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七章：参加左宣队

　　文革的第三年——1968年，从上到下，各级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厂的生产和革命工作逐渐转好，可是在大中学校里，两派学生武斗还不肯罢休。虽然“九五命令”下来了，他们也不得不把武器交上去，但是两派依旧还打派仗，他们还在校园里用器械打闹，或把隐藏下来的枪枝互相打暗枪。以学校为阵地，把校园隔成两半，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打坏了校园，打坏了教室；把桌儿板凳都搬到阵地上去当障碍物，把好好的课桌椅打得五花三飞。甚至火烧物理实验室，根本再不考虑重新复课闹革命的大事，叫大家坐下来搞斗批改。他们谁的话也不听，闹得无法复课。
　　在离桃园工业区十里路外的海湾旁边，面向东南造着一幢幢红墙绿瓦的大楼，这就是著名的育美校区。
　　她坐落在同安和鹭岛之间的育美半岛上，东面就是高崎，也就是现在的鹭岛的高崎国际机场。她的南方是海湾，西北正靠桃园湾和同安。从育美沿着1958年修建的高崎海堤和育美海堤进去10公里就是鹭岛本岛了。鹭岛也就是从1958年通过两条海堤——高崎海堤与育美海堤与大陆相连，而变成了半岛。
　　育美风景秀丽，地势险要，是鹭岛的咽喉地带。（当然现在鹭岛南面海底坠道通到海沧，哪里也能通大陆了。而北面，现在从禾山架桥直通桃园，连两条海堤也越过了，鹭江与大陆更方便了。但哪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在1958年以前，鹭岛还是孤零零的一个大岛，要去鹭岛必经育美或海沧渡船过去。1949年解放鹭岛时，国民党派一个师的军队在育美死守，解放军渡海作战在这里牺牲了几千人。
　　育美半岛也是著名归国华侨联合会前主席、前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陈嘉庚先生的故乡。解放以后，陈嘉庚先生为纪念当年解放军解放育美半岛的烈士们，在育美半岛上造了一座高高的育美纪念碑。纪念碑周围，精工雕琢了几排用高等细石雕琢出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事迹和烈士群像。
　　陈嘉庚先生自己的坟墓也在这里。在他的墓旁，他的后人们也详细地用石雕纪述着陈嘉庚先生从小在这里受苦受难和长大后闯南洋的故事。
　　陈嘉庚先生本来是这里育美半岛上陈家的一个贫苦渔民，从小在海涂上掬小海挖海砺为生，长大后跟亲戚到南洋新加坡学生意经商。后来他在那里办橡胶厂，积累了一点资金后他想着小时候自己无钱上学的苦难，便在育美半岛上办学校。
　　陈嘉庚先生除了自己出钱外，还到南洋各国华侨中去募捐，把募捐来的钱在育美办起了育美小学、育美中学、育美侨校和后来的育美航海学校、育美水产学校等六七所学校。
　　与此相配套的还办起了育美幼儿园，育美医院，育美教工宿舍和后来的育美博物馆。
　　因此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闽南乃致东南亚都闻名的全国最大的中等学校学村。
　　后来陈嘉庚先生又在鹭岛市区的东北角胡里山那边创办了鹭岛大学。由此，海外华侨都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祖国的育美学区和鹭岛大学来念书。
　　几十年来，这些学校为国内外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祖国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海外的东南亚输送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
　　但是到了1968年，育美学区各个中学也和社会上的其他大中学校一样，两派斗来斗去，就是不搞大联合，不搞斗批改，不搞复课闹革命。当时的鹭岛市军管会根据北京的做法，也决定抽调各工厂里的优秀工人组成宣传队，开到学校去帮助学校革命师生进行斗批改。
　　育美学区当时还有五六个中等学校，于是在桃园工业区的鹭岛甘蔗化工厂、桃园纺织厂、桃园玻璃厂等各个工厂也各派出支一宣传队。
　　根据市革委会的命令，经过慎重讨论，鹭岛甘蔗化工厂决定派一支工人宣传队。这支工人宣传队的人员，从全厂各车间里的优秀工人中抽调，条件是按照市革委会要求：有十五年工龄以上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出身工人家庭或贫下中农家庭，政治上清白；还要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份子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
　　出乎意外的结果，我也被革委会选进去了。
　　我对照一下自己，觉得每条都有点不大符合：自己只是一个团员，本来在六二年就入党了，可是因被人连累，入党后又停了党籍，因此至今还不是个党员，只是一个老团员，那还是在部队入的。
