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淡水湖畔

　　冬去春来又一年，1961年我没有回去，因为这一年雪梅还在念高二，还没有毕业。一来考虑经济问题，二来我觉得回去还是不能结婚，去了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会引起左领右舍的好心人的“关照”，带来麻烦。我虽然日日夜夜非常想念雪梅，恨不得立时回去见；尤其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时，看到人家一对一对情人坐在一起看电影时，和一对对情侣在影院前面树丛中花影下散步谈心时，更使我想起她。但是我的精神已没像过去那样空虚了，如今有了团的工作，经常到团市委和区团工委去开会，回来后又布置和开展团的活动，这样就使我的思想去想别的事情了。
　　后来我在电工组里还被选为工会小组长，厂里有事情又写点通讯报导，所以我的生活变得很充实了，没有工夫老去想雪梅和婚姻的事情了。
　　时间很快，接着又迎来了第二榨季。这个榨季一过就是1962年夏天了。
　　这一年的夏天来到使我非常高兴，雪梅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不管能能不能考虑上大学，我就准备去和雪梅结婚。虽然我还没有和雪梅最后商量过，但六零年我回去时和雪梅谈起过这个问题，我想等她高中毕业以后结婚她是会同意的。
　　我多么盼望这幸福的一天早早来临呀！虽然我们结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心中还没有数。如果雪梅真考上了大学怎么办？要是没有考进大学雪梅又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都没有去仔细地考虑过。我似乎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只要能与雪梅结婚，我就感到足够幸福的了。
　　我盼望着这一天快快点到来，盼望日子快快地过去，早点跨到六月份，六月份雪梅就可以毕业了。盼望那梦幻似的日子啊，你快到来吧！时间老人啊，你把这段日子快快地过去吧！
　　但是虽然我急盼着和雪梅结婚，急盼她早日毕业，我却仍还不失理智和理想，一方面给雪梅的书信中仍鼓励她好好复习功课争取考上大学。
　　这是我从两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为雪梅考虑，六二年工厂企业招人已经停止了，工作已经不好大好找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果不考大学，就将面临着毕业既失业的处境，那时候她的前途就成了问题。我深深的爱她，为她未来不致成为一个家庭妇女，能自立于社会，一心想把她培养成才。
　　第二个，也为我自己着想，我自己如今是个三十几元一月的穷工人，如果她没有工作不上大学，做个家庭妇女，将来结婚再生个孩子，就靠这三十几元钱生活，到那时候狼狈相就一起出来了。
　　在厂里，那些从部队复员退伍回来后的复退军人们，当年想急着过家庭生活，找到一个姑娘就结婚，不顾她有工作没工作；结果一结婚就生孩子，一个会爬，一个又出来了，三十几元钱只够买米买菜，吃些青菜淡饭；穿的补补缀缀，只好伸手向工会要补助，生活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过这样的狼狈日子，也不愿意叫雪梅变成这样的家庭妇女。
　　这辈子我自己不争气，已够狼狈的了，我要雪梅不当家庭妇女，成为一个能够独立于社会的自食其力的人。而为这个目标的，唯一的办法和出路就是读书，所以我鼓励她高中毕业要考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好些人劝我，包括有些我的知心朋友，认为我这样做有点傻，培养她高中毕业已经足够了，让她再读上去让她上大学，那是在养鱼放生了，这个人将来就不会是你的了。你要看看自己的身份嘛，自己是什么出身？如今是个穷工人，一个二级工。将来她大学毕业了能跟你结婚吗？社会上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太多了，他们甚至能举出许多例子。就在现在的本厂都有。就说动力车间团支部副书记，台湾藉的电气技术员曾顺宗就是个例子。曾和他的一个表妹，1948年都从台湾来到大陆，他自己考入了福州机电学校，他表妹上了普通高中，等她考入大学时他正好中专毕业，在大学里靠助学金，仅够吃饭，穿着另用就没有钱了。
　　1949年后台湾和大陆完全隔绝了，但曾在中专毕业了，有了三十八元一月的工资，他就每月给她寄十五元。在这之前他们的关系也早就两相情愿地确定了，虽然曾顺宗个子矮小，但对方也不很高，他们两人还是相配的，他一直寄钱到她五年医学院毕业，曾不知给她寄了多少钱。谁知毕业后，她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块分配到外地去了。来一封信，寄给他几百元钱，以付还以前读书他给她寄的钱。男同学是个侨生，他有钱。曾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真悔得吐血。后来他随便找了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我后来还看见过他来动力车间做临时工拉煤的妻子。
