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文革办公室秘书

　　何以我一个普通群众，一个小小的电工，一个当年厂党委的“黑打手”、整理过“黑材料”的前党委“爪牙”，这会却会当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呢？这是因为兵团负责人，也就是现在的文革办的主要负责人徐书记和王长胜等人赏识我。因为我及时得到信息和献计献策夺了厂里的党政财文大权，为厂里立了汗马功劳。要不这个权可能就给造反派给夺去了。这是王能胜和徐书记提议我当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理由之一。
　　再说兵团战士也好，以及大多数职工（包括造反司令部的一部分人，也知道我张家良为人正派，原来就是个普通工人，没有正式当过干部，我又会写，又有一定工作能力，所以觉得叫我做文革办公室工作挺合适。
　　再一个，在两派协商文革办的人选时，对造反司令部的人原来政治工作办公室和保卫科黄雪城等人十分反感，而对于我的出身于一个贫雇农子弟，我原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毫不怀疑。再说我原来纯粹是一个工人，所以觉得让政工组那些老干部来当还是由张家良来当好一些。我当文革办秘书，虽然李永根坚决反对。说文革本来就是兵团化身，大权依旧操纵在徐成先手里，再叫徐成先的先狗头军师张家良当秘书，那就完全成了复辟机构，御用组织。但是李永根即非文革委主任，也就左右不了文革组织。结果还让我当了文革办秘书。
　　说是文革办公室，其实也没有什么公好办，工厂嘛基本上以生产为主要任务，榨季生产忙时出出小报，搞搞广播，生产一完，就没有什么事了。不过文革办开会时作作记录，平时没事时抄抄一些外面传来的文革消息——大字报充实一下大批判拦。好在我喜欢写毛笔字，大厂下马变成糖纸厂时生产过许多白报纸，当时仓库里还有几百捆不合格的白报纸堆在仓库里，这种纸卖给人家没人要，可是用来写写大字报，还很好用，于是我就三天两头从仓库背来一捆一捆的白纸来抄写大字报。一抄就是十几张几十张，在五百米长的成糖车间外面的大字报拦上一贴就是一大溜，让大家看半天。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大都从各种小报和各种传单上摘下来的：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全国各地的文革消息和斗批改情况。有些则是本市的。
　　再一个工作就是兄弟单位文革组织开什么大会时，我写个贺信派个勤务员去祝贺一下。
　　办公室的地方起先在成品仓库旁边的一个司榜间。那房间在车间旁边，平日便于与工人们联系。后来冬天来了，那里房子太高大，空空荡荡的也太冷，我就搬到办公楼上的原来党委办公室的两间大房子里。反正现在党委也没有了，我就成了这两间办公室的主人。文革开会，我坐在那里作作记录。会开好就在两张并起来的会议桌上抄写大字报，抄批判文章；后来干脆我把铺盖也从集体宿舍搬过来，搬到办公室。我把两个办公室之间的走廊用一块门板隔一下，拦取一截就变成了一个狭狭的小房间。于是白天在那里工作，夜里就在那个办公室走廊隔成的小房间里睡觉。
　　一九六七年冬天，那时学校因文化革命已经停课，我的妻子雪梅来厦门在我这里探亲，我白天一块叫雪梅抄大字报，晚上睡觉因走廊太狭小，两个人不好住，这才离开这个办公室隔成的卧室，搬到厂区的招待所里。厂里的招待所就在食堂边上，那时工厂的招待所设施也十分简陋，就一张普通木板大床，一张桌子和两个凳子，其他就没什么了。
　　当时鹭江大学中文系的一对大学生恋人也长住在厂里，他们平时帮我们工厂文革办抄写大字报，闲了就钻我原先睡觉的那弄堂的小房间里去谈情说爱，也算是找到了好地方。当时这些大学生，名为下工厂帮助基层搞斗批改，实则是混混时间，等待分配而已。这个办公楼走廊隔成的小间成了这一对大学生的安乐窝。
　　我这段时期过得还不错。
　　可惜好景不长。虽然各单位大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总是面和心不和，会上争论不休，会后两派打架。不久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整个市里发展成两大派，开始武斗。先是两派戴藤帽拿铁棍打，继而向前线驻军“借”来武器，用真枪实弹互相开战。我们厂也成立了以王能胜为连长的武装基干连，本来我们厂里的民兵就有枪,所以有时“前线指挥部”叫我们上前线去时，我们也只得上前线去参加。
