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不久，犹如一声震雷，首都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传来消息，说是上海造反队，工人赤卫队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都撤退了，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受压制的牛鬼蛇神们行动起来，由红卫兵支持他们，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他们，矛头直指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各级党委。其实说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真是冤枉，因为在造反时党委早就靠了边。于是牛鬼蛇神一下子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各工厂被写大字报被揪斗受压的群众在鹭江大学红卫兵的支持下，反戈一击，开始向厂党委和党委的政治办公室保卫科冲击，抢档案，抢政治办公室整理的黑材料。
　　事隔一个月，食堂里又召开群众大会了，但这次开的是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样的会场，同样的讲台，还是同样的职工群众，可是主持会议和揭批的对象调了过个。一月前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人，今天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前天被靠边站的牛鬼蛇神和同情他们保护他们的人，却成了大会的主人。李永根因为当年爱胡法鲁的女儿没有写胡法鲁的大字报，被说成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人，当年就受到造反队的攻击，这回他起来要真正造反了。他又是个根正苗红的正派工人，又是个退伍军人，还是个党员，大家就拥护他当了个造反派头头。今天变成了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猛将，成了大会的主持人，成了主角。李永根手下也有几个在上次运动中受气的铁哥们，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牛鬼蛇神中杀出来的。但是胡法鲁和那个女医生没敢参加，也不敢出头露面，怕以后再把他们弄到牛鬼蛇神中去，
　　会议开始了，这会是李永根站到了主席台上。
　　“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孙红浪揪出来！”李永根在大会主台上大喊一声，于是两个月前，威风凛凛的曾经喝斥牛鬼蛇神的孙红浪今天成了第一个被斗争对象。他当年的部下没办法保护他，傻愕愕地望着他，他只得老老老实实地站到台上去被示众，叫他向群众低头认罪。
　　“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党委书记徐成先拉上来向群众请罪！”
　　于是穿着半新旧军官制服的转业才半年的胖敦敦的党委书记徐成先，也被叫上台去和孙红浪一道站着。
　　“把策划整理革命群众黑材料的政治办公室黄雪城拉上来！”
　　“把保卫科科长曾某某拉上来！”
　　到末结，有人叫“把整理黑材料的干将张家良也拉上来”，于是我也被叫站到台上去了。
　　“哦，无尚荣幸，我成了党委的黑干将。”我见台上站着的都是厂里的领导干部，我不觉得和他们一起站在台上可耻，反而感到有点光荣。
　　最叫人难理解的是前天被当作牛蛇神的瘦高个老革命赵厂长，上次批斗时，把他当作牛鬼蛇神揪上台，今天又被当作执行次反路线的黑后台之一揪上台来。因为他也是党委委员。说他也是上次运动的策划人之一，真是莫须有的罪名。
　　群众弄糊涂了，究竟谁是谁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都弄不清楚了。这结果是揪上去斗争的人，让孙红浪批一通，散会时又把他们放回去了。
　　看当年的牛鬼蛇神都能参加革命造反了，接着厂里职工群众也纷纷成立革命组织，起初叫战斗队，或一个科室成立一个组织，或三五个人成立一个组织，或一个车间成立一个组织。也有一两个观点相同的人组织成一个战斗队。我在政治办公室里和一个电话员老兵出身的江河溪等知心人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还出了几期油印的小报。
　　为使群众组织有力量，造声势，后来观点大致相同大方向比较一致的合并成一个大组织。人数较多的组织，有的叫“兵团”有的叫“司令部”，有的叫“联合兵团”，等等叫什么的都有。李永根成立了那帮以“牛鬼蛇神”为基础的厂里少数派的“革命造反司令部”。李永根成了司令。
