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包庇黑帮

　　放了清队时抓来的大批老师的第二天，被关在小间里的一个第一批让学生捕抓来的一个三十几岁的女老师来到办公室来找我，她是由一个学生押着她来的。这个女老师，三十多岁年纪，长得胖胖的，眉清目秀，虽然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气色还好。她一来就向我恭敬地鞠了一躬，自报名字说我叫王爱丽，她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她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抓起来了，说她是特务。可是她确实不是特务呀，她说她是冤枉的。
　　我问：“那红卫兵怎么怀疑你，怎么抓你的？”她说：“是我当年自己吹嘘造成的……我真上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
　　我听了不禁不住地笑起来，我望着她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后来对学校的革委会说过吗？她说她向他们说过好几次了，他们不相信我说的，仍把我关在里面。我问她你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那里现在还有人吗？你读书的中学叫什么学校，她一一告诉了我。我对她说：“这事情不能单凭你说的，我们得要经过内查外调过，搞清楚了才能对你处理。你先回去吧，等我们调查清楚了告诉你。”
　　第二天我叫王仁派两个学生根据那老师说的地址到上海去调查。
　　那音乐老师仍旧由学生押着回到监督室去了。
　　不想哪音乐老师押回去后，下午又来另一个老师还关在小间里的老师也来找我。这是一个更年轻的男教师，说自己也像音乐老师一样，当年自己吹嘘市里的李市长是我的舅舅。后来李市长打倒了，成了走资派，红卫兵把我也抓起来。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亲戚？第二天我也叫王仁派学生到市革委会去调查。
　　三天后，那青年老师案子的调查证据来了，说他母亲是姓李的，问他母亲你和原厦门市原市长是什么关系？他母亲说：她和李市长认也不认识。又到居委会去调查，居委会的人也说他的母亲是姓李的，但是跟李市长没有什么关系。问李市长有没有来过她家？她有没有去过李市长家里？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后来居委会有个人说：他母亲三十年前就嫁在厦门了，那个李市长是十年前从北方调过来的，怎么会是他妈妈的兄弟？姓李的人多得去了……所以原厦门市长李凤灵跟这个老师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是他自己吹牛吹的。王仁听了也没有什么话说了，然后我对那个老师说：“做人还是实在一点好，以后别再次牛了，吹牛害死人也害了你自己。”我叫王仁把他放了。那老师也让放出去了。
　　一星期后从上海去调查音乐老师的学生也来了。去调查的学生拿了调查报告来，那音乐老师读书的中学和王光美读书的中学根本不是一个中学。调查她的家人和她的同学也说，她根本不认识王光美。王光美是天津人，我们的父母是从无锡来的。证实音乐老师说的证实是她自己吹嘘的。于是我就叫王仁把这个音乐也放出去，让他们明天到学校办公室来上班。
　　把这两个人放回去后当天下午，当我到把一份广播稿送到六楼广播室去时路过三楼一个办公室时，从屋里走出一个三四十岁的高个子长得很清秀的女老师把我拦住了，她低声地叫我：“张队长，张队长……”我站下来看她，并不认识她。她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赶快把门掩上，我说你把门开着吧，你有事找我大大方方的说好了。
　　她一见我就伤心地哭起来。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是那一年段的老师？她站在那里说：说：“我是副校长陆耘的妻子，我教化学的。”我问她你有什么委屈？她说我的丈夫陆耘说他是特务是冤枉的。我问她红卫兵当年什么理由抓他？她说他是特务的。我问她：那特务的理由呢？她说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我的弟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常来信给我和我丈夫。红卫兵运动起来，到我家抄家，抄出我弟弟从美国来信，就说我们一家是都是特务，先把我丈夫抓起来，把他当特务来处理了。我因为孩子小，当时没把我抓起来。她说着就嘤嘤地哭起来。
　　她的年纪比我大十多岁，是我姨辈的女人，我看她这么一个年纪比我大十多岁的女老师，一个当年在学校里有地位的副校长夫人会这么低三下四地向我一个工宣队付队长哭诉，我觉得她是受了委屈了。我又问问她你的弟弟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他在美国有没有参加什么其他组织？她说她弟弟就是一心在那里读书，压根儿他就没有参加过美国社会的什么组织。他从厦门大学出去的，在厦门大学时他还参加过共青团组织，他怎么会去做特务？她把她弟弟写给他们的信给我看看。我大略地看了一遍，是普通讲一些他在美国学校读书的情形，也没有讲其他什么事情。她对我说他们打她丈夫，一定要说他说出她丈夫怎么和她弟弟——美国特务是怎么有特务来往的。我丈夫把书信给他们看，他们也不相信，一直关在黑屋子里。她说她丈夫身体又不好，有高血压，还有点心脏病，他现在日夜住在那间四面不通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似的杂物间的偏屋里，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张队长，现在前些日子抓来的人都放出去了，连被怀疑是特务的菲律宾来的魏老师都放出去了，是不是请你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出来……
