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懊丧与无奈

　　一九五九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转眼到了六零年春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起家乡的亲人。去年春节回去与雪梅、父母兄弟姐妹相聚的欢乐情景犹在眼前，此刻是多么想再回去和他们团聚啊。但是一来因为学徒期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准假，无法回去；二来经济也不允许了，从去年秋天开始，给雪梅得每月寄钱，如今身上没有什么积蓄不好回去了。因此过春节只能羡慕地看着本市和闽南各地的职工欢喜地回家去，我只得从厦门图书馆借一套《静静的顿河》来。每天看书消磨时光，也藉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春节过后，驻闽海军大批复员，复员大队就驻扎在桃园工业区杏林村华侨造的红砖洋房的小学校里。这一批的复员退伍军人，绝大部分是1955年入伍的义务兵，也就是说大都是和我同年入伍的老兵。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悉了这个消息，便去杏林村探望我所熟悉的老乡和战友。谁知一找竟找了一大批。除了已在部队提升军官的和少数早两年已经退伍的，几乎当年从训练团分配来福建前线的战友与同学们都在这里聚集弄了，有的是当年训练团同区队的；有的是一个中队出来的；还有的是我到福建后前线后共事过的。绝大部分都是浙江老乡，乍见到感到好不亲切！
　　大家问我：“张家良，你是从哪里来的？几时退伍的？”我羞惭地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桃园工业区一个甘蔗化工厂工作，我在两年前就退伍了。”
　　“哦，是这样呀，那也好呀，你已经赚了不少钱了吧？有没有结婚？妻子是本地人还是在家乡？”我苦笑着回答他们说：“那里赚什么钱呀，只三十二元一月。结婚？赚这么一点钱谁要你呀！这里的姑娘眼界还挺高的；再说语言不通，我也不想找本地人，要找也回家去找，我还是不想长期在这里工作。”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后，也为我叹息离家实在太远了。
　　我问他们：“你们这批退伍到哪里去？”
　　“大都是上海、南京吧。”
　　“呵，上海、南京多么叫人向往的地方啊！”我听了心里懊丧万分，若迟走两年，自己和他们一道退伍也去这些地方多么好啊！那是南方有名的大城市啊，如果自己也能去上海，上海离家多么近啊，乘轮船一个晚上就可到了。在那里工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家。一年可以回几趟家，春节，国庆，甚或五一都可以回家。
　　要是自己分配在上海，父母亲和雪梅不知会有多么的高兴！不但他可以常回去探亲，母亲和雪梅也可以到上海去玩玩，但是自己不争气，在两年以前就提前退伍了。留在厦门，说是退伍还和没有退伍一样，依旧在福建前线，工厂在厦门郊区桃园工业区，金门打起炮来依旧能听到隆隆炮声，玻璃窗震得哗哗地响，金门大炮的射程都可以打到桃园工业区，还在前线。且语言不通，生活也不习惯，唉！像他们那样去上海南京多好啊！这样好的机会自己却无份！这样好的机会我就错过了。
　　但是还有使我更羡慕和更妒忌的呢，当问他们去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告诉我说：“张家良，叫你去是最合适的了，据说到上海的是交通大学，到南京的是南京工学院。”
　　我听了真羡慕得要死。
　　“那去搞什么呢？叫你们念大学？”
　　“不，念大学哪有资格？大概是叫我们去实验室帮学校搞些实验工作吧。”
　　我羡慕地说：“那也好呀，也是与大学老师和学生一道工作和学习，能学到许多东西的。”
　　有人说，据说是可能是去实验室的工厂里做工。大跃进了，大学里听说也办了许多科研机构和工厂，这些单位都是要懂得一些技术的，所以叫我们这些技术兵去了。
　　我觉得这工作也挺适合自己兴趣，而且既然在大学里当讲师教授的助手，或者在那种校办工厂里做工，这对于一个一心想学习而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的人来说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但是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我的份了。我悔恨自己前年这么早就离开了部队，造成我终身的遗憾。我懊恼极了。
