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宋徽宗时期的经济状况（第二部分）

　　许多人就当十钱提出严厉批评。
　　监察御史沈畸言：“臣闻小钱之便于民间也久矣，……谁为当十之议？不知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则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岂经久计哉？”五月丁酉，左正言詹丕远进对，论当十钱之弊。”
　　宋徽宗说：“彗星告诫我大宋也！”宋徽宗又曰：“京失！京失！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听此等人语言，不为国家久长计。”
　　当十钱贬值，实际上不仅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对积钱巨万的豪富和政府来说，均有巨大损失。所以，从崇宁五年二月直到十月，政府一直在调整当十钱的行用，但并没有痛下决心全部废除之。
　　宋徽宗说：“朕要再观察一下……”
　　正是宋徽宗政府的迁延和政策的漏洞，加上一些官吏也容纵私铸，所以私钱还是泛滥成灾，有些人还私铸小钱。为此，政府对管理不善的官吏进行了处罚。
　　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壬戌，以容纵私铸、苏州市肆所用皆私铸小钱，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知苏州蹇序辰落职提举洞霄宫。辛未，臣僚上言：“访闻得两浙盗铸之奸，因州县容纵，不严禁戢，间有告获，又置不问。部使者怀私观望，不时举发，以至私钱盈积，散流民间，延袤江、淮，充满畿甸。”
　　诏转运使孙虞丁、判官胡璞、提点刑狱马等并放罢。
　　由于朝廷对私钱纳官换小钱规定的时限短促，立法又严，“监司、知县、佐官、民间为见指挥紧急，虽欲赴官纳换小钱，然已限满，不敢将出，致有抛弃江河，无所顾藉。”
　　在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宋徽宗还是想到了蔡京。宋徽宗对他的贴身侍臣说：“蔡京是狼是虎，还可以镇定大宋的局面，还是为他恢复宰相的职务吧！”于是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恢复铸造、流通当十钱。
　　宋徽宗请复相的蔡京全家在他的宫殿吃饭时，问很显苍老的蔡京说：“对卿的罢相卿现在还有想不通的吗？”宋徽宗表情尴尬地为蔡京敬酒一杯，他知道自己那时候用了赵挺之和刘逵接任蔡京的钱币职责，蔡京怀恨在心，今天借请他全家到自己宫里用餐，也是对他的变相的赔情道歉。
　　蔡京急忙接过皇帝的敬酒，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敬酒一杯，表现出苦涩的神情说：“陛下，对下臣的罢相，下臣知道，一个是当时关于下臣为大宋钱币改革不得法，引起一片反映，正当彗星出现……”蔡京的话说到这里，打住了。
　　宋徽宗看着蔡京的脸说：“朕看到卿近来面色苍暗，情绪不怎么….”说到这里宋徽宗很难过，自己呷了一口酒，接下来为蔡京夹起了一筷子菜肴，“卿罢相以后，我们的来往并没有间断，而朕心中总是不安啊！”
　　蔡京端起面前的碟子，慌忙接过宋徽宗夹过来的菜肴说：“陛下不用多虑，下臣知道陛下是为了保护下臣，不是为了保护下臣，怎么会每一次之后，蔡京还会在陛下的面前复相！”蔡京立起来，为宋徽宗敬酒。蔡京话虽是这么说，心中的鼓点却不是这么打。他要把宋徽宗对他那时候的不重用和在朝廷造成的影响赎回来，并且变本加厉。他要借着一次禁铸钱币运动，把强烈反对过他的人一棒子打死，比如赵挺之、刘逵等等！
　　宋徽宗说：“卿说得不错，卿是知恩图报的忠臣。这一次复相以后卿的任务更大。”
　　“是啊，陛下，要不下臣的颜面如此沧桑，只因心在大宋的事业上。下臣的‘当十钱’陛下知道，下臣的主张是为了改变大宋政府的经济状况才咬紧牙关做下去，忍受了心术不正的，不三不四人的强烈反对。”蔡京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几乎是泪流满面。
　　宋徽宗说：“难为了卿的衷心为宋！”
　　那一天饭后，宋徽宗和蔡京决定了关于钱币眼目下要作的事情，其实是蔡京提意的：二月命淮南、两浙私铸钱限一季送缴官府。限满不送依私钱法治罪，所收到私钱运到京畿钱监，改铸御书当十钱。又在真州增设一钱监，以本路所收到的不合标准钱和诸司当二见钱，改铸当十钱。宋徽宗用大宋皇帝的大手托起来了大宋的复相蔡京的躯体，呈现在大宋朝野的臣民的面前，蔡京自然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蔡京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大宋的臣民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加强了对私铸的惩处，其中就有轰动一时、影响很大的章盗铸钱案，即苏州钱狱。
　　实际上是复相的蔡京对当时反对他的赵挺之、刘逵等人的打击报复。宋徽宗把他曾经寄托厚望的几个人已经丢到了脑后，他们成了他的牺牲品。