　　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也只十三年，不到十五年。文化革命中也谈不上怎么积极，只是抄抄大字报，搞搞红海洋，宣传一下而已。
　　论工作经验，我在部队当个报务员，到工厂当个电工班长和工会小组长而已。
　　但是其他进工宣队的人说，你不够条件我们更不够条件了。
　　我看看大家，见有许多人也和我差不多，有的文化还没有我高，也不是党员，工龄也不多，都只有十年八年工龄。队长顾国靖，也只有十年工龄，文化也只有小学程度，而且也不是党员。
　　工厂里具备上述条件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大都是厂里的生产骨干，有的是工程师、技术员和班组长，但是他们一是工厂工作须要，车间也不肯放；二来家有老婆孩子，他们不愿意远离工厂到学校里去，去了要日夜驻在学校里搞斗批改不能照顾家里了。结果也只好派我等这些外地人和单身汉进去了，其他什么工龄、党员团等条件也不太严格要求了。
　　我们鹭岛甘蔗化工厂派去的工人宣传队，总共有九个人，队长就是革委会的一个委员顾国靖的担任。他也是一个电工，是厦门本地人。因家庭有华侨关系，当时没让他加入工人赤卫队组织，结果在厂里成立造反司令部时他就加入了造反派组织。成立革委会时，他们一派有能力的人不多，结果他检了个革委会委员当当，现在当了工宣队长。
　　副队长就叫我担任，我可是一点背景也没有，凭的是人家说我能说会写，还在文革办公室当过秘书，抄过不少大字报。
　　下面的队员也由原来的两派的工人选拔进来。虽没有明说，暗中就掌握着这么个原则。其中大部分都有是压榨车间和制糖车间工人，其中有两个女工，一个是山东藉的军官家属，她也是车间里的一个岗位工人；一个是食堂买饭菜饭的。而我和顾国靖是动力车间的电工。
　　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想着这个突然而来的事情，十分担心。
　　我原是浙江人，1954年参军到部队服役,1958年转到厦门甘蔗化工厂动车间当一名电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揭露厂里的一些压制过工人的人；后来厂里看大字报太多了，光靠政治办公室的几个干部忙不过来，于是当时党委就把我等几个会写写的工人抽上去整理一下大字报；后来又搞红海洋，我就替厂里到处写毛主席语录；再后来成立厂文化革命办公室，让我当文革办主任。所谓文革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管人家各单位群众组织来来往往的信件和上级的通知，我再把这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告诉一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或者有时也与兄弟单位的群众组织写个信件而已。我就在这个岗位上被抽调到工宣队去的。
　　现在我担心进去学校后做不好工作，自己担当不起来。因为我自己没读过几年书，上过夜几个月夜中学，在部队里进过两年海校。现在要叫我到学校去工作，我离开学校已经多年了，对现在的学校情况一点也不熟悉。
　　这回要进去的可是一个据说有四千多个学生、三百多名老师、厦门最大的一个中学。中学本来培养是知识分子的地方，他们一个个都能说会道的，我们怎么能做他们思想工作呢?
　　而他们这些中学生，受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检阅，后来又到全国各地进行过大串联，走过三关六码头，吃过五香回炒豆。别看他们年纪不大，他们现在已经变得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现在我们这些一天到晚与机器打道的工人进去帮助他们斗批改，能行吗？
　　可是工人们看我张家良进工宣队还觉得挺对口，他们说：“张家良，你要登上上层建筑啦！你去领导学校最合适了，你又会说又会写，这下可发挥你的特长了。”
　　工宣队里的其他队员也对我说：“我们是说不会说，写不会写，到那里去，只能是小黄鱼摆摆个头了，你参加工宣队最合适的，这回我们可都靠你啦！”
　　我对他们说：“哪里哪里，我也是和你们一样，一个工人，连正规中学都没有上过，我也正在发愁呢，我一个文化很低的工人生怎么好去做人家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工作呢？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呀。”
　　大伙说：“你在文革办天天抄大字报水平也提高了，像你这样还说没有水平，那我们这些人要上吊了，干脆甭去了。”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吃几碗干饭的，我愁得要命，不知这个学校是什么样子？自己能不能把学校斗批改工作担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