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宋徽宗时期的经济状况（第一部分）

　　北宋时期的方田均税政策是丈量土地，平均赋税。
　　北宋时期的赋税立法漏洞很多。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在被迫之下，有田产的一些人家，隐居于官户、刑势户名下，自己冒充客户。有些人家却户口不在而税在，官府没有办法征收。这么一来，造成税负不平均，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仁宗时期实行过均税法，遭到地主的反对，不久罢废。
　　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瞒产漏税现象十分严重。
　　神宗即位以后实行过“方田均税法”，想通过丈量土地，消除先帝在位的弊端，以平均民间税赋，增加政府收入。具体办法是以纵横一千步为一方，设大小甲头，召集该方人户，使其确认田亩。
　　全部丈量以后，按土地质量分为五等，根据质量确定赋税，并且编制了方帐、庄帐、户帐、甲帐，制作帖付于甲头执掌，上列户口，作为存案凭据。如果田产、税负转移，由官府发给契书，县里备簿备案，以所在的方田亩数为准。这种政策可以说不错，但是官吏运作的过程以权迫害百姓，舞端百出，引起朝野动荡不安，民怨不满。
　　哲总一即位便下令停止了方田均税法。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七月，蔡京等说起了田税的情况，认为如果田税不均，一定会造成穷富不均，民无立锥之地。蔡京第一次说到了人民的苦难，难能可贵。
　　宋徽宗说：“方田是均输之本，能不能实施，在于官吏能不能清廉执行。”宋徽宗这一考虑很正确。
　　但是，宋徽宗很快会把这一档子事情放在脑后。他始终没有用心把这一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置于他那些爱好的前头。三宫六院不够解除宋徽宗心中的寂寞，他在奸臣和不三不四的坏人的引诱中在宫外拈花惹草，有时候几日不早朝，瞒哄朝廷说有病，不可以早朝。他热忠于什么“依阴养阴”，为了在女人们身上寻找长生不老，永远在世的秘方，他派人在全国各地精选了一万多个天真少女，作为他采阴补阳的“补品”。蔡京说这些“补品”可以帮助他求得长生不老。于是，蔡京也时不时享受一下这些补品。平时，宋徽宗赵佶把这些娇娇女藏在后宫的万岁山里面特殊的苑院里边，补阴时得心应手.
　　一天，蔡京等对宋徽宗又上书方田法的情况，请求皇帝拿出最好的主义来下诏，宋徽宗只好升个懒腰，和朝臣们在宫廷说话了。
　　大臣们发表言论很谨慎，都有一些瞻前顾后。他们心中的主义是宁可不再升官，千万不敢让宋徽宗贬官或驱除出朝廷。经验告诉他们，宋徽宗出尔反尔不可揣测，今天献计献策，明天说不定就是犯上作乱。他们明明知道宋徽宗只听蔡京的一面之词，一线希望就是那一天蔡京的嘴里能说出来大家的意愿。满朝文武大臣拭目以待。
　　公元1105年（崇宁四年）七月，宋徽宗下诏提举司查验税赋不均的先锋，每年各州先在一县方田，如果该州有五县以上，则先方两县。
　　满朝文武知道内情，这一次下诏是蔡京一人的意见。
　　宋徽宗相信蔡京的一切办法是正确的，可是到头来也没有改变状况。蔡京感到了问题的棘手，表现出很少有的为难情绪。
　　宋徽宗在后面对蔡京说：“卿都认为没有什么好招数了，其他的大臣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本来都是一些榆木脑袋，吃饭的闲人罢了，看来现在这一种状况，只有收官了。”
　　蔡京说：“方田法从先帝起都是以败告终，不是从陛下这里才这么没有招数，下臣也是一位喇嘛了，法尽了。殿下最好权罢此法，我们再找新法，别开一路，也许会有转机。”
　　宋徽宗不得已，只好于1106年（崇宁五年）正月下诏（权罢方田）。
　　关于“方田法”的运动销声匿迹。
　　可是天下富者税轻，贫者税重的现实朝野反映很大，宋徽宗坐不住了，因为蔡京已经打了退堂鼓，只好召集群臣讨论。广大文武大臣，看到宋徽宗顾不得一言堂了，都说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于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二月，宋徽宗面对“富者税轻，贫者税重”的现实，再次下诏推行方田法。还制定了一些补救漏洞的办法。宋徽宗还是听了一些大臣正确的进谏。
　　宋徽宗这一次的出尔反尔不能说不正确。