　　这次案件，暗含很多政治因素，如蔡京对赵挺之、刘逵的打击报复，但盗铸当十钱现象之猛烈也是不争的事实。下面一则资料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大观丁亥（大观元年，1107），家祖（王萃）守九江，夜登庾楼，远望大江中灯焰明灭。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不然，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顷刻而至，乃舟中盗铸钱。其模如火甲状，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蔡京一手发动的章盗铸钱案的审理和最终的判决，株连甚广，虽说有极大的政治斗争成分在里面，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这一案件的确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目的，对于抑制私铸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除了章盗铸钱案以外，在禁绝私铸和私钱方面，蔡京还借助宋徽宗强有力的君权作后盾，从大观元年正月到七月连续发布诏令，除了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以外，对私钱所有者采取纳换、逾期严惩等办法；对缉查私钱不力的州县官吏采取惩处等手段，禁绝私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改变当十钱与实际价值不等的问题。
　　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虽可以短期内奏效，然而潜在矛盾、私铸现象仍然存在。
　　宋徽宗心中有书法、绘画、诗词、打球，一边看着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奇花异石，珍禽异兽，一边享用着从各地精选来的采阴“补阴”，生产出来不少的子女。把这一档子关乎大宋存亡的大事渐渐淡忘。可是事情的严重性，朝野上下的反映，不得不使他再度注重天象的传说和帝王的实际行动了。
　　大观三年（1109）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钱法又有变动。即把禁行区扩大为河北缘边州军县和沿海的县一级。九月，诏广南东路英、连等六州铸钱院只铸夹锡钱和小平钱，不再铸大钱。
　　大观四年（1110）正月，宋徽宗下诏减少当十钱的铸造量。
　　宋徽宗对入相的张商英说：“大宋的钱币铸造至始至终是个大问题，这一下就把希望寄托到卿的身上了。”
　　看得出来，宋徽宗是真心实意说这番话的。也就是大观四年六月，张商英入相的时候。七月己未，张商英趁机请求罢铸当十钱，改铸小平钱。
　　然而，执行力度并不大。
　　张商英进谏，宋徽宗按照张商英的提意，于政和元年五月，正式下诏改当十钱为当三。
　　当十改为当三，对大多数货币持有者来说，是一种掠夺。张商英根据当十钱铸盗在无法禁止的情况中，在宋徽宗的批示下改为当三钱。定下来以后，开始保密，决定抓紧时间向朝野通报。一天京师凌晨，派几位大臣突然骑上马，走出京师东华门在巷道里连连高呼“改当十钱为当三钱了！改当十钱为当三钱了！请周知。改当十钱为当三钱了！改当十钱为当三钱了！请周知。”一会儿时间，所有人全都知道了这一改变。一下给存当十钱太多的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
　　宋徽宗在宣布大钱贬值以后，又接受张商英进谏，接连下诏，强调“务要小平钱与当三钱轻重均一，无自区别”，对于“私相交易，买物支给当三，卖物须纳小平钱”者，要“重行典宪”。改当三之令在民间受到了一定的抵制。“奸邪之在内者，密唱其说曰：‘不久必复旧，可蓄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是以小民听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也。”
　　大钱改为当三以后，仍只限于京畿、京东西及河北、河东诸路，称为当三钱，当三钱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符，“则自无私铸之利矣”。迄北宋灭亡，未再有大的改变。
　　宋徽宗与张商英的关系，在宋徽宗刚即位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宋徽宗是一风流天子，凡事都讲究个体面风光美丽。他看到整个朝廷的宫殿都基本可以看过眼，只有一处宫殿破旧，想到把这一处简单修补一下，粉饰装潢一下，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么以来看起来一定和别的宫室很协调了，何乐而不为呢！
　　开始宰相张商英曾多次劝阻，宋徽宗作为皇帝，连这一点自由都没有，心中有点生气，就对施工的的监工说：“这一处宫殿确实破旧，与宫廷的其它建筑不协调，难道我们大宋朝中拿不出这一点银子修补一下吗？朕的意思卿听懂了吗？卿带人员现在开始施工，随时注意宰相张商英的行踪，他如果过来了，马上停工，等他走后再开始。”这样以来修缮这一处地方，淅淅沥沥，做做停停，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按宋徽宗的意愿完工，谈何容易。这一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刚即位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是张商英到现在还不知道，大宋朝廷的内部真有不透风的墙。这一真实的故事，体现出了对朝廷衷心不二的宰相张商英的朴素公正的形象，也反映出才即位时候单纯爱美的青年皇帝的可爱形象。