　　这期间我又问了一下当年同时从我们一个班里分配出来的郑惠祥。老乡告诉我：“郑惠祥呀，他也来了，他没有分配。”
　　“那为什么？”
　　“大概他闹了一下。他的部队在平潭岛炮艇大队，他本来在大队部当报务组长，领导要提他当干部，他怎么也不想当，嫌那海岛太艰苦了，不愿意在那里蹲一辈子。他大概也听说今年退伍要分配工作，他想复员回家乡去工作。可大队长政委再三做他工作叫他留下来，他就是不想留坚持要走。最后政委对他说：‘莫忙忘了你还是一个组织同志哪，一个共产党员就得服从组织需要。’郑惠祥说：‘那你就把入党志愿书还给我吧，我情愿不要那个东西了。’他当时入党不久，是个预备党员。后来政委又找他谈了几次，他坚持不肯留下来，后来终于让他走了，自然预备党员取消了。
　　“来到退伍大队后，上级明确指出：不给他分配工作，让他回老家去种田。所以他没有到这里复大队来。
　　“还有一个叫罗明隆的，也强调家里父亲多病闹着要退伍，部队给他们路费，就让他们自己回去，这两天大概火车没有通，所以还没有走。于是他们就每天去火车站等车，路过你们厂门口，你没有碰到？”
　　第二天下午，我果真在我们工厂门口的公路上见到了一个摘了帽微的穿着泥制服和泥帽子的海军复员军人。那人肩上挑着一根棍棒，棍棒的后头挂着一件长长的海军泥大衣，前头挂着一只军用背包和水壶。低着头无精打采地往桃园火车站走。我仔细地一看果真是郑惠祥，因为当年我们是在一个班的所以比较熟悉。
　　我招呼他一声，他吃了一惊，立下来凝视了我一会，才认出来。
　　“啊，张家良，是你呀！你怎么在这里？”他看着我穿着老百姓的便服奇怪地问我。
　　“我早退伍了。现在就在前面这个工厂。”我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你这次也退伍了？去火车站，就这么点行李？”
　　“行李包裹我已经寄在火车站了。这是饭包，晚上吃的。”郑惠祥说，“张家良，我倒霉透了，在部队我闹得太凶。没有想到连复员分配也不给我分配了。今年他们都分配到南京上海去，那些地方多好啊。我只好回老家去种田了。”
　　我说我已经去过你们复员大队了，听说了你的情况。
　　我同情地对他说：“回家也好，没准也能找到工作的。”
　　郑惠祥说：“看来不可能了，鉴定给我写得很坏，你想人家哪里还会要我？”
　　我说：“即使回老家也比我在这里的好，起码能常和家人一起团聚。你看我在这里异乡异地的一个人多苦啊，离家千里之遥，一年回不去一趟，转不了家乡，见不得爹娘。”
　　“是啊，看来你的情况也不比我好。”郑惠祥同情地说。
　　在路上讲话不方便，我带郑惠祥到我的简陋宿舍里坐了一会，谈起彼此的前途都不胜叹息。我为他回家没有工作而担心，郑惠祥为我在这异乡僻壤回不去家乡而叹息。
　　三天后火车通了，他终于走了
　　没有想到半个月后，我接到郑惠祥一封信，他分配在杭州工作，现在在上海培训。
　　原来，他和罗明隆两人，路过杭州，到省兵役局去住宿。省兵役局见他们是从福建前线回来的，对他们很客气。他俩就问他们能不能安排工作？兵役局的人拿起电话向劳动局的人问了一下，劳动局说要人，叫他俩到劳动局去联系好了。
　　到了杭州市劳动局，根据他们在部队里的专业技术，便分配他们到杭州无线电厂。他们去该厂报到后，还请了四天假回一趟家里。在这几天时间里，他还在村里找了个高中毕业的姑娘，回杭州后他便到上海去学习。最后郑惠祥说，我们总算运气还好，望你在厦门暂时安心工作，以后慢慢再想办法吧。我给他回了一封信。祝贺他在杭州就了业。
　　我想到连郑伟祥那样的情况，都能在杭州找到理想的工作。自己在这遥远的异乡，一筹莫展，我的僵局一时是难以解决的了，如今自己身上又有负担。
　　
　　人在苦闷时，不免会找人谈谈话儿聊聊天以解心中的烦恼。这时候我在厂里结识了一个朋友，是个广东华南化工学院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因一起住在集体宿舍，他就住在我对面，我常和他谈谈心，他的婚姻情况和我有些相似，但比我好一些。
　　这个大学生姓温，叫温特增。家在广东中山县，是华南化工学院毕业分配来福建的。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可是毕业时，他被分配到福建省厦门，而他的女朋友，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女，照顾分配在家乡广东揭阳一个糖厂里当技术员。大概是他们当时关系还没有明朗化，结果就造成毕业后两地分离相隔两省。温特增当时也曾要求一道分配在广东，可是福建的当时新办的许多糖厂向广东要制糖技术人员，所以学校就把他和其他几个同学分配到福建来了。从地理上看，广东和闽南是相邻两省，看着很近，但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在闽南到广东家乡回一趟家来回也得三两天。他也曾要求过让他调回去，可是领导不同意，报告打了好几次也没有答应，他的情况就和我一样，变成不上不下的僵局。
