家人，嗯——不会被‘收拾’？”
　　一个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急切地抢着说：“那能怎么办，掺假呗！”
　　
　　为了完成日本人下达的责任量，几乎所有的烟农都变着法地掺假。他们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往烟膏里掺豆汁儿，再将烟膏制成烟干儿。
　　杨老师还是那种不急不火的神态，继续问：“掺假就能避免挨‘收拾’？”停一下微微地摇一摇头，表示对孩子的回答不满意。然后，用期望的目光看着另外一个学生，“来！你说说。”
　　“掺假！”
　　“你说说。”他又问下一个。
　　“掺假。”
　　……
　　杨老师一连问了两三个孩子，他们的回答都是“掺假”。他用探寻的目光扫视一下全体学生，希望能有不同的答案。这时，关仕君站了起来，严肃地说：“我要好好学习，将来熬个一官半职的，就能避免挨收拾，就没人敢欺负。”
　　杨老师微笑着注视关仕君，点点头，似乎对他的答案很满意。没想到关仕云不干了，反驳说：“当官就能避免挨收拾，宋显志倒是当官呢，不也被‘收拾’了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仕云越来越仇视那些恃强凌弱的恶人。当他听到从村公所传出的哀嚎声，内心的世界就起了风暴，恨不得去杀了那些凶残的警察。他凝重的面色因内心仇恨有些变形，但老师的循循善诱，平复了他心中的怒火。后来见宋秀武侮辱别人，又让他有些气愤。说句实在的，仕云就是喜欢宋家的秀文和秀丽，而对宋家其它的人他一概没有好感。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拜了把子，他之所以和秀文和秀丽拜把子也是觉得他们不欺软怕硬，乐意帮助别人。为了刺激一下宋家的傲慢的少爷们，他也顾不上秀文的感受，就把宋显志的事当堂说出来，果然，宋家的少爷们都对他怒目而视，仕云觉得出了口恶气。
　　杨老师见仕云的见解非同一般，非常感兴趣儿，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仕云，说：“关仕云，你来说说，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或家人被‘收拾’？”
　　仕云站起来，无所畏惧地说：“既然活不下去了，干嘛还要活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说完后，他目视前方，那目光似乎穿过墙壁，射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杨老师听完仕云的回答，似乎吃了一惊，忙示意仕云坐下，对仕云既不表扬也不批评，而是慌里慌张地讲起课来。
　　自从这事以后，杨老师在课堂上再也没有搞过类似的社会实践课，而是按着校方的要求老老实实地讲“时事”；不过，他对仕云却是出奇地好，就像是一个大哥哥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弟弟一样。他是县城的人，家里好像是很有钱，每次放假回校，他都给仕云带来很多好吃的。仕云也把他当成是亲哥哥一样，依靠着他。
　　
　　（四）
　　曾经动摇过的人
　　其实，在杨老师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他是中共党员。表面看上去，他好像是一个与世无争、谨小慎微的老好人，可他胸膛里跳动着的却是一颗激情澎湃的心。
　　自从“变国”（变满洲国）以来，形势一下子就变得严酷起来。即使一个无辜的人，稍有不慎，都会被冠以国事犯、经济犯、思想犯、嫌疑犯等罪名入狱坐牢，甚至杀头；不定期的“大检举”，更是令人心颤胆寒。因此，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会被捕入狱，遭受酷刑，最后被处死，他的家人也会受株连。那个时候，他很害怕，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他曾后悔过，后悔当初头脑发热一时发热，加入了共产党。
　　不过，现在好了，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的两件事对于共产党来说尤为重要。一件是：张学良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构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随之破产；另一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党一下子就从“共匪”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政党，红军也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为合法的军队。像杨宏亮这种知识水准的人，当然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的好日子来了。