　　前线战士十个八个的死亡，打伤的就更多了。记得有一次战斗，我们一派把俘虏来的一大批对方战士，关在工厂在地下室似的废密池里，就是我们在制糖生产时，由分密机高速分摔出来的废蜜，可以提取做酒的糖厂的下脚料。现在废蜜让酒厂拿去出空了，就变成空池。
　　废密池很大，是个和地坪一样平的用水泥浇铸出来的有两千平方光景大的空漕，废密池里关了几百个“俘虏”。这些“俘虏”的家属们都到我们在郊区的厦门甘蔗化工厂来找他们的儿子。有一次我见一个母亲在厂里的废密池里找到了她的十七岁的儿子，人家都说她儿子被打死了，她不相信，还是到郊区的“俘虏营”——我们厂的废蜜池里来找她的儿子。结果还真给她找到了，她的儿子没有被打死，仅仅一只耳朵被打了一个洞。当她找到她儿子时。那妈妈抱着她儿子痛哭流涕的样子，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因此我对武斗自始致终持消极态度。因为我想来想去，为这样种派性斗争而死伤不值得。
　　虽然我不想打，但是我曾是民兵营参谋，王能胜给我一支七点六二步骑枪，那是一种很不错的枪，我在民兵训练中实弹射击过，很好瞄准也很好打的。一次我与三个民兵干部到市武装部去比赛，三十米距离，打青霉素小瓶，我打了个五发四中，我的枪法还很准呢。当时就博得武装部长的赞扬。但是我现在不想把枪头瞄准对方战士的身体，不想把子弹打到对方的工人兄弟上去。但是作为武装基干民兵干部出身的兵团战士，我又不得不参加，否则就会被当作叛徒和被人家说我怕死。但是每次去参加武斗时，我都是消极地在人家后面跟跟而已。而心中一直祈盼不要碰到“敌人”。我不想真打，如果说真的碰到“敌人”打起来了，好躲就躲一躲。好避就避一避。我想自己也尽量不要被打死，打死了太不值得。这不是当年在部队时，那是为保卫祖国，为保卫广大人民。也不是62年战备时打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从海上来的特务。
　　现在这打的算是什么仗？何况我还有正在上大学的妻子等我寄钱呢，我历尽艰难还没有像模像样地幸福生活过，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把这性命葬送在这无谓的武斗中。
　　有一次，我们到前线去开追悼会，追悼在武斗中牺牲的一个“战友”，那一次我们革命联合会一派被打死了七个人，有几个是复员军人。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在闽东观通团认识的团部文书。一九五八年时他和我一起复员，他在厦门电化厂工作。当时我在他们电化厂培训时我还常去找他聊天。他在那个厂里当秘书。在这次武斗中他当了武装连长，因为他为调拨武器与下面的一个排长争执，排长不同意调拨枪支，他派人悄悄地拿了那排长几支步枪，那排长发现了就开枪把他打死。自己人被自己人打死是死得更是冤枉而无意义。我去看他时，见我的“战友”还像生前一样给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色蜡黄，死不瞑目地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等待他在上海当护士的妻子与两个孩子来看他。我想象着他那妻子和孩子来看他时的悲惨情景。我在一次追悼会上看到过这种情景，被武斗打死的妻子带着他们还只四岁的小儿子，叫他捧着父亲遗像，四岁的儿子跟着大人在送葬队伍里，捧着父亲的遗像边走哭叫着：“爸爸嗳跟我们回去吧！爸爸嗳跟我们回去吧！我要爸爸，爸爸跟我们一道回去吧。”他－面走一面还不时回头寻找他的爸爸。
　　我看那孩子这样唤叫他的爸爸我的心都碎了。我当时难过得掉下泪来．我不愿像那个文书那样被打死，以这样的死来告别亲人太悲惨太不值得也太没有意义了。他们虽把打死的人也安葬在前线公社五八年炮击金门时牺牲的安业民烈士墓旁，但是我想他们在武斗中死的，怎么能算烈士呢？他们的坟墓迟早会叫人们挖掉的。我不愿意被“敌人”打死我也不愿意把人家打死，若真正遇到敌人了，我到时候把枪朝空中放放就是了，决不朝对方开枪伤那阴德。
　　已经撤到市里去的造反司令部的李永根放出话来，若碰到我张家良一定要把我打死，不打死我也要狠狠地揍我一顿。但我不想打李永根，他虽然在当时两派的观点上和我势不两立，我卑视他没骨气。为一个老婆可以放下共党员的立场去投降“敌人”，我却感到他只是鬼迷心窍，却不是敌人。我打死他干什么呢？何况他家中还有年老的父母和小弟小妹要他养，因此在半年的武斗时间里我都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