　　我问他：“既然你们当时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当时你就不要来福建嘛。”老温说：“不来福建就不给我分配呢，不给我分配我就没有工作，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妹正在读高中，母亲又没有稳定的工作，我父亲早没了，家里就等到我工作赚钱呢。我后来也向学校领导提过意见，可不可以给给予照顾一下？学校领导说人家福建很需要人，他们正等到着你们呢，上面领导已经答应了人家，我们不能不给。以后你们可以慢慢调的。我当时感到真正照顾不了，那就等以后慢慢调动吧，到了福建再想办法。我在福建做两年让我调回去。实在不行再想法让我爱人调过来，她如肯来的话也还可以，因为厦门也是蛮有名气的一个小城嘛。
　　“可是我到了福建以后看看，这里工厂的厂房都还没有造起来，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走上正规化呵？后来我老母亲身体也出了毛病，我就想调回家乡去，不想把我爱人调到这里来了。”
　　我听了说：“真正调不回去，等你妹妹工作了让她留下在家里照顾你母亲，你就在厦门安家落户算了。你是个大学生，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都比我好得多，来本厂女大学生、女技术员也很多，那就就地取材在厂里找一个也可以的。”他说：“也没合适的，我们来时是分配来三个大学生，一个是我，其中两个是女的，可是人家在学校里早就有人了；而且她们也知道我在大学时是有恋人的，我怎么还能动她们脑筋？”
　　我对他说：“那么在这里找一个厦门的高中生也可以的呀。”他说：“我也看过，没有理想的人。我也曾想过找不到大学生，找个女工也可以，我也没有地位观念，但也没有合适的，都没有我在家乡那个好。”
　　他问我：“你的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也算是有一个了，可是我的对象还很小，还在念高中呢，她家里经济情况不好，我还得帮助她上学。”他听了为我叹息地说：“看来你的道路比我还要漫长曲折。”我说：“是啊，我和你的情况有点相似，都想找好一点，宁可慢一点。为了将来长远的幸福着想，只好眼前一个人苦一点了。”他听了点点头。
　　后来在第二年，老温的爱人从广东来厂里探望他，我看见了这个女大学生，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看来还很年轻，而且真的长得很漂亮。我知道了老温为什么放不下她的原因了。可知他也和我的观点相似：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篮。但是老温比我好多了，他的朋友已经参加工作了，经济上不用负担她了。即使一时调不回去，至少经济上压力比我小。
　　而我的情况就困难得多了。雪梅还在读高中，她还不能自力更生，得要我帮助。如果我一定要回去，回到家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没了入收入就要影响雪梅读书，老是懊恼也无济于事。老温劝我，你比我年轻，而且你的女朋友还在读高中，等到她考大学时能不能叫她考到这里来？
　　我感到现在的情况也就只能这样事先想想了，等到时候再说吧。但是想让她考到厦门大学来不大可能，因为厦门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名牌大学，要求是很高的。与厦门相近泉州也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华侨大学，也是全国重点大学，要求也是非常高。我想这对雪梅读书的难度太高了。到时候雪梅能考到本地的大学也就很好了。现在就像老温说的，等过两年再说了，这样暂时只好安心在厦门工作了。
　　就这样我在写作和阅读中渡过了慢慢长夜，在与情况相似的朋友共叙相似的苦经，度过了六零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