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造反队

　　在这期间，上面号召，在文化革命中工厂还要带领当地农村兴修水利，帮助他们搞好排灌设施，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钱由我们工厂来出。我本来就从农村出来，种过三年田，对农业灌溉的情况较为熟悉；到了工厂以后，又当了电工，对电机又比较熟悉。到了田头，和当地生产队长讨论怎么在这地方灌水，需要安装多大水泵、多大电动机，我就和生产队长一起讨论。
　　见我这方面很熟悉，徐书记到我厂周边的生产队去总是带着我，我就跟着书记在周边农村的田头跑来跑去，又是察看地形，又是购置水泵电动机的配套设备，忙得不亦乎。在这方面我成徐书记的得力助手。这段时期我工作做了真不少，很博得新来的徐书记的好评。徐书记说：“张家良，你好好干吧，照这样下去，你会进步很快的。但不要骄傲，也不要心急，你的问题得一个一个一步一步来解决。”
　　但是尽管我工作没日没夜地干，党委徐书记对我印象也很好，但是党委书记也不能包办一切。不久，党委在文革期间又吸收了第二批积极分子入党。其中机关干部发展两名，一名是黄雪城的妻子，一个中专技术员；一个是工会干事。支部书记在讨论这两人入党时问题时还叫我一起去列席参加，作为积极分子旁听受受教育，但入党仍旧没有我的。我起初很想不通，这两个人，在四清运动中也不是积极分子，那个工会干事极其平常，毫无突出之处；而且也是不久前从制糖车间里抽上来的一个工人，他的父亲还是个国民党员，只不过他父亲已经退休了，没人过问他父亲。他只是会写一手美术字，开会布置一下会场什么的常常用得着他，可是这方面我想想我也不比他差呀，他会写美术字，我会写楷书，我已经把厂里的办公大楼和全厂各处写成了一批红海洋，我也有功呀，可是他能入党我就不能。而黄雪城的妻子不过是靠黄雪城的牌头而已。如今都要把他们吸收入党了，而我仍放在一边，这是为什么？我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工作又白干了。徐书记说话怎么也不算话？
　　政治工作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因为你是临时来帮科室工作的，因此机关支部不能直接接收你入党。你的入党问题还得要到原来的动力支部去解决。
　　而动力支部的一些党员据说也讨论过我的入党问题，却认为我不安心在车间当工人，不愿意回班组来，有往上爬的思想。所以目前仍不同意发展我入党，我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我感到一定又是李永根等人在背后作梗，在那里借机报复我。待在政治办公室，是政治办公室和徐书记留下我的，不是我自己想赖在那里的嘛，这真叫冤枉！
　　既然不发展我入党，那就不要让我参加这种旁听会议了。这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在旁边咽着口水看人家吃东西，这反叫我难过。可是徐书记对我说：“让你参加别人入党会议，这对你也是一种教育，可以听听人家对一个党员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我不想参加，又怕领导认为我有抵触情绪，于是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参加，勉强去听听。
　　
　　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发展中，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厂里一下子揭出来几十个牛鬼蛇神。从揭批政治问题，到揭批生活上问题。从揭露历史反革命分子，到揭露普通地富反坏右子女。从厂里的领导干部，到揭发下面的普通工人。从揭出来的问题看，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等问题，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全都有。政治办公室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大字报已无法立案建档。而一些过激群众，对于已经揭露出来的重要牛鬼蛇神，强烈呼吁党委要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党委认为抓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你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随便抓人？就是现在群众以为很明显的几个国民党特嫌分子等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要抓他们，也得要通过内查外调，有确凿证据才行。可外调需要时间，有一个过程，心急不得。如胡法路等人，过去在北方和西南等地的工厂工作，假如要派人去调查，也得好几个月，甚或半年到一年时间，所以认为目前也不能随便抓他。
　　而一些人对这样写写大字报已经感到不过瘾了，看看党委又没有行动，他们已经按捺不住了，要想对这些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了。他们说：“党委班子已经软弱无力，快瘫痪了，要抓牛鬼蛇神只有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了。”
　　这时社会上的红卫兵已经欣掀起了“扫四旧”运动，厦门甘蔗化工厂的一些激进的工人也看人家一样成立了造反队。
　　造反队的队长是一个政治办公室的宣传干事、原来从车间调上来的，在四清运动中是我做工作把他最早解放出来的原压榨车间主任叫孙红浪的人。因为当时的政治办公室主任王雪城靠了边，所以由孙红浪来代替了。他成了政治办公室的造反派领导。他召集一批各车间科室所谓政治上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和红五类出身的工人。
　　造反队一成立，就敲锣打鼓喊口号，到贴过大字报的人家去抄四旧把被写过大字报的人家翻箱倒柜，抄得人家屋里底朝天，把他们家的所谓四旧：旧书、旧画、旧报纸和一些老式的衣裳与人家几十年珍藏的旧照片等等都抄了出来。把它们拿到食堂兼大会堂的后间塞得满满的。