　　现在他们在这不同凡响的岗位上，却君是君，臣是臣，一丝不苟地为大宋江山的钱币改革贡献精神和力量。有几次，在下面谈事情的时候，看着张商英，宋徽宗自然回想起过去的那些事情，心中就暗自发笑，想把那一件幽默的“故事”穿帮给张商英，可是宋徽宗没有，只是悠然地笑着。张商英看着宋徽宗的龙颜说：“臣看出来了，我们在‘当十钱’改为‘当三钱’以后，朝野一片欢呼拥护之声，在广大民众的生活中得到了验证，陛下的心确实安定多了，如此喜笑颜开，臣第一次心喜地看到。”宋徽宗说：“是啊，只要朕与卿在一起谋生，没有不成功的。”宋徽宗的双关语使张商英握拳称是。
　　接下来皇帝和宰相张商英很快投入到钱币的话题上去了。
　　张商英三句不离本行地说：“京师除铸造大钱外，还铸造了夹锡钱，主要原料仍是铁。崇宁二年（1103）始在河东、陕西铸造夹锡钱，并规定夹锡钱一当铜钱二。崇宁四年（1105）三月夹锡钱向全国推广。蔡京想用夹锡钱取代铁钱，以提高其购买力，使其像旧日的铜钱一样。其实这是办不到的。”
　　宋徽宗说：“崇宁五年（1106），随着蔡京的罢相，夹锡钱的铸造、行使路分都有缩减。监察御史沈畸批评夹锡钱说：‘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今召私铸于东南矣，又将召私铸于西北，是教民犯法，非朝廷之利也。’八月，‘诏夹锡钱惟许河北、河东、陕西数路鼓铸行使，余路并罢之’。大观元年，蔡京复相后，同样扩大夹锡钱的流通和铸造。大观三年（1109）六月，蔡京复罢政。十二月，朕两次‘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
　　张商英说：“次年，又在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铸夹锡钱，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臣一概明白，在大宋钱币改革中陛下一直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着向前发展，不停地纠正错误的做法，堵塞不应该出现的漏洞。”
　　从君臣二人的交谈中，可以看到大宋钱币走过的路子。
　　到了政和元年（1111）二月，宋徽又下诏规定夹锡钱在陕西、河东折二文小铜钱。四月诏令罢铸。这时候的张商英已经说不上话了，政治气候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第三次任相，又一次大规模铸造夹锡钱，颁行政和钱式，“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不久，“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为推行夹锡钱，制定了严刑峻法，“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
　　蔡京是不倒翁每次倒下去，又会原地坐起来。不，不是坐起来而是“顶天立地”地站起来！”复相，就风风火火干出一系列要命的“大事”，使大宋江山摇晃不定，使大宋臣民苦不堪言。宋徽宗有什么能耐，只有在蔡京的贼船上摇摆颠簸一番。
　　蔡京货币改革的影响特别大。换汤不换药，蔡京的货币的所谓改革贻害大宋的方方面面。
　　宣和初，蔡京言：“永惟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故取货于地，而修坑冶之官，复鼓铸之法。自崇宁迄政和五年，在京榷货与库务所积一千三百余万，诸监所铸九百余万，诸路所储三千余万，通内外所有，凡五千万有奇，未尝有不足之忧。既而邪人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堙编置千里，乃罢铸钱监。既无地宝，又无泉货，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酒价，取其毫末，以为足国之计。今京师虽复盐法，仅足日用；外方漕计阙乏，见侵常平钱米，及用诸司封桩，迄今殆尽。前日改法之人，惧罪难逭，乃倡为浮言曰，自崇宁以前失于措置，以至于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辄具本末。”蔡京这段表白，当有所指，但也说明：引起社会不满，物价上涨的钱法改革却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源，满足了政府军需和俸禄等各方面开销，也满足了徽宗君臣的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
　　到头来，宋徽宗关于货币改革的问题什么都不想了，他觉得大宋在蔡京的主持下，朝廷的收入还是理想的，满满的钱币，够他和众臣过上美好富足的日子了，生性奢侈的宋徽宗很感幸运。
　　免役、增价折纳、和籴与盐茶诸法
　　宋徽宗时代的免役法是怎么一回事情?
