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热情的领导温暖的厂

　　经过长途颠簸，我于第三天下午终于顺利的回到了厂里。到宿舍就向老乡李永根从侧面探听一下厂里和车间里对我超假等事情的态度。李永根摇摇头说没有听说什么，这我就稍为放心了。知道李永根还不知道我回家时经过厦门卖钢笔的事情，看来周主任没有把事情告诉别人。我对周主任充满了感激，毕竟是部队上的老上级对我这么宽宏大量。只要这事不给我声张出去，其他超假的事就好办，那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何况我在家时还给劳资科和周主任写信来过，就是为这事批评也没啥。
　　我记着要立即给雪梅寄学费的事，第二天我赶快去劳资科销假，到财务科拿八月份的工资和报销二分之一的路费。我原担心八月份的工资可能拿不到，至少要打折扣，给个一半就不错了。因为八月份一天也没上班嘛，凭什么再发给我工资？要不给我也忍了，谁叫我超假那么多？
　　没有想到事情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劳资科长叶英见我回来了很高兴。还说我回去两个月胖了，在家里你父母给你吃什么好东西，这两个月在家里过得很愉快呀？就像个姐姐对弟弟那样关心，我都微笑着一一回答了，一点也没有提八月份一个月没上班要扣工资的事，并在路费报销单上爽快的签了字，叫我去财务科领路费。
　　到了财务科，那个江苏藉的喉咙有点沙哑的翁科长，看了劳资科的签字也向我友好地点点头爽直地签了字，把报销单交给了出纳。结果我不但拿到了一半的车旅费，把八月份没有上班的工资都顺利地拿来了，我高兴极了，一桩心事落了地。
　　我到厂里时已身无分文，在车上全靠母亲给我的茶叶蛋充饥。母亲给我的二十元钱除了路费，买张从家乡到厦门的车票是十八元八角七，剩下一元多点钱，在火车上三天两夜，我只买了一碗面条吃，和在江西转车的鹰潭车站等一夜车买了两个饱子吃，只剩下几角钱。一路上只喝点水，如今一下子我有了四十几元钱了。
　　拿到钱马上给雪梅写了一封信，当即到邮局给雪梅寄九月份开学的学费和伙食费。这是雷打不动的，每个月都是这样。
　　事后我问人家，怎么八月份我请了假没有上班厂里也不扣我的工资？人家告诉我说因为我现在还不是正式工人，是学徒期。学徒的工资算是津贴费，所以就是超假了也不扣工资，超了假一般的批评几句就算了。你在家里有事，只要及时向厂里有关部门请了假，就是纠正当正式工人了，一般厂里也不扣工资的。
　　我庆幸企业领导对我们工人的厚道，也感到国营企业对工人的照顾，心里感到暖暖的。
　　给雪梅寄出钱后，又给她写了一封告知平安信，剩下的钱买些饭菜票，准备再积一个月，去还崔安心的钱。我的心算是安定下来了，吃过晚饭后我去找周主任，因白天他回市里的家去了。
　　周主任住在办楼里楼梯口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已吃了晚饭正在洗脸，我乍见到他脸不由得红了起来。因为这趟回去，不但超了假，还在厦门做了那桩羞耻的事情；当时要不是主任在电话里保了我，我都不能及时回家，差点要给厦门思明路派出所扣起来了。
　　“中队长，我回来了。”我进去心中忐忑不安地讷讷地说。我还习惯地称呼他在部队时的职务。
　　“哦，是张家良！”主任绞着毛巾回过头来。他是个瘦削和蔼的三十五六十岁的河北人。曾是前线海岸炮兵连的一个连长，58年我退伍时他就任复员大队中队长，过因为患过肺病身体健康欠佳才转业下来的。
　　“你回来啦。坐吧。”主任热情地招待我。
　　“我昨天就回来了，昨天我来找您过，您不在。”我在眠床前一块方凳上坐了下来。
　　“嗯，昨天我去市里开会了。家里好吗？”
　　“家里还好。”我低着头，先把那支主任在澡堂里检来的钢笔拿出来放在桌上，“主任，我，我那次是糊涂了，做了对不起你对不组织的事，也对不起丢钢笔的同志……”我嗫嗫嚅嚅地红着脸羞愧地说。
　　“嗯，”主任一面洗脸一面望着那支钢笔说，“你不用交给我，依旧你拿着吧。问问究竟是谁丢在澡堂里的，若查不着就交给统计员小林好了。以后慢慢再查查看，那件事过去了算啦。”主任安慰我说。
　　他绞干了毛巾，把它凉好，拿起一把扇子给我说：“热不热？你扇扇。”那时候还没有电风扇。他坐到床边沿抽出一支烟来吸着，热情关怀地望着我说，“你以后得要好好工作啦。可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过下去了。”
　　我感动地表示真心接受地点点头。
　　“当然，这趟超假你来过信了，可时间太长了，一走就是两个月。今年下半年要开榨生产了，厂里事情多得很。虽然设备都叫安装队安装，你们电工也应该去熟悉熟悉，有时也要拉拉临时线的。”
　　对这样的批评，我早已有了思想准备，我只是诚恳地不断地点头。
　　主任看我态度还虚心又说：“张家良呀，你要振作起来！要像个复员军人的样子，不要忘了你还是个团员哪。你不看看你们同时下来的人，你已经落后了！从复员大队下来的时候，柴天华，王云朋和你一样也是个团员，人家现在都入党了。可你呢——还稀里糊涂地一天到晚看书写小说，工作不好好干，技术也不好好学。
　　“别忘了，你是个雇农家庭出身的人，从小放过牛当过学徒。凭你出身，像你这样成份的人应该要争取入党，成为班组和车间里的骨干。可你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老是想回家回家，干革命哪里不一样？你看我的家都比你还远呢，我不照样蹲在这里。
　　“我知道你家里有爱人，慢慢来嘛。据说她还在读中学，等她毕业了想办法叫她到这里来嘛，这里工厂还需要很多人呢。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能这样。总之你现在得要安下心来好好工作啦。”