　　但有些造反派却又乘人不备，悄悄地把那些四旧书藉拿回去自己看。
　　不久又发展大会批斗。
　　这一天，造反队在厂里开批判大会，大会由造反队长孙红浪主持，由台下的群众提名的“坏人”作为批斗对象。第一个提名的就是群众最早写大字报的胡法鲁。“把胡法鲁揪出来！”瘦小的胡法鲁，被两个高大的造反队员拖猪一样从他坐着的一个角落里把他拖上来来到台上示众的时候，我心里也不由的一愕，这不和土改时斗地主一样了嘛？怎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
　　我的心里震动了。我当年虽然对他有意见，也听说他在旧社会加入过国民党和其他组织，而且我写过胡不少大字报，但我感到怀疑毕竟是怀疑；且厂里保卫科还没有详细调查过，他真的是坏人吗？他真的是国民党特务吗？在我写大字报时不过是想触动一下的他思想，叫他改过来转变一下态度，不要老是压制工人。对于他的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是怀疑而已。可如今没等什么调查了解，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这样把他揪出来批斗，将他当作社会上四类份子一样处理，心里感到这样做法是不是太冒失和太过火了？我原来想批批他打打他的锐气，叫他不要这样看不起年轻人。可如今却把他当作真正历史反革命分子来对待，我心里感到像做了一件亏心事似的很是不安。但现在不安也没有用了，现在人们已经把他揪到台上去了，让他低着头在台前站着。
　　但是接下来，人们又把医务室的一个中年女医师揪出来，说她解放前在南京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接着又把她的丈夫也揪出来。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一个化工技术员。说他回国后也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还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分队长；也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再接着是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工会和海员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从上海招收来的一些老工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大字报中被揭露出来的。接着是犯过男女关系和一些偷鸡摸狗的人。
　　再接着是群众认为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都一一的揪出来，叫他们统统站到台上去。一时里站在台上的“牛鬼蛇神”由原来的一两个，而逐步扩大到几十个。后来台上都站不下了。到这时，群众中又有人提出一个姑娘的名字，有人尖声站在台下说：“还有一个冯小凤，还有一个冯小凤！也是小牛鬼蛇神！也应该把她揪出来。”那是一个个子不高胖胖的二十几岁的姑娘，就是阿芹想曾经介绍给我的姑娘。那姑娘一时急得红着脸，也被群众推到台上去。她是个低调做人可怜兮兮的还没有找过男朋友的一个青年女工，现在也成了牛鬼蛇神。她有什么罪行呢？什么罪行也没有。
　　她是当年建厂时由她姐夫带她来厂里当学徒的。进厂后她默默无闻地在机修车间做一个车工，工作兢兢兢业业，就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说她是四类分子的子女，是“世传的四类分子”，是“天然的牛鬼蛇神”了。
　　这时候大会已经乱套了，只要下面有个人提个头，任什么人都可以揪，如有人提出张小三前天在食堂里和炊事员打架，要不要揪出来呀？“要揪出来！”群众像吃豆腐般喝叫一声，于是人们就会大叫：“张小三，出去！出去！”张小三也只得面红耳赤地低着头站到台上牛鬼蛇神一处去。
　　这时有人提议：“厂长赵文才有官僚主义吗？”于群众大声说：“有——”“要不要把他揪出来？”“要——”于是这个瘦高个子厂长，1938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这时也被群众轰到台上去了。
　　现在群众人人自危起来，大家担心，谁再喊一声，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被轰到台上去的。
　　起初，我感到把胡法鲁没调查清楚就当四类分子一样的牛鬼蛇神揪斗，不免有点内疚，当把赵厂长和冯小凤都轰上台去后，我觉得把胡法鲁拉上去也没有什么了。而且这样下去，我觉得自己也靠不住了，我感到我也有很多错误缺点呀。但一时没有人揪我，这可能是由于我是贫雇农子弟，红五类出身，还在四清时忆苦思甜大会上忆过苦，如今还在政工组工作，所以大家也没有揪我。
　　下去的结果是下面基本群众行列的人越来越少，当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几乎占了全厂职工的百分之十。那最早被揪出来的胡法鲁起初还胆战心惊地低着头，站在那里双膝打抖；后来见干部也来了，党员也来了，最后连厂长也来了，他就放心地直起腰来，抬起头来，有时还眼睛溜来溜去瞅旁人几眼。那眼神仿佛说：现在你们不也跟我一样了嘛，有什么。
　　这时候造反队队长孙红浪撑不住了，他见赵厂长也被群众推上来时，他不敢看赵厂长的脸。赵厂长是他尊敬的老上级。他原是赵厂长当车间主任时一手把他从一个工人提拔起来当班长让他入党的后来又让他当车间主任的，赵厂长可以说是他的恩人。可如今赵厂长成了救蛇的农夫，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人，恩没有报他，反把他打成了牛鬼蛇神，孙红浪感到自己成了一条被农夫救活又咬农夫的蛇。
　　于是大字报也整不下去，造反也造不下去了。专案也搞不下去了，那么多人，你整谁去呀？抓来以后也没法关押他们。而且这么多人你把他们关到那里去呢？造反队的头儿孙红浪这时也没有办法了，只得虚张声势地把他们教训一顿，把他们统统都放回去。叫他们“随时随地听候批斗，接受群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