　　每天甲班例行的“时事”，大多都由杨老师介绍。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所有的时事就是日本兵如何如何的英勇，日本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或者南京政府的军队腐朽不堪，溃不成军等等。杨老师以一种看似平静的心情介绍时事，然而他的内心却波澜起伏。一方面，他觉得战事扩大，日本人占领的地盘越多，共产党的活动空间就越大，是件好事。另一方面，他为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感到羞耻，如此多的百姓，如此多的军队，竟被小日本打成这样，可见南京政府的确腐朽不堪。有朝一日，共产党夺得天下，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一定是清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定是英勇的，中国人一定会扬眉吐气的。
　　渐渐地，杨老师的时事越来越多地提到“土八路”。一天，杨老师在课堂上又提起了“土八路”。仕云就打断他，问道：“老师，‘土八路’是怎么回事呀？”
　　杨老师心里就高兴起来，便把“土八路”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最后，他概括说，其实“土八路”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穷人，是逼上梁山的。杨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句胆大妄为的话竟在仕云的心里生了根。
　　
　　暑假到了，杨老师就要回县城了。临走的时候，他和仕云道别，仕云对他依依不舍。由于宋家在县城又开了两家商号，即永德泉烧锅和同庆成粮栈，需要的粮食更多了，所以，经常有运粮车往来于卜克川和县城，杨老师就搭他们的车。
　　即使是宋家的车把式，也自以为大，傲慢无礼，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可杨老师是宋家少爷们的老师，碍于这个情面，他们才允许杨老师搭车。更主要的是，杨老师勤快，每到打尖休息，他都帮助伺候牲口，兜里还经常装着烟卷，他坐谁的车，车把式就有烟抽了。
　　渐渐地，宋家的车把式都希望杨老师搭乘他们的车。在路上，杨老师和他们搭讪，他们就把宋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杨老师特别喜欢听二扁担杆子攻打宋家土城的事情，他曾多次打探有关那伙土匪的信息，但毫无进展。他一直苦苦地思索着一件事：那些土匪是怎样拉起队伍的？论学识、眼界、人品，自己不知比那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的土匪要高出多少倍，可人家却能拉起队伍。虽说自己满腹经纶，却一个兵也没有。
　　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和那伙土匪搭上关系，并将其改造成一支自己的军队，自己手下就有兵了。然后再逐渐壮大，自己就能当将军了。想想自己率领百万雄兵驰骋沙场，那是何等的壮哉！但说事容易做事难，那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从卜克川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乘马车要走两天。每天都要起早赶路，等到将近中午，天气也热了，他们就休息。第二天，到了县城，杨老师没有先回家，而是去见他的老师——陈子珍。
　　
　　说起陈子珍，可是有些来历的。二十年代，他曾在北平求学。那个时候，中共在北方成立了顺直省委(“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其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加强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指导各地工作。在南方，国共合作也搞得如火如荼，又有国际友人苏联的支持，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大有一夜之间就将革命完成之势。因此他结识一些共产党员并加入了进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先有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并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后有南方的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活命，陈子珍就逃回了老家。
　　可他实在是不甘心，心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怎能窝里窝囊地白走一遭。人生在世必须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怎能样才能干一番事业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他决定还得依靠共产党。当他得知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又在天津秘密组建了，就又前去投奔。经过一番努力，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但在那种形势下，无论是他还是组织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后来，临时省委提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的高潮”的工作方针。他就又回到老家“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了。