　　皇帝下诏的政策很正确，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基本上事与愿违。这么以来，方田的推行，一波三折，时进时退，根源在于官吏舞弊和推行不力，或者不能秉公办理。
　　宋徽宗虽然一再下诏要求要严办舞弊的官吏，却使政策难以落实，之所以越演越烈。
　　宋徽宗无奈，只好在1110年（大观四年）五月、七月两次下诏“权罢方田”，依然以旧的章法纳税。
　　十一月间，朝廷得到了更多的方田舞弊的情况。
　　宋徽宗第一次把自己搞的那些艺术事情和三宫六院以及在宫外的嫖娼活动暂时忘掉，沉痛地对他那些贴心宦官说：“据下面反映，现自天下方田官吏，多不体谅朝廷之意，骚扰民众，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赋税，又且不食之山而方之，卑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数百緍，下户亦不下数十緍，民户因此废业失所，饿殍者有之。例如，河北土地地色极多，不下百几十种，但是到均税定额时不过分为十等。第一等出十分之一的税，但是土地肥沃，产量特别高，这么一点赋税，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第十等出一份税，但是，土地贫瘠，产量很低，仍然负担不起这些赋税。有更加严重者，朝廷推行方田法之初，外地官吏不遵守朝廷政策，私定土地法，从中盘剥，往往在朝廷定位的赋税之上，在加赋税，一个小小的县地能多出几十万緍，百姓负担十分严重！有些地方，负责的官吏不亲临现场，委托地方小官吏代办，这中间猫腻很多。这些人自然更加徇私舞弊，不可一言代之。至此，朕不得不承认方田法已经失败。”他又感概地说，“方田之法，本以均税，有司奉行为戾，致使流徙。常赋所入因此坐亏岁额至多，殊先帝厚民裕国之意。”
　　宋徽宗如蚂蚱拴在了鳖腿上了，跳也跳不动，跑也跑不了，在大臣们的建议中于是再次下诏“权方量”。
　　号召已经量过的，赋税仍按方田以前旧额缴纳；因方量不均而流徙的人户，各地守令应采取措施招诱归业；荒闲土地应尽快召入清佃。
　　这些办法确实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到了公元1120年（宣和二年）六月，宋徽宗终于下令全面停止方田，所有赋税一律按旧额输纳，百姓逃徙归业者，免去所欠租税。宋徽宗气馁地说：“看来方田均税法又要流产了，谁也没有办法！”
　　至此，断断续续的实行了近20年的方田均税法，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彻底失败了。除了劳民伤财，滋扰百姓意外，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这是宋徽宗没有预料到的结局。
　　这一过程，宋徽宗很失落。可是，常常放到脑后。
　　宋徽宗时期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戕害百姓的货币改革。
　　宋徽宗当朝在推行方田法的时候，一同进行货币改革。
　　宋徽宗对他的心腑蔡京说，为了使货币统一，使民众交易方便，我们必须进行货币改革。毋用质疑，货币改革是关乎大宋的存亡问题。
　　蔡京说，陛下，这个下臣明白。以下臣的想法，我们大宋的铜产量不高，如果用铜铸钱，自然不足。
　　宋徽宗问蔡京，依卿的想法，应该怎么着？
　　蔡京说用当十钱和加锡的办法，依臣下思考可以行得通。蔡京对货币改革很有点信心，他周密地计算过了，这样的话，铸钱的投入很少，见利特别大。他设想自己也可以从中捞取一定的利息。
　　宋徽宗说，卿说得有道理，就这么定了。
　　皇帝一言九鼎，下面就是宋徽宗的心腑蔡京的实际行动了，我们看看蔡京铸当十加锡钱的结果，据历史记载：“为了解决铜产量下降、铜钱铸造不足的问题，蔡京推行货币改革，行用当十钱和夹锡钱，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北宋的军国之需。然而，蔡京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扰乱了市场，引起物价的波动，影响了民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了北宋政权的稳定。”
　　有大臣说：“宋徽宗时代，北宋货币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不用说，这问题很严重。
　　虽然有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宋徽宗却放心蔡京的做法。
