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龚友方

　　为了谈得更加具体，在此关键时刻，龚友方到前进指挥所秘密会见了张轸。
　　张轸：“你是地下党武汉市委书记，你龚先生就不怕我反悔吗？”
　　龚友方：“将军，我不算艺高人胆大，也算知彼知己嘛！你不会反悔的。第一，你有正义感，与蒋介石结过梁子，深谙国民党腐败内幕；第二，经我党长期观察，你始终把周恩来同志的忠告记在心上；第三，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四，你不愿意打内战。”
　　张轸想：“共产党是信任我的，只怪我自己犹豫再三。当时程潜是蒋介石武汉行辕主任，我是副主任，我正在鸡公山避暑。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着慌了，亲自飞往开封指挥，与程潜、顾祝同计议，建立行辕前进指挥所，叫我担任前线指挥。程潜几次以电话催我速赴前线，我都推辞了。最后蒋介石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同程、顾商议好了，都认为我担任前线指挥合适。蒋介石并且说，我是河南人，地方人事关系好，有群众基础——应该说是地主封建关系好，训练过地主封建武装，不容我推辞。当时，我想我是个空头副主任，自己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临时拼凑的部队不顺手，有困难；有个人英雄主义，一担任指挥，就要负起责任打好仗，打败了又怕丢人；同时也确有不愿同解放军打仗的思想。但最后我还是到漯河前进指挥所来了。
　　张轸：“先生既然对我深知，没有必要来稳我吧？”
　　龚友方：“有这个必要。我要告诉将军，反对你起义的军官和军统特务，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确保将军无后顾之忧。”
　　张轸：“你们想得真周到，在下佩服、佩服！”
　　龚友方：“4月间，将军三次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并相约你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你们要与人民坐一条板凳，我们必然全力支持，全力配合。我们估计，白崇禧是一定要溃逃的。白崇禧溃逃后，会出现几天真空期，军统特务也会大肆破坏，我们将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的消防队也全力以赴投入，务保你们起义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张轸：“感谢感谢。”
　　龚友方：“不言谢，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自然就是一家人了。从香港来到信阳的傅兰西女士送给你那一条绸幅，李济深委任张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那个行书"真迹"不真，此委任状是假的，是军统特务香港站打着李济深的名义伪造的，想以此动摇你投奔共产党、走向光明的决心。”
　　张轸：“那军统特务是无孔不入啊，太可怕了！”
　　龚友方：“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你的安全是我们必须确保的。所以我党处处为你着想，就是因为你站到了人民一边。”
　　张轸：“那我也就义无反顾了。”
　　龚友方：“上级还让我再次向你郑重重申，我党是言而有信的，将军最大的后顾之忧，在几天之后就可以解除。”
　　张轸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横下一条心，赌他一把！以我对周恩来的了解看，共产党会说话算话的。”
　　张轸：“我相信共产党，我现在也只有跟共产党走了。”
　　龚友方：“欢迎欢迎！”
　　张轸决定起义后，暗中开始加紧起义部署。1948年4月9日，张轸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名义是研究落实白崇禧的“坚守江防"计划。实质是调动兵力。准备实施起义。张轸认为，位于武昌与嘉鱼之间的金口镇，是长江两岸的咽喉要道，是实施起义的最佳地段。于是。张轸果断命令亲信师长鲍汝澧的第三一三师驻防金口，把极力反对起义的师长张玉龙的第三一二师随第一二八军军部移驻山坡一带。
　　这样的兵力部署，让明眼的军官们清楚，张轸已悄然做好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起义准备了。如此行事，自然也是让决心起义的将领们吃颗定心丸。同样，让反对起义的将领们不得不摊牌。张轸除对公开反对起义的人士分赠路费外，对起义表面赞成背地里破坏者，也采取了适当防范措施。一切准备就绪后，张轸于1949年5月10日派张尹人随地下工作人员由金口渡江，赴沔阳解放军江汉军区商议具体起义计划，同时张暂且留驻汉口，同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龚友方，在张轸部上上下下各级机构安排的红色特工，帮助张轸稳定了军心，确保金口起义的成功。
　　1949年5月13日。张轸冒生命危险秘密至武昌劝说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同起义。鲁道源随后就向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告了密。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约见张轸，出示了顾祝同来电：“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5月14日，白崇禧下令扣留了张轸。同时，要求张轸打电话通知师长以上军官明日10时来此开会。
　　事发突然。但张轸仍然镇静自若，笑着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电话我可以马上打。但总不能在你这里打吧!我想到十九兵团驻汉办事处打电话更方便些!”白崇禧犹豫再三，答应了张轸:“快去快回!”