　　在共产党的组织里，陈子珍是个无名小卒，上级也不可能给他活动经费，为了生活，他就在县立高级小学校教书。一日，他在家里喝闷酒，想到自己鸿鹄之志，已经化作了燕雀之欲，整日为柴米油盐烦恼，不免感慨万分，便作诗一首自嘲：
　　自咏
　　少年豪气吞五岳，仗剑天涯走昆仑；
　　建安风骨帝王志，万里江山徒手拎；
　　浊酒一杯秋气老，夕阳残花暮年心；
　　当年壮志今何在？油盐酱醋米二斤。
　　
　　又一日，他在街上见一身着旗袍的漂亮女子从容而过，不免心旌摇动，心想：如果我功成名就，她岂能视我不见。又想，古代帝王，后宫佳丽三千，那是何等的艳福呀！自己这辈子只能守着黄脸婆了。唉——生不逢时呀！感慨之余，便得西江月一首，以便能给自己增添一丝的乐趣。
　　西江月•路遇美女
　　
　　秀发垂垂披肩
　　玉面桃花冷艳
　　旗袍情韵掩红莲
　　外泄春光无限
　　
　　酥胸点点高耸
　　风月身姿翩跹
　　半吐幽香引蝶恋
　　任尔浮想联翩
　　
　　帝王夜夜艳福
　　后宫佳丽三千
　　荷花含露嫩叶鲜
　　弄得一湖幽怨
　　
　　吾等凄凄可怜
　　风雨沧桑劳烦
　　湘娥楚妃皆无缘
　　喟然一声长叹
　　
　　难能可贵的是，十年间，他一直坚信共产党会夺得天下，有朝一日，他一定会出人头地。他对共产党的信仰时刻没有变，也一直为共产党工作，只是工作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十年了，他才发展了唯一的一个党员，就是他的学生——杨宏亮。
　　中日战争的突然爆发，令陈子珍兴奋不已。多么漫长的等待啊！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想：世界为我们共产党打开了囚笼之门，外面的世界天高地广，该我们共产党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但到底该怎么干，他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只等杨宏亮一回来，他就表明心志。
　　
　　1937年（康德四年）暑期，杨宏亮来到陈子珍的家，二人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这两个月里，局势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俩人心里都很高兴。杨宏亮简单地说了说自己的工作情况，并问老师今后该怎么干？陈子珍坚定地说，他要再次去寻找党的组织。杨宏亮神情激昂地说，他愿意陪老师一起去。陈子珍回绝了他，并将自己所保存的一些重要文件交给了杨宏亮，说：“这些东西你替我保管好。如果我牺牲了，这些东西将来就能证明你的身份。”
　　
　　1938年夏，陈子珍成功地找到了组织，并成了一名区委干部。根据他的请求，区委派了一个四人武装工作小组随其潜回老家开展斗争。
　　见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恩师回来了，宏亮像个孩子似的抱住陈子珍大哭起来。又见他带回来一支武装小组，那种既兴奋又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写了。
　　陈子珍将四位战士介绍给宏亮，他们分别是：袁山。一位经过长征血与火洗礼的老战士，三十多岁，战斗经验非常丰富。此人个子不高身板儿却很宽厚，脸也很宽，两眼之间的距离当然也宽。他是工作组的组长，很少说话，别人讨论时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倾听；但只要他一发话，别人就会绝对服从。他的阅历、经验、胆识、以及处变不惊的气度足以让每一个人都折服。
　　侯延铎和施成方，两人二十多岁，是北平沦陷后的流亡学生。此时的他们已经看不出有一点儿学生的痕迹了。黝黑的脸膛、专注的神情、略带凶狠的目光，看上去他们更像是杀手。侯延铎身材略高一些，微微地有点儿驼背。施成方虽然矮了些但身材笔直，神情严肃又显得气宇轩昂。
　　李连田，此人十分精明强干，就连身材都显示着这一特点。他身体的每一处似乎都恰到好处，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多余的东西。他虽出身农民但读过三年私塾，写写算算都没问题；最主要的他和祖父学过外科，对于跌打损伤能紧急处置，也可以算作半拉架医生。此外，他对操办伙食也很感兴趣，因此他实际上是工作组的后勤部长。
　　
　　可是，对于工作组来说，现实的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首先就是这里的党组织的力量十分薄弱，只有区区的两人——陈子珍和杨宏亮；其次就是群众基础也不好，在山区没有堡垒户，武装小组只好暂住在陈子珍的家里。而陈家距县城太近，经常有特务警察进行搜查，非常危险。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日本人实行连坐法。他们极有可能被邻居举报，因此就去了卜克川。
　　
　　宏亮可不想再教学了，他要和工作组在一起，陈子珍没有批准，并交给他一些经费，说：“你现在正好利用身份，为我们搞些粮食。”又说，“马上就冬季了，你给我们搞几身羊皮袄、皮裤。”
　　工作组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活动，工作的重点就是发动群众，创建堡垒户。他们偶尔也和宏亮联系，并带走为他们准备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