　　我虽然耳听过和亲眼见过类似事情，这些无情无义的女子。但是却并不动摇我对雪梅的爱情，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雪梅，我觉得雪梅和别人不同。雪梅是个忠诚善良的姑娘，即使将来上了大学，她的身份比我高了，我估计她也不会变心。我相信她。我感到在这方面要相信对方，不能因为社会上有骗子，就对什么人也不相信了。不能因为有人辜负人，就不相信所有的人了。所以我一直来鼓励她读上去；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像我的朋友们所预料的那样，她读上大学以后变了心，她不要我了，我想我也不会太难过。至少我也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一个人才。况且她现在正在困难时候，你总不能把她半路里扔掉吧？“宁可她负我，不可我负她”。我抱定了这样的宗旨。
　　
　　但是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常常是迂回曲折地前进，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生活和情绪的变化。
　　这一年，我的工作和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也是全国人民经受重大考验的年月。
　　那就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
　　在这之前，经过“放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干活”的大跃进的1958年，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把粮食和其他建设的物资都已经用光了。人们已经感到物资供应紧张，公社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人们常叫“吃不饱，吃不饱”。市面已经不怎么好了。此后居民们的定量一次比一次的减低，猪肉和鱼等到副食品渐渐少起来。
　　我和大伙感到肚子越来越大，饭越来越吃不饱。生产时工人们起初是悄悄的吃厂里的甘蔗，后来变成公开的从蔗场里背来一捆一捆的制糖的甘蔗，苏呀苏呀大嚼着充饥，以致把草棚宿舍的门都堆得堵住了，走路都要绕道路而行。而厂长来宿舍查看时发现这样的情况，也不责怪工人们偷甘蔗吃，而是说：“你们也懒得真可以，门口都堵住了，你们扔甘蔗渣也不会扔得远一点？”却没有直接批评大家偷吃甘蔗。因为饭吃不饱，除了少数领导干部，晚上大家都在偷吃甘蔗充饥，你批评谁好呢？
　　这样的情形，当时上面说是碰到了自然灾害，历史上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呢，是天灾人祸都有的三年。
　　自然灾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每个地方一点灾害都没有也不可能。但那几年农业生产也没有大水灾大旱灾收获也还可以的，主要还是收上来的粮食和其他作物，都叫刮共产风刮光了。共产风刮光了建国六七年来的积存的一些物资，也刮掉了人们生产积极性。表面上看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效益甚少，农业生产产量反而下降。
　　但是当时的情况变化得那么快，那么严重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那一年榨委结束之后，厂长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说，为了解决定量少大家吃不饱的问题，厂里决定一面检修设备，一面抽一批人到工厂后面的淡水湖畔去开荒种田，自己办农场来解决粮食问题。我和动力车间的几十个工人也去了。
　　我们扛着简单的铺盖行李，到离厂不到十里路外的杏林湾的海边上，也就是现在的集美海堤西北面的海湾。所谓淡水湖，实际上是个背靠丘陵，面对海堤的一片海涂。
　　原来过去这里就是杏林海湾，由于五七年移山填海，修造鹰厦铁路时修筑起了十里长堤，使这里的过去被潮水侵袭的海滩变成了与海水隔绝的淡水湾，上面长满了咸草水胡卢的荒滩地。芒芒滩涂有几千亩大，当地农民缺乏劳力没有力量开垦。陈嘉庚曾经在那里造了一个潮水发电站，利用落潮时海水退出去时的水位落差发电，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是潮水落差太小呢？发电量太少，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那潮水发电站就废弃在哪里。而把那里的闸门关了，海堤北面，就成了一个淡水湖泊。因为潮水进不来，原来的海涂就成了一块淡水涂地。
　　现在甘蔗化厂计划要把这些闲荒的海涂地开垦起来，准备种水稻办成一个农场，计划一年收获它十几万斤稻谷。一个千把人的工厂，如果真能收上十几十万斤稻谷，那就等于每人的定量能够翻一翻了，那大家不就可以吃饱饭了嘛？大家的劲头很大。
　　江厂长在动员大会上还讲，在淡水湖岸边的山坡上，我们还要种上香樵菠萝桔子桃子变成一片果园。到那时全厂职工不但能放开肚子吃饱饭，而且还能吃到自己种的香蕉菠萝等水果来改善生活。大会家听了厂长这么说也都高兴地去了，这是自力更生分担国家困难的好办法呀！是学习南泥湾精神，是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途征呀！
　　我也高高兴兴地背上铺盖和大伙一起去了。白天我们在海滩里跋一脚跋一脚地的挖地开荒，晚上睡在搭在丘陵地上的帆布帐篷里，倒像部队野营一样感到挺有意思的。吃的是在附近杏林村里蒸的挑来的罐头饭。吃好饭休息一小时，每干一小时，带队的吹哨子休息十分钟。我们不能像农民们那样尽天地干，那样大部分人是吃不消的，因为大部分工人是学生出身，何况大伙肚子又没吃饱。
