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成立革委会

　　但是这场灾难是那样的大，厦门前线武斗打得那样激烈，我小心翼翼，幸免于难。但是随时随地要再上前线，进行战斗，我自己在厦门战战兢兢朝不保夕。不想这时家乡浙南也发生了激烈的武斗。从传单上看来浙南两派，从农村包围城市，打得天翻地覆。我在厦门天天到工业区大字报栏去看我家乡的武斗情况，因为雪梅还在浙南医学院读书呀，我时刻关心着她的安全。
　　雪梅刚去时还像以前一样，每月到我寄去钱后她给我回信来，信中说，他们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实习也习不下去了。有许多人走了，留下的同学在学校里打派仗。我当时很后悔早知这样，寒假来不用让她回去的，就留在厦门好了。但是我们都料不到，情况会变成这样糟。
　　但这时还不算太糟，到五月份雪梅一封来信告诉我，说大部分同学已经走了，一部分同学去参加社会上的武斗，浙南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希望你下个月的钱不要寄到学校来了，寄到家里去吧，我也准备回家了。
　　我接到雪梅的这封信后，急得团团转，赶快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她马上就走。但是已经晚了，那天我到工业区的大字报拦一看，见桃园工人造反总部贴着这样的大字报：“温州发生严重武斗，火烧五马街，温联总被打死几百个人。”我一看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老天，武斗发生得如此激烈，雪梅是温州温联总那一派，也就是所谓保皇派那一派。现在雪梅到底怎么样了？我信也不写了，感到写信太慢，得打电报。我到邮电局要了一份电报纸立即拟了一份电报稿：“雪梅，你赶快回家，到家后给我立即发一份电报来。张。某年某月。”
　　到了邮电局一问谁知道温州电报也发不过去了，说温州那里已经断邮断航，这下子我更加急了。啊，这样雪梅被关进在温州了！她又是温联总那一派老包派的。造反派扬言一定要消灭他们，而温州造反派听说力量非常强大的，连部队都支持他们的。这下雪梅可完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立即请假跑去看她，可是仔细一想不能走。一来这里自己一时也走不脱，如果自己在厦门不积极去参加武斗，会被认为是不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积极保卫红色政权。我这时候一走人家就会说我是怕死鬼、逃兵。我曾是武斗基干民兵干部，今天变成逃兵，不叫大家骂死？所以我不能走。二来现在温州也走不进去。据说汽车站轮船码头都叫造反派拦住了，你乘什么交通工具去？因此只能在厦门干着急。
　　在无可奈何与雪梅音讯不通的情况下，我只得给家乡岳父母去信去电报，询问雪梅有没有来过？岳母回电说雪梅没有来。
　　接到岳母的电报，真把我给急坏了，这么说这人还在温州？那可是凶多吉少了。
　　这些日子，我白天跟大家一起上前线钻丛林，参加战斗。夜里静下来，有时就在战壕里和伏在丛林中想雪梅。“我在这里打人家，雪梅在浙南是不是也在被人家这们瞄准着呢？雪梅的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呢？想着为什么造反派保守派要打来打去呢？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上面也没有名定过，都是自己封的；说穿了都是自己不同观点形成的，都是老百姓打老百姓，自己打自己的阶级弟兄。我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没有战斗情绪了。
　　要是雪梅也被人家打死打伤了，我会怎么样呢？因此我暗暗发誓，要是真碰到了“敌人”，真正打起来到那时候就朝天开几枪算了，我的枪口决不对准阶级兄弟！
　　有时可怕地想着，学校和家乡音讯全无，说不定雪梅已经在温州被打死了。那里打得那么激烈，她们那一派力量又弱，她又是个女的，胆子又小，又不会奔又不会跑，又不会打枪，要被造反派包围还不给打死？想到这里我的心都碎了。
　　唉，雪梅若完了，我也完了！她是我的命根子啊！从小到大我对她花了多少心血！她是我未来的希望呀，我的一生幸福都寄托在她身上。本来这回很快可以毕业分配拿工资了，如今却碰到这样的年月，落到这样的大祸。唉，我感到太不幸了，自己一生坎坷，至今碌碌无为，一无成就。唯一的安慰就是有个理想的妻子，可谓是我的骄傲和希望，谁知如今她又遭了大劫，命运对我何其这样的苛刻？
　　这是我当时的胡思乱想。但后来总算还好，一礼拜后，雪梅从家乡发来了电报，说：“我已回家。希放心。”老天！真是上帝保佑了！我叹了一口气，看着那份电报纸上的那个“梅”字，这半个月来心上日夜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又一个礼拜后，雪梅从家乡寄来的一封信也收到了。雪梅在信中说：温州的这次武斗打得非常激烈，经济损失很大，造反派把温州最有名最繁华的五马街都烧了，邮电大楼也烧了，死伤了很多人。其中她们学校的同学也死了三个，伤了四五个。那天我是乘温州最后一班的轮船逃出来的。轮船刚开出，造反派就追来了，要抓我们船上的这批老保派同学。幸亏这艘船的船员也是老保派，任他们在码头上大喊大叫，甚至开枪就是不回去，他们只能在码头上放枪和扔手榴弹干着急。等船开远了，枪也打不着了造反派才回去。