　　干部子弟成糖车间工人——前党总支副书记王能胜联络大多数群众组织组成一个“红色造反兵团”。王能胜和其他三个兵团骨干被群众选为兵团的勤务员，也就是头头。两派组织人数悬殊，兵团人数占全厂的百分这九十以上，我的小战斗队也加入了兵团组织。因为我会写些东西，于是兵团就叫我当秘书。写些兵团的告示或通知，与工业区兄弟厂的革命组织交往时写些贺信等事。
　　或造反司令部只占全厂人数的百分之八九不到十的人数。但誉论力量却势均力敌。因为厂里的造反派受鹭江大学革命造反红卫兵的支持，兵团受区市工人革命组织支持。两派在厂的大字报上骂来骂去，兵团的人说造反后司令部的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的人说兵团是铁杆保皇派，是“冰团”
　　接着是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席卷全国。
　　1967年1月的一天，我来到工业区的大字报拦上去看贴在那里的全国文革消息。我在大字报拦上看到：上海市赤卫队已经夺了上海旧市委的权，成立了工人革命新政权——上海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我看了感到这是个新动向，看来以后原来所有的政权都要被革命群众组织夺过去，重新成立新政权。我回厂后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兵团勤务员王能胜等人。王能胜和我又去找徐书记商量，我们对徐书记说：这个消息如果让造反司令部的人知道，让他们把厂里的大权夺了去，那就乱套了。他们肯定要排许多红色兵团的人。而红色兵团里的人大都是厂里的党团员和生产骨干，要是把这批人排斥在外，厂里的生产就没法搞。而看这形势，原来的政权是迟早要被群众组织夺过去的了。
　　上海常常是全国的先导。“与其让不熟悉生产的造反司令部的人夺过去还不如我们自己早点夺过来。”我对王能胜和徐书记说。王能胜和徐书记听了我的话，感到很有理，都同意群众组织夺权。徐书记悄悄对王能胜和我说：“我把厂里的大权交给你们放心，你们掌权和掌握在我们党委手里一样，要夺权还是你们来夺吧。”其时王能胜的父亲早已在温州当了海军司令，所以徐书记对王能胜很信任，都是一家人。何况王能胜本来就是党总支副书记。
　　于是在王能胜的带领下。红色兵团当天十点钟就集合了几十个人撑着兵团大旗。把徐勇先叫出来，我们假情假意地对徐成先批判了一顿，说你抓革命促生产不力，信不过你。然后叫他把党政财文大权都交出来，把厂里的财务章、公章都交出来。徐勇先“老老实实”地叫秘书把这些印章用一个盘子托着都交给了王能胜，王能胜又把它转交回财务科长与具体管账管钱的会计出纳手里。我立刻写了一份布告，告诉全厂职工群众：厦门甘蔗化工厂革命造反兵团夺了厂党委和行政大权。以后抓好革命促生产等工作一切要听从新政权的命令和安排。于是从那一刻起厦门甘蔗化工厂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红色兵团掌握了。
　　傍晚，李永根听说兵团夺了党委的和厂里的行政大权，他到厂办公楼来看看。看各个办公室门口都用白纸黑字写上了新机构的牌子：生产组；财务组、后勤组，宣传组。厂里的政权叫红色造反兵团的先夺了一步。他长叹了一声，气得干瞪眼。说我们是假夺权真保皇。
　　但是真夺权也好假夺权也好，反正权被我们夺来了，你再想夺也没有权可夺了，因为印章也没了。于是革命兵团造反司令部和变得势不两立，一个变成了执政党，一个变成了在野党。我厂这样，结果工业区其他厂也都有效法我们厂，都夺了厂里的权，而且大部分是被多数群众组织所夺。
　　看地方上各单位都分成两派，打来打去。不久毛主席命令支左部队介入地方上的文化革命叫部队来调解，于是原厦门甘蔗化工厂，也来了一个当地驻军的教导员。进厂调解两派成立统一的文化革命组织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让执政的革命组织和在野派的群众组织都参加文革组织，共商抓革命促生产大计。在野派的造反派虽然不愿意，但在部队支左解放军的调解下，也只得参加，觉得一点没有权总比有一点好。但是造反司令部的一把手李永根却没有参加，因为大家说他公开包庇国民党残渣余孽胡法鲁，还曾带领群众闯过党委抢档案材料，实在太没立场了，叫他们的一个第二把手——一个汽车驾驶员参加。
　　这样厦门甘蔗化工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由原来的厂工会主席王能胜当主任、原来的党委书记徐成先当个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由革命造反派副司令——一个汽车司机当付主任。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促生产。王能胜总的，徐勇先抓革命，文革委员会委员、原厂长赵华才促生产——任生产组组长，
　　而非党非官的我张家良，大家却推举我当了文革办公室主任兼秘书。
　　怎么我一个人兼了两职呢？因为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主任也是我，秘书也是我，日常事务都有由我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