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十九章：连夜审问

　　晚上，各连的专案组分头审讯那夜抓来的“黑帮”。清静的校园一下子变成了地狱一般的恐怖，到处是一批啪啪地打人声和哇哇的痛苦的呼喊声，听了让人心惊胆战，心烦意乱。
　　王仁同和几个专案组的人在我们睡着的二楼隔壁房间审讯，搞得住在二楼的我们工宣队和军宣队都没法入睡。只有顾国靖还没有回来，他大概还在南薰楼的侨生宿舍里与女侨生们聊天。几个军宣队员们只是埋怨，说这些学生太烦人，怎么这么晚了也不休息。我知道这是王仁他们在逼供那些抓来的老师，这些老师落在这些学生手里可要吃苦头了。
　　我想起徐书记对我说过的话：“对这次运动真正的目的我也不知道，对于学生们所做过激的事，你只能酌情地能拖拖一下，好缓缓一下。你能保护他们（老师）保护一个是一个。”我于是就爬起来披着外衣走过去，看看能不能干预一下，想法救救这些可怜的老师。
　　我走出工宣队的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走过三四间屋面，来到楼梯转角处那间小小的密室里，推开门见王仁和他的一个同学——一个矮胖蛮横、一脸凶相的男生正在呼哧呼哧地用一根皮带狠狠地抽打那个姓魏的老师。
　　那个学生我认识，那天晚上去抓魏老师时我见过他，他就是当时起劲地绑缚魏老师和魏老师的妻子的矮胖子卢芳。后来我劝他们把魏老师的妻子暂时不要抓，让她留下来管三个孩子，他当时还不肯放。在我再三说理下，才勉强地放了那个女老师。这时我见瘦削的魏老师已经被卢芳他们打得扒在地上都不会动弹了。
　　我问王仁：“你们是怎么回事？都这么晚了还在审讯？明天不能审？你们是不是在搞逼、供、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整人……”
　　看见我扭着衣衫突然推门进来，王仁感到很意外。他向他的那个矮胖的卢芳瞟了一眼，卢芳见是来了我这个工宣队副队长，忙把皮带收起来。
　　我问：“是不是他不肯说？”
　　王仁说：“是啊，这个菲律宾来的特务分子，叫他交待他怎么他也不肯交待，一句话都不肯说，他欺我们对他没有办法。我们轻轻用皮带打了他几下，他就要死要活地大喊大叫，这家伙顽固得很。”
　　我走近一看，在幽幽的电灯光下，见瘦削的魏老师，现在已经被王仁和卢芳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衣衫破碎，穿着白衬衫的背脊和胸前有些地方已印出血迹来。我看了心里为之一惊，这些家伙真狠呀，把他们的老师打得这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鉴于自己现在的身份，又不好直接指责王仁。我想了一下，对王仁说：“要不让我和他谈一下，让他态度端正一点。”王仁说：“好！你们工宣队给他做做工作也许他态度会好一些。”
　　王仁和那卢芳走了出去恶狠狠地白了魏老师一眼说：“你要好好地向张队长坦白交待！不要错过机会。等下再顽固不化，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等王仁卢芳走出去，我把门掩上，我怜悯地转向魏老师，先把他小心地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他起初怎么也不肯坐，我再三叫他坐下来，他只坐了半个屁股。是屁股被打痛了呢，还是他不敢坐？我也搞不清。我问魏老师说：“王仁要你交待什么问题？”
　　魏老师见站在前面的是那天晚上和王仁一道去过他家的工宣队员的我，他没有看错，那晚是我最后把他妻子留下来的。此刻他求告地望着我，仿佛遇见了救星似地嗫嚅着嘴唇要向我诉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诉说，我领会他的意思，不等到他开口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王仁他们要你交待什么问题？”
　　“他叫我交待我回国后的搞特务活动的情况，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回答不出他们就用皮带抽我，骂我。”
　　我望了他鼻青脸肿的样子和身上的血迹，同情地对他说：“魏老师，你究竟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组织呢？有就讲，没有就不讲。你实事就事地对他们说就是了。”
　　魏老师看我一脸诚恳的样子，没有逼供诱供他的意思，他明白，我是希望他尽快从眼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让他小少吃一些苦头。这时他望着我如实地说：“我在菲律浜参加过基督教，我是个基督徒。回国后，我看鼓浪屿有基督教堂，我就到那里去做礼拜。后来有的教师看我在基督教堂里做礼拜，礼拜天他们也跟我到基督教堂去听听，觉得很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想入教，于是我就每个礼拜天带他们到鼓浪屿教堂去做礼拜。后来有几个教友介绍的人想来找我，我不认识我，我就与他们约定：我待在鼓浪屿菽庄花园拿一份《厦门日报》在一把长椅上坐着等他们。他们手上可拿朵玫瑰花，我就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