　　事实上，宋徽宗对铸钱这一档子事情一窍不通，一心相信蔡京的做法，好像蔡京祖祖辈辈都是搞铸钱这行当似的。
　　蔡京也是瞎子扛上毛毡胡铺哩，随心所欲，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他很放心，大宋朝廷除了宋徽宗就是自己大，宋徽宗放心自己，别的人算什么物料？蔡京只有一条要遵守的——只要是对我蔡京有用的做法，我蔡京就一心干下去。只要我蔡京腰缠万贯，与天下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宋徽宗在一次交谈中对蔡京说：“卿办事，朕看好。因为现在朕还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蔡京说：“请陛下放心，下臣一切都为大宋的发展着想。”
　　宋徽宗还是那一句话：“卿办事，朕放心。”
　　据历史记载：“宋代首次铸造发行当十钱，是在宋仁宗时期，发行地区是在陕西、河东。主要是为了应付宋夏战争中的军费支出，其结果是出现严重的盗铸，危害很大。
　　“直到嘉四年（1059）将大钱改为折二钱，才平息了盗铸之风。”
　　“熙宁时代将折二钱推行到了除京城以外的全国范围。”
　　“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相。崇宁二年（1103），陕西铸造当十钱。”
　　“之所以铸造当十钱，与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导致铜钱铸造额减少有关。蔡《国史补》曰：“国朝铸钱，……至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蔡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
　　“可知，除了铜产量少，铸钱额下降以外，铸当十钱利润丰厚。为了防止私铸，蔡京奏请“其钱惟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却于铜钱地分行使，以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蔡京还是打上大宋皇帝宋徽宗的旗号，招摇过市，狐假虎威，随心所欲，胡作非为。
　　“所铸折十铜钱在陕西、四川、河东流通铁钱诸路之外的其他路分流通。后来，为利所驱，在其他各地铸造当十钱。铸钱无处不有，泛滥成灾。
　　“崇宁二年（1103）五月，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钱样铸折十钱。崇宁三年（1104）正月，又诏江、池、饶、建州罢铸小平钱及当五钱，并依陕西钱样改铸当十钱。且将官库所存熙宁以来的折二钱改铸为当十钱。除原有钱监外，还在京城外设钱监，恢复徐州宝丰监、卫州黎阳监，用于改铸当十钱。“其当二限一年，更不行使。”这一铸钱“政策”是蔡京一人所为，宋徽宗被蒙在鼓里。
　　“当十钱币因面值大，使用不便，遭到时人的非议。“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京）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之。优人因内晏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主要的是，铸钱存在丰厚利润，盗铸也就自然发生。蔡京得利，一部分违法分子也纷纷铸钱得利。
　　在陕西铸当十钱在其他地方行用的办法，本来就不可能有效遏制私钱铸造，更何况蔡京又将其禁令打破，在许多地方同时铸造当十钱。所以在当十钱大量铸行后，私自盗铸现象就发生了。蔡京是盗铸的罪魁祸首，宋徽宗一味地相信，别的臣民没有办法，一天天看着大宋朝野劳苦大众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宋徽知道真正情况以后，一再下诏止禁。即便禁令再严，亦有人以身试法。这有什么办法？宋徽宗也傻眼了！宋徽宗想过将犯禁者一个个行之依法，严重的杀头示众。可是盗铸的人群多如蚁群，再说，盗铸的方法环境多样又诡秘，逮捕不完，也杀不尽，奈何！
　　宋徽宗下诏禁令的次数多到难以计数，都不奏效，宋徽宗一气之下说：“朕，这个皇帝还有什么当头！”话虽这么说，宋徽宗和朝臣都在不断地想办法遏制。