　　由于长期没有干田里的了，我和李永根、赵水华等一些自小在农村出身的人都感到很吃力，那些从没有下过田干过农活在城里长大的人更感到劳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的，大伙盼望任务完成能快点回厂。
　　干完了一天的活，吃过夜饭，大伙在丘陵下的帐篷外面，在暗丛丛的天外，大家伙忧愁地聊天，谈着当前的形势和办农场的前景。我也坐在那里听大伙议论。
　　当时听农务科的一个干部说：“江厂长吹得天花乱坠，以后农场远景如何如何，我看到时候连种子都捞不回来的。这种软绵绵的海滩烂糊田种水稻能成功？能长出粮食来嘛？”
　　“唉！工厂办农场，叫工人来种田，从来也没听说过，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劳力。”有个外地调来的老工人牢骚满腹地说。
　　“依我看，这农场根本办不下去的，眼前还有些人，再过两个月还有啥人来？”有人悄悄地说。
　　“怎么，到时候耘田割稻派你来你敢不来？你想不想拿工资啦？”
　　“唉”那人看了左右一下，忽然长叹一声说：“到那时候还能派你来倒好了，就怕你想来也来不了啦。”
　　人们听他话中有话，都倾过头来问他：“怎么，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工厂要怎么样？”
　　“你们暂时先不要说出去，我听说我们这厂要下马了。”
　　“啊——”大伙瞪了他一眼，一下子愕住了，良久仿佛悟过来什么，有人问：“那这么多人怎么办？”
　　“听说凡是五八年进厂的统统要下放。”
　　“啊——”大家一听更惊呆了。尽管这时坐在一旁那个农务科的负责干部批评那个青年干部说：“我在厂部开会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消息，你别造谣，扰乱人心！”
　　但是人们还是相信这话。因为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出来，甘蔗化厂是非下马不可了：中央提出了目前农业生产要以粮为纲，闽南的甘蔗大部分种在粮田里，他们现在看见许多生产队纷纷把甘蔗挖掉（甘蔗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没有种籽，砍掉后，把根留着等明年长出来施点肥又会长，但一年比一年细，到第三四年农民就把它连要么挖掉了。）但现在人们看到种下收割才一年就把它砍掉了，这是准备改种粮食了。
　　甘蔗化工厂的原料就是甘蔗，没了甘蔗还拿什么生产什么沙糖？
　　再说从社会上来看许多企事业也不景气，巨大的厂房建起来了，里面静悄悄的，原材料跟不上。有的连设备也配不上套，没法形成生产能力；有的工厂只拿出来一些试产品，在那里混日子。工人们都在那里吃闲饭、晒鲞。桃园工业区好几家工厂都是这样。
　　听那农务科干部一说，有些人也说：我从市面听来消息说，上海，福州已经开始下放工人了，凡是五八年从农村招来的工人，统统要下放回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啊！”这就更叫人吃惊了，因为在座的大都是从农村来的，也都是五八年来的，包括农务科的干部。
　　那一夜大家都睡不着了，因为这牵涉到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啊！
　　我更睡不着了，我感到我又面临五八年部队突然叫我退伍时的困境了。
　　但是，那次从部队下来后来到了工厂没有回农村，这一次看来是真要回农村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再到部队去不可能，我本来是从农村来的，肯定要叫我回农村去了。
　　而这次下放回去和那次不同，那次即使回到家乡也能在家乡找到工作，那是大跃进的年代啊，到处需要人。
　　这一次大批工厂下马，大家都要精简下放，一个雷天下响，到处都一样，回去只能老老实实去修地球，连回铁业社打铁都甭想了。
　　回去种田如果是一个人，倒也无所谓。本来嘛，在这异乡异地，回不了家乡见不到爹娘的日子也过够过了。在这里生活又不习惯，语言不通，气候也不同，没有冬天也没有春天，一年到头不冷不热的，人感到死样活气，也过不惯，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可是如今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下放回家，雪梅怎么办？如果雪梅考上大学也没法上大学了。到那时我自己顾自己都管不了了还能顾她吗？如果考不上没有工作就要我来养她，可是自己都下放了拿什么来养她？而且我下放成了当地农民了，她还能看得起我吗？虽然有过五八退伍时的考验，从这两次回家中我也看出她的为人也比较朴实诚恳，但现在的形势和五八年的形势不一样了。
　　现在的雪梅和当时的雪梅也不一样了。如今她长大了，懂事了，还能像当年那样朴实天真吗？再说我自己的家又不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家。上次雪梅来我家时，雪梅说蛮好的，那是临时布置的，像样一些的桌椅板凳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她没有看见过原来的破烂样呢。连那间破楼都是租人家的。
　　而且我家里人又多，弟弟妹妹一大群，到时候她能跟自己到那简陋狭小的小破楼里去吗？夹在我一大堆小弟小妹中间，来过那凄苦日子？做一个农妇，像母亲和小妹那样，一天到晚坐在破椅子上编织草凉帽？农忙时还要到水田里去插秧——老天爷，但愿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步地田吧！要不我算是完了，连雪梅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