　　“下个礼拜天我拿着份报纸坐在哪里，还真有人拿着一支玫瑰花来找我了，我就带着他们去教堂做礼拜。就是这些。我可没有叫别人参加什么特务组织和别的组织呀。”
　　我对他说：“那你就交待参加基督教的事情好了。”
　　“这叫我怎么交待呢？基督教又不是特务组织？”
　　“你现在就把你讲的带别的老师来教堂里的具体过程讲给专案组听听就是了。”
　　“参加基督教也算是进行特务活动吗？”
　　“你不用讲什么组织，就把介绍这些入会过程和行动交待一下就是了。他们也不懂得特务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入教活动又是怎么一回事，交待了你眼前就可以小吃些苦头。”
　　“那以后怎么办呢？他们还真以为我这是搞特务活动，以后还说得清楚吗？”
　　“以后，以后再说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要相信许多事情到时候总会水落石出的。”魏老师望着我眨巴着眼睛信任地点点头。
　　第二天早，王仁兴奋地来报告我说：“张队长，昨天晚上那个姓魏的家伙什么都交待了，原来他果然是一个特务头子！我们估计的没有错。一环一环挖下去，还真挖出一大窝特务来呢。会挖了几十个，他交待得有眉有眼。这个姓魏的特务常常在礼拜天拿了一份厦门日报坐在鼓浪屿菽庄公园的长凳上等下面的特务来找他接头，对方拿了一束玫瑰花，两个人说了一句黑话，对上了，就接上了头，他们就是这样发展特务组织的。”
　　我听了说“好好好！能审出来就好。”于是王仁当天晚上就把魏老师安安静静地关到地下室去了，还叫他家属带被子来给他好好睡。把他作为“重点对象”保护起来，这就使魏老师少吃了不少苦头，躲过了清队的一劫。
　　当后来要落实政策再次审查时，专案组发现王仁审出来的这窝特务，原来是一伙基督徒。他们觉得自己上了他的当，气得暴跳如雷，把魏老师大骂了一顿。我对他们说，人家没有加入过特务组织，你们又是打又是骂地硬逼人家交待加入特务组织，为了保性命他们只好这样来瞒骗你们了。这不是他们狡猾，是他们被你们逼的走投无路了才这样应付你们的。王仁也只得叹口气说是自己倒霉。我说你们倒什么霉？人家本来就不是特务，你们硬把他们抓的来，又关他们，又打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承认是特务，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关到地下室里，是他们碰到你们这些学生才倒霉呢。王仁听了红着脸不说了。
　　
　　这些“特务”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除了晚上交待问题，白天还得劳动，今天我看见了前几天被新抓来的“黑帮”们和以前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都在学校校园里劳动，有的拿着锄头在操场上削草；有的提着水桶在打扫各处厕所；有的打扫学生宿舍的走廊；有的抬着便桶在菜园里施肥浇水。他们被专政队的几个学生监督着在校园里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干活。事实上那几个专政队的学生把他们从黑屋子里放出来后，自己早就跑到不知啥地方去玩了，由着他们自己干活。因为他们是不会逃跑的，劳动也很自觉，也不敢偷懒。因为楼上楼下走来走去的师生们很多，有时还有走进走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员们。他们是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怎敢不老实呢？
　　看他们现在畏畏缩缩的样子，如果他们不是穿着破旧的中山装人民装或青年装，很难叫人相信，他们曾经是受人尊敬的中学老师；其中有几个女的，还戴着一顶女工戴的无檐帽或白布帽，她们这时在低着头很细致地在角角落落扫着地。
　　我问在一旁的王仁：“这么热的天气她们戴着帽子干什么？真讲究卫生！是不是她们怕灰尘扬到头上去呀？”王仁听了笑着说，是她们的头发都被我们剪了，剪得一刀一刀的很难看，所以才戴顶帽子遮遮羞的。我想起了前天有的被抓来的女老师剃着阴阳头的样子，原来如此！我听了又皱起了眉头。谁没有母亲和姐妹，同样是女人咋把她们被弄得这副样子！我深深地叹一口气，长久没有说话。
　　这时王仁又向我介绍说：“那个剃光头四十多岁年纪的穿蓝色中山装抬粪桶的，就是我们集美中学的头号走资派、假党员聂振汉。”
　　我望了他一眼说：“你们那天有个学生从三楼把脏水泼到他头上，不就是他吗？我也已经认识他了。”
　　王仁说就是他，想到这个走资派，哪天头上被泼水时呸呸呸地吐脏水的情形他开心地笑了。我说你还笑，你们这样做对吗？他把头低下去还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