　　脱险后，张轸径直奔向金口鲍汝澧师部。立即召集高级将领会商。辛少亭军长和斐毓华副军长及各师师长到齐后，张轸将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自己脱险的经过说了一遍。与会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入夜。张轸指定第三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世玺、副师长丁建华起草起义通电。1949年5月15日。经张轸最后审定，起义通电由第三一三师电台发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已渡过长江，正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亦向汉阳逼近，白崇禧唯恐南撤的后路被截断，遂放弃了围袭张轸起义部队的计划。至此，张轸率部2.5万余人起义成功，光荣地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
　　金口起义后，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解放；18日，张轸率部队将领过江到汉口，受到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热烈欢迎。
　　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龚友方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1948年又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3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龚友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斗争。
　　20岁的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称放弃武汉，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对于当时日趋混乱的治安，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3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招进了义勇消防队。15日那晚，谢善宝和另外一个同事执行“护厂”、“护店”任务。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当晚还担心国民党反攻……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时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武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龚友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拉拢了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连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向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又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国民党大部队向长沙逃跑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的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龚友方手下还有个叫刘业成的城工人员，通过老乡的关系接触到程德骥、李冠军等几个汉口王家墩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该机场是白崇禧的空军前线阵地，岗哨密布，刘业成在程、李的掩护下，借穿了空军的制服，进入机场位于唐家港的宿舍，鼓励空军飞行员们在反破坏、反逃跑、反迁移中做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等待解放军接管。
　　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关系人童治周又利用老乡关系，策反了工兵连长李树柏起义。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
　　还有当时位于宗关的汉口自来水厂、武汉市电信局、电厂等都是国名党要炸毁的目标，而龚友方他们采用的对策是，组织工商界头面人物前去谈判，请求他们体恤民情等等，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部队也大多抱着敲诈一笔走人的心态，所以塞一点钱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达数万人
　　5月20日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龚友方当时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龚友方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有人在前面拉着写有标语的横幅，喊着口号，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动辄达数万人，然而秩序井然。值得一提的是，游行队伍往往会特意绕到租界区来，挤在总工会大楼前欢呼，而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则在楼上放鞭炮回应。
　　一个星期后，龚友方在办公室接待了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晏勋甫透露，自己好几天都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清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萧劲光率军随即向武汉市区急进，于当日（5月16日）开进汉口。17日，我军进入武昌、汉阳。武汉三镇宣告解放。
　　萧劲光的部队进武汉时，已经快下午6点了。从白崇禧部队逃离武汉，到萧劲光率领的先头部队进入市区，武汉三镇度过了10余小时的“真空期。
　　当时，交通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龚友方领导武汉地下党成立“自治联合会”，派汽车到黄陂岱家山一带迎接萧劲光部队。汽车开不动，学生们就步行，在一片树林里找到118师的师部，带着部队进了武汉。
　　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一直从三阳路走到了六渡桥。
　　武汉地下党提前组织了大学、中学、市民在街道悬挂彩旗，迎接解放军，有的学生用红色床单作旗帜，上面用白字写着“天亮了”几个字。“最大的一面红旗，悬挂在武汉关。
　　解放军进城时，武汉市民情绪高涨，夹道欢迎，人山人海。欢迎仪式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半夜，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1949年5月20日，张轸发表了告全国的起义通电。21日。张轸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起义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给"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指示电。作出了中央军委关于对张轸部改编问题的决定:“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张轸对于起义的忧虑显然是多余的。1949年7月24日，第四野战军奉中央军委电令发布命令：“着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以原第三〇九师、第三一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师；原第三一三师、第三一四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二师。任命张轸为第五十一军军长；李春圃为政治委员；杨焕民为第一副军长；辛少亭为第二副军长；罗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亢为参谋长；斐毓华为副参谋长。”张轸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首任军长。
　　1950年9月，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解放军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解放军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张轸改任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萧劲光、陶铸等13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从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方面接管武汉，萧劲光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
　　这一接管“班子”，早在5月15日前，河南的中原局就已安排妥当。于此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的位置，举足轻重。
　　当时武汉有120万人口，是华中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这样一座重要城市回到人民手中，无疑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像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要想很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
　　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对城市进行了有计划的大破坏，城市的水电、交通、厂房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萧劲光所在警备司令部规定，在5天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
　　针对武汉市区内的反动派残留警察武装等，警备司令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对人员进行妥善安置。5月23日，华中局和武汉市军管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创刊出版。
　　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作用。通过突击整顿、治理，武汉很快恢复了生产。
　　此时，萧劲光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与谭政等人一起，主持武汉的接管工作。警备司令部设在汉口永清路20号原国民革命军办公楼中，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部队也曾在此驻扎。
　　武汉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朱仲芷带着孩子们来到了萧劲光的身边。12岁的大女儿萧凯，既懂事，又活泼。
　　23年前的1927年，萧劲光在武汉与朱仲芷结缘。
　　萧劲光与武汉有不解之缘。1927年7月，时年24岁的萧劲光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驻扎宜昌。他几次往返于宜昌、武汉之间，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在汉口的短暂停留期间，萧劲光住在李富春家中。
　　李富春在汉口有两处住所，一处位于汉口辅义里，一处位于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八七会址附近。
　　在那里，萧劲光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朱仲芷（又名朱穆慈）。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做媒，萧劲光开始追求朱仲芷。当时，萧劲光谈吐不一般，讲起革命理论，头头是道。朱仲芷刚从学校出来，非常尊敬他。他们常去中山公园散步，两个人边走边谈论革命思想。
　　萧劲光提出要娶朱仲芷时，岳父朱剑凡只说了句：“穆慈是非常老实的人，你要善待她。”
　　同年，两人在武汉完婚。
　　萧凯是萧劲光的大女儿，1938年7月生于延安，1945年随延安保育院进入陕甘宁解放区，1949年后在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女一中学习，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6年，萧凯进入北京电影公司，担任公司领导。退休后，萧凯担任中国海洋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野生动物协会资深委员。
　　在武汉两个多月后，萧劲光率部离开武汉，向长沙进发。
　　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1957年，张轸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张轸受到冲击。1975年，张轸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被彻底平反，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终年87岁。
　　武汉市委成立时，龚友方是委员、常委，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1957年，武汉和平解放时的两个重要人物龚友方、张轸都被打成了右派，龚友方的遭遇更惨。龚友方仅仅给市委书记提了一个不能主观主义的意见，右派帽子就紧扣头上，妻子也就听从他的劝告，恋恋不舍地离了婚。张轸1975年摘帽，龚友方却还在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