　　听了中队长的话，我心里发热直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多好的领导呀！简直像我的大哥哥，我真是万分感激他！我超了一个月假，这会又犯了错误，还语重心长地这样谆谆地教导我，还这样的相信我、鼓励我；我要再不听中队长的话，再不振作起来好好干，那就太对不起中队长，太对不起党了。
　　我决心听中队长的话，听党支部书记的话，从今后要急起直追，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技术，在生产中起骨干作用。
　　我离开了工厂两个月，厂里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动力车间已经由一台汽轮发电机组，一台锅炉，扩大成了三台大锅炉和两台汽轮发电机组，结束了那台露天锅炉的历史。现在在三台大锅炉外面盖起巨大的厂房来，罩进了三台锅炉和发电机组，像个像模像样的热电站了。
　　压榨车间，成糖车间，高大的六层楼主厂房里，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罐罐箱箱和纵横交错的各种管道和机器已经陆续就位，从福州来的省安装队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安装。动力车间一台发电机组已始日夜运行，向自己工地和工业区供电。临时搭的草棚食堂里，吃饭时天天增加着陌生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结束在广东顺德糖厂、揭阳糖厂、江门糖厂等地的培训都回到自己厂里来了。
　　他们回到他们故乡工厂来是那么的高兴，走进走出都和伙伴们嬉笑招呼，大家喜气洋洋，准备迎接第一个榨季生产。我请假回去时还那么静静的工地一下子变得热热闹闹，生气勃勃的了。
　　这热闹的基建和生产场面也感染了我。我一方面听周主任的教导，也下决心要丢开旧我好好振作起来。如今在这样轰轰烈烈、大家大干苦干的紧张安装的大好形势下，我也坐不住了，决心要和大家一起投入到工作中去。
　　为了迎接榨季生产厂里各车间和班组也按制度陆续健全起来。动力车间机、电、炉的工人也从汕头电厂和厦门电厂培训回来了，于是就各专业成立了班组。我们动力车间成立了锅炉组，汽轮机组，配电组，电器修理组。我所在的组是电气修理组。这时电修组除了五个在老厂培训的我等“老电工”外，厂里又从惠安、南安、泉州和郊区招来一批青年徒工，有了十多个人，担负着内外线的临时安装和车间值班工作。组长原来是复员军人刘文彬，可没想到他一时患了肺结核病住院去了。周主任看我回来后决心很大，工作很积极与过去大不一样，就叫我代理电修组长。这也是我入伍以后第二次代职了。
　　我当了代理电器修理组长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白天和大家在一起以身作则，苦干实干，夜里就干脆把铺盖搬到厂里来睡。免得工具材料丢失和被偷，同时厂里有临时紧急事情自己也好及时应付一下。
　　我的技术虽然不高明，但我的组织能力领导才干却有一些。蹲过工厂的同志都知道，电工班是个复杂的班组，技术性较强，小知识分子多；工作时又比较自由散漫，有些还有点游击习气，是不大好带的班组。当时厂里的电修组，虽然没有啥老工人，大都是复员军人和青年学生，这两种人也都不大好领导。复员军人油条老，青年学生嘴巴尖，何况又有语言隔阂。我说的是浙东普通话，他们说的是闽南话普通话，彼此都听不大懂。特别是那个从上海来的吴鸿昌，他在部队原是个副排级干部，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因身体不适应新疆工作才来闽南。年纪也比我大了五六岁，我心想这个组长应该他来当，可是因为他出身高级职员家庭，是从上海招来的，周主任对他似乎不怎么相信，却相信我。
　　是不是周主任对自己带来的退伍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呢？还是想故意考验我？却叫我当了这个代组长。要带好一个电工组可不容易，还亏得我在部队蹲过几年，看过人家班长是怎么当的，和自己当战士时的切身体会；再加我看过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孙子兵法》、《资金治鉴》等书，略懂一点用人之道。知道怎么尊重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团结古里怪气的人，鼓励技术实较差的新工人；派工作时发扬他们各个所长，有事多和大家商量，虚心听组员意见，经常表扬好人好事。结果不说指挥若定，但上自吴鸿昌和几个复退军人，下至一般学徒倒也还服气我，工作倒也能顺利进行，及时完成了车间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颇得周主任的赏识和同志们的拥护。
　　有个本地的外线工连找谈恋爱找对像都来找我商量。几个外线工见我定粮少，饭吃不饱，还常用从家里带一些地瓜来送给我吃，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的。
　　这个时期我想当一个作家的梦想全都丢掉了，况且送去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稿子也没有回音。即使来信，我目前也没有心思再改写这些东西了。现在也不看文艺书籍了。除刚回来时写点回家探亲的日记，回忆一下那两个月中与父母和雪梅一起的美好情景，我就扔掉笔杆子拿起螺丝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产中去了。
　　自从周主任找我谈话之后，我还给党支部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以表达从此后改过自新，好好干革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