　　于是，崇宁四年（1105）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请求给监司、州县及巡捕官司等基层部门下达约束事项。从政策宣传、奖惩措施、官吏考课等方面，讲得都很具体细致。但即便如此，巨额利润的诱惑仍使盗铸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不惜以身试法，而中央却推卸责任到地方官身上。这是大宋政府无能的表现！
　　六月丙寅，尚书省言“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率以船筏于江海内鼓铸，当职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
　　宋徽宗说：“面对不能禁绝的盗铸之风，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
　　十一月丙辰，尚书省言：“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乞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路并改作当五钱。旧当二钱依旧。又虑冒法运入东北，宜以江为界。”
　　两浙路因民间将小平钱销铸当十钱，“致民间小钱数少，买卖阻滞，深为非便”。
　　崇宁五年（1106）正月甲辰，诏两浙路将应上供小平钱并兑诸官司御书“通宝”、“当十重宝”、“当五大钱”，上供赴京。其小平钱，留充本路买卖行用。并且让两浙路钱监疾速依旧铸小平钱行用。
　　这样做，就是用大量减少当十钱铸造的办法，解决私铸引起的物价上涨、市场混乱、小平钱减少、交易不便等问题。
　　崇宁五年（1106）二月，“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这意味着宣布部分地方当十钱贬值。六月，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
　　可以看出，从崇宁四年（1105）六月到崇宁五年（1106）六月，这一段时间政府的诏令相当混乱，甚至前后矛盾。之所以这样，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当十钱行用造成的盗铸成风、物价飞涨、交易不便，迫使宋政府不得不适当地考虑调整币值比价；二是政治上的原因，即与蔡京罢相前后的政治斗争有关。
　　事态的严重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使不理朝政的宋徽宗惊觉起来，他认识到蔡京在钱币铸造中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很快改变了主义。
　　宋徽宗停下了和蔡京的联系，他在极力想办法，想把钱币一事托付因蔡京实行的“当十钱”政策以来，引起强烈反对的赵挺之、刘逵等人。宋徽宗认为这样，才是把大宋最大的经济政策交给真正能忠心不二，认真负责的大臣去办。于是，崇宁四年（1105）以来，宋徽宗确定要把这一重大事业寄托给赵挺之和刘逵等人，招来两人等说：“现在货币改革的任务在非常时期，指望蔡京已经不可以了，朕命令你们二人等把这一重担挑起来。你们要清楚，这是关乎到大宋存亡的问题。”
　　赵挺之和刘逵跪地接旨，同声说：“下臣等感谢浩大皇恩，请陛下放心！”
　　当赵挺之、刘逵等人大刀阔斧地干起来的时候，宋徽宗认为势必有所更改。宋徽宗思想上绷好了久的弦，好像感到渐渐松弛下来一点点。宋徽宗对他的许多宦官说：“卿们怎么懂得朕的难处？蔡京主张的‘当十钱’引起弊端远远还没有终止！”
　　正如宋徽宗说的那样当十钱行用造成一系列问题，贬值又引起其他问题，令宋徽宗照样忧心忡忡！
　　宋人孙觌记述了官员章在任提点淮南刑狱兼权扬州事时，遇到朝廷宣布当十钱贬值后导致的社会混乱的情况，“时朝廷铸大钱当十，已而改当五，旋复为三。令下之日，市门昼闭，人持钱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钱大柴米贵，没有办法购买，民以食为天，吃粮食是一等重事，柴火都没有办法买到，那么人民群众不就是断炊烟了吗？人民群众的活路在什么地方？
　　宋徽宗听到了情况，微服便帽，在一群衷心宦官的掩护下，来到城外的贸易市场体察，看到了市场的萧条状况说：“天罚朕也！”宋徽宗感到了他这一大宋皇帝的无能，只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什么办法？”侍臣们纷纷对蔡京的钱币“改革”造成的后患叹声连天。
　　当十钱首次被罢是与蔡京第一次罢相相联系的。
　　蔡京于崇宁五年二月被罢相，当时反对蔡京的人借“彗星”上书，指责他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