　　我想了一下对她说：“你的丈夫是副校长，影响比较大，我得和我们队里和革委会研究一下才能回答你。”我安慰了她几句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把陆耘的妻子告诉我的情况转告王仁，并对王仁说：“我们把从菲律宾来的魏老师都放出去了，对于陆耘，也应该放了。他不过是他小舅子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亲戚通过信的就算他们是特务，我听说在闽南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有海外关系的，那闽南就到处是特务了。陆耘本人没有什么问题，把陆耘放他出去吧，和全校教职员工一起学习斗批改吧。”
　　王仁听了说：“他是最早校红卫兵抓起来的，他是我校的二号走资派的大家伙呀，把他也放了我们学校走资派就只假设党员陈振汉一个了。”我说：“走资派帽子我们也没有把他摘掉呀，叫他带着帽子和大家一块学习吧。不但是陆耘，其他放出来学习的老师我们也没有宣布他们都没事了呀。就叫大家边学习边整改嘛。”王仁听了我的话，也就同意了，把副校长陆耘也放出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当时认为那次会议以后按我的主张把好些抓进去的教师放回去，感到做了一件得人心的好事。可是一个月后，顾国庆回来了，他一回学校，听造反派学生说，在校时当时抓的那些特务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都被张家良放出去了，连把走资派陆耘和几个老特务也放了出来。大长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革命师生的志气。顾国靖当天夜里就回厂里去，向他的头头——李永根汇报。在李永根面前，他气愤地大讲这次我放了四十多个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罪行，说了我自进工宣队后的许多包庇“黑帮”们、包庇学校里的坏人以及与李琳和王仁等一些学生勾勾搭搭的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做法。
　　李永根听了就跳起来：“啊！张家良真敢这样干？那还了得！他这不是去当工宣队到学校去斗批改，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立即把他召回来！”顾国靖说：“光是我们两人意见可能也没有用，他有徐勇先做他的后台，那怎么办？”
　　李永根说明天召开革委会会议，这事情我会向徐勇先汇报的。还有厂里许多革委会委员在，叫大家来评。你有空也来参加一下，不行就把他撤回来。
　　顾国庆说我就不参加了，情况就是这样，你向革委会汇报一下就好了。
　　第二天，革委会开会，讲是研究厂里的生产等其他事项。待讨论好了厂里的主要生产行政事务后，李永根就向会上汇报了张家良在育美美中学校当工宣队搞斗批改的右倾情况。把学生抓来的牛鬼蛇神又放了回去，说这是和红卫兵唱对台戏，是包庇黑帮，是让学校走回头路。张家良这个工宣队副队长不能让他当下去了，应该立即把撤回来，换个别的人去育美中学当工宣队付队长。
　　大家听了低声地议论一番。徐勇先听了说：“这没有什么嘛，我感到张家良在工宣队工作得很出色嘛，能把学校的师生团结起来，能让学校的师生搞得心情舒畅地坐下来搞学校的斗批改，这个张家良就不简单。我说很好嘛，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撤回来？”
　　李永根听了皱着眉头说：“张家良把革命学生抓来的牛鬼蛇神都放回去，把走资派都放回去，这是搞资产阶级复辟！根本不是搞斗批改。照这样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等于白清了！照这样下去学校会让他越搞越糟的。这不行！我的意见是趁早把他撤回来！要不他会败坏我们工宣队的名声，破坏学校的斗批改。”
　　徐勇先听了说：“我认为学生抓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只是怀疑，对这些人只有经过内查外调之后，查不出什么问题，和一时无从调查下不了结论的人就得及时放出去。哪能老是把人关在黑帮室里呢？根据你们这样说，我感到张家良在学校里做得很对，政策也掌握得很好。这不是复辟，他是坚持党和毛主席的‘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一惯政策，真正在搞斗批改。”大家听了书记的话也都同意地点点头。
　　徐勇先接着说下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让一大批没啥问题的有用的教师，陆续放出来回到家里去恢复他们正常生活和工作，团结广大革命师生，搞大批判，尽快往复课闹革命的路上走。这不正是毛主席所要求我们做的嘛？
　　“在这之前，就是因为学校里的一些学生，心都搞野了，老是斗来斗去打来打去，把大批教师都让他们靠边站、闹派性，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把大批没有什么问题的老师抓起来了，把学校搞得乱七八糟，毛主席这才派我们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张家良这样做，这正是学校广大革命师生所希望的嘛，不也是我们在校外的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所盼望的嘛！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尽快搞好斗批改，我们的孩子们才能快尽快能到中小学里去读书，这有什么不好？你们还想叫学校乱下去？还想把教师都搞臭搞死？把学校越搞越糟？使学校继续关门？让我们应该上学的孩子在外面闲逛混日子？成为文盲，我真不明白你们搞斗批改的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