　　“我到了上海后在姑妈家里住了一夜。然后才乘上海到宁波的轮船回家，于今天才到达。到家里看到你的信和电报，知道你为我急死了，我洗了头洗好澡后马上到邮电局给你发了一份电报，然后再给你写信，现在这份电报你早就收到了。如今我在家一切都好，父母看我回来了也很高兴。家乡没有什么武斗。请你放心，我到了家里后绝对安全了。
　　“对文化大革命我已经丧失了信心，不想再参加了，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让他们打去吧。这会我准备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等武斗平息了学校来通知了才回学校去。如今我在家只是挂念你了，据说福建前线武斗也打得很激烈，希你在那里也不要去参加武斗，打死人家或自己被人家打伤都是没有意义的。希望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度过这次危难。”
　　现在我接到这封总算放心了。至此雪梅到温州读书已经过了两次难关，第一次是在义乌搞社教当工作队员时，在独自一人到山上去割柴时从山坡上摔下来，摔到一个山坳摔昏过去；第二次就是这次温州武斗。算她命大，在武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及时逃了出来。
　　
　　不久，中央来了“九五命令”收缴枪枝弹药，厦门的武斗也逐渐平息。时势总算又安定了。那天，我们的武装基干部连从前线回来，看见解放军在菜田里挖枪——原来他们当时怕他们的枪被造反派抢去，把枪枝弹药藏匿在人们走来过去的路边的菜田下。我们看见解放军把枪从菜地下起出来放心地笑了。这说明解放军对“九五命令”十分相信，他们相信造反派再也不敢来抢他们的枪枝弹药了。而我们的这些已经厌烦了武斗的人看见了自然更高兴，从此社会上不会再有武斗了，我们的生命又有了安全保障了。到此时势总算安定一点了。鹭江甘蔗化工厂的武装基干连在最后一次从前线返回厂里来的夜里，大家高兴地朝天开了一排枪，以示庆祝，这说明大家都不愿意打派仗、搞武斗了。
　　武斗结束，把大批从部队那里抢来的武器收缴回去后，在支左部队的主持下，厦门的两大派的群众组织经过多次拍桌打凳的协商调解，终于成立了市大联合委员会。接着又经过没日没夜的拍桌打凳的协商，讨价还价地协商各派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又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
　　市革委会成立之后下面各系统各厂矿企事业单位，也先后相继成立了基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厦门甘蔗化工厂两派在支左部队的主持下，也经过几天几夜拍桌打凳地讨价还价的协议商讨，在支左部队的调解下，也成立了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尽管李永根等的坚决反对，说徐成先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武斗期间还骑着摩托车去前线指挥武斗，不能在新政权里再当领导，但上级依旧叫他当厂里的领导——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能胜以革命造反兵团头头的身份，当了革命会的第一副主任，而仅有十几个人的造反司令部头头李永根也当了革命会的副主任。其余委员也都一派一个平摊。因此在两派激烈斗争中，稍为会跳跳叫叫的人所谓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都当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在李永根那派中真正没有人了时，连话都说不清楚字也没识几个的字的一个外线电工顾国靖也当了革命委员会委员。
　　但在两年多的文革中，当年为文化革命日日夜夜抄了几年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在夺权斗争中为革命造反兵团出谋划策，和成立文革出过汗马功劳的我却什么也不是。因为革委会成立，文革办也就不存在了，我这个秘书自然就没了。要结合进革委会，我又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自然也没有我的份。进入政工组工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党员，也没有资格。倒是当年造反队的黑干将，孙红浪因是党员让他当了政工组的组长，掌握了实权。
　　就这样，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厂里争争吵吵打打闹闹的两派群众组织总算在革委会里合在一起了。虽然两派依旧面和心不和，可在表面上革委会开会时总算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