　　免役法又名“募役法”，“雇役法”，是宋代王安石新法之一。免役法是对宋初定下的的差役法的改革，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为当役者交纳役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起初规定乡村中服差役的上三户纳役钱,四、五等户不纳役钱。但推行不久，就改变了诏令，规定乡村上户和下户都需要纳役钱,而且不再依户等的高下,而是按各地税钱、家业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均摊役钱。最后，免役钱逐渐成为国家财政中的一笔固定收入。
　　宋徽宗说：“朕实行的免役法于宗旨是继承王安石的免役法。这样以来，我们大宋朝廷就可以旱涝保收了。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行得通，不愁大宋江山万年坚固啊！”
　　实质上，宋徽宗的免役法和其宗旨虽然继承王安石的免役法，其结果截然不同。
　　宋徽宗怎么知道他实行的的免役法，一开始实行以后，问题也不小。
　　蔡京拜相以后，曾将州县中原有基层胥吏一概斥逐，另用新人。
　　而这些胥吏老奸巨猾，熟悉执法程序，钻法律空子，隐身州县之中，制造事端，舞法扰民，危害更加严重。州县所维持治安的都是纨绔子弟，他们胆大妄为，与盗贼一般，骚扰四方。
　　除此之外，百姓的负担比以往更加严重。如巩州（甘肃陇西）在元丰年间役钱只有400緍，而到政和年间猛然增加为3万緍，翻了70多倍。这些钱都流入贪官污吏的腰包。而且，这些钱都出在贫困人民的手中。官户规定可以减半出钱，当时官户特别多，于是大部分推给了下户。
　　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下户除了规定的数字以外，还要替官府拿出官户的减半部分，这真是苦不堪言，又没有办法。
　　增价折纳法开始于公元1103年。按宋代岁赋之制，以有余补不足，递此输彼，移近输远，为之支移；赋有常物，也可以变通施行，使其价值相等，称为折变。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宋徽宗下诏说，天下组赋如有支移、折变当先富后贫，自远及近，支移费用、折变估价也应合理。但是，这些政策到了贪官污吏手中，成了一纸空文。崇宁年间也照样实行，民无所诉，困苦无边。
　　宋徽宗的话实际上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所谓的下诏是白白的一纸空文。他在迷茫中，过一日是一日。他的书法练习和绘画涂鸦等等才是最为主要的。
　　宋徽宗时代的籴米和盐茶诸法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所谓私籴，是指市籴粮米。
　　宋初都是现钱收籴，贮备军粮，后来名目繁多，其实都是苛捐杂税。
　　崇宁初年蔡京背着宋徽宗，在陕西推行结籴法，收籴军粮，派人送到一定的地方，于是，官吏乘机搜刮民财。
　　后来，又推行俵籴法，是提前估算粮食成熟时的收成好坏，预付粮钱，到收获以后，缴纳粮食，因为有摊派的意思，所以俵籴。
　　蔡京令坊郭、乡村等交钱，以当时的价格籴粮。
　　不管百姓家中有没有粮食，都得摊派，那些可怜的农民只好高价买来粮食，低价交给官府，百姓受害极深。为了掠夺农民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宋徽宗在蔡京的哄骗下，还公然“括田”。
　　从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开始，蔡京在宋徽宗的权利范围内设置了一个专门掠夺农民土地的机构，叫“西城括田所”，先后用杨戬、李彦负责这一件事情。
　　名义上要把一些荒芜和逃亡、绝户的土地收归国有，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占有好的土地，被迫原业主充当佃户，令其按对分方式向知府缴纳租课。结果，官府收入丰厚。
　　为了垄断盐茶，搜刮民众。蔡京对宋徽宗说：“下臣对盐钞法有新的想法，请陛下审视。”
　　正在练瘦金体的宋徽宗，停下手中的椽笔，看着蔡京的脸问：“卿怎么打算？”
　　蔡京说：“下臣认为我们大宋应该更改盐钞法。”
　　宋徽宗说：“朕在忙于书法方面的事宜，有文臣向朕索要几幅瘦金体的习作，对盐钞法的改革，朕相信卿的能力，卿看着办吧！”
　　蔡京说：“陛下这么忙碌，是不是下臣起草一纷盐钞法文件按规定上报陛下，等陛下有时间了审查一下。下臣等陛下下诏以后，再开始具体办理。”
　　宋徽宗很赞成蔡京的打算。
　　于是，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十一月，蔡京更改盐钞法，由官府直接赴盐场购买，盐引一年为限，有特殊原因也得超过半年，限期一到，盐未售完者毁引，所余之盐，由知府收没。虽然宋徽宗朝廷盐业政策多变，税务苛刻，但由于采盐和贩盐，都有很大的利益，产盐数量逐年增长，
　　至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盐产量比绍圣（1094—1097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官府收入数字迅猛增加。
　　茶叶专卖也是蔡京等人打着宋徽宗的旗号牟利的手段。到了公元1116年（政和六年），北宋政府的茶叶税收竟高达1000万緍，比宋初最盛时期的500万緍，翻了一番。
　　蔡京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变法改革，将茶、盐、酒等大宗百姓生活必须品的巨额收入收归中央。
　　这一点，盘剥来的财力，可以使宋徽宗更加过上奢侈的生活，迎合了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