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木材公司测量员

　　南方夏秋多台风，九月里在一次十二级大台风之后，因为电化厂草棚宿舍被台风刮倒了，我和老吴等四个电工在电化厂一起学习三个月之后，就回厂了。
　　台风来时也真迅速，那天上半夜天气还很好，天上白云片片飞过，皎洁的月亮在云缝里钻进钻出，九点多时，我们还在草棚宿舍门口看炊事员们在伙房门前唱闽南戏和聊天，到十点钟我和同伴们才睡下。
　　谁知一会儿就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被惊吓过来的我，见自己赤裸裸的睡在露天地里，爬也爬不起来了，。原来茅草屋被掀掉了顶屋，整个草棚全倒塌了，我身上压着长长的毛竹杆做的屋梁。
　　暴风雨还在呼呼地继续发威，我们从倒塌的草棚底下钻出来，抱过被雨淋湿的蚊帐被席，只得躲到附近的食堂仓库那唯一一间没有吹倒的石头房子里去避风雨。
　　一会天渐渐亮了，风也慢慢小了下来，但见这个昨天晚上还好端端的搭着许多草棚办公室和宿舍、车间的工厂，已变成一片棚倒草飞凄惨的废墟。电化厂自己都无法住人和生产了，自然再也无法容纳兄弟厂培训的工人了。于是第二天上午，我们一伙四人逃难似的乘汽车回桃园工业区自己的工地。
　　在回来的路上，沿途但见许多两三层楼的钢骨水泥建筑的房屋都被台风吹倒了，一抱大的街边梧桐树被台风连根拔起。沿途但见哭声遍街，汽车来回奔忙着救护伤员。当我途经高崎和集美海堤时，但见海堤两边刮着许多木船的碎片和浮尸。后来据说那次台风光厦门就死了三百多人，大部份是海上遇难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气象台没有来得及预报，台风来袭时，许多运输船还在海上航行，来不及进港躲避突然而来的大台风，船就被刮翻了。一部份是被危房压死的。
　　回到工地，见刚新造起来的办公大楼都被台风吹塌了一角，成了崭新的破楼，瓦片吹得一塌糊涂。五十多米高的大烟囱，因维修时用的爬高钢架未固定牢，大风来了钢架在那里晃荡，大烟冲被荡歪了五公分，我们这才知道这场台风的厉害。
　　我们回到工地以后，见大部份的工人还在广东各糖厂培训。在本地培训的，有的也没有回来，工地上只有一些配合基建的安装的和科室与车间的部分工作人员。我们几个电工只得帮助临时宿舍拉拉临时线。
　　过了十几天，动力车间主任——以前我们复员大队的周中队长找我，说是本市的木材公司需要人帮忙，叫我和一个女绘图员去木材公司仗量木头。
　　我到那里去了一个月，工作在厦门第一中学的操场上——木材公司临时堆场里仗量木材。因为灾后许多单位都要修建宿舍和厂房，一时厦门从东北运来了许多木材，厦门第一中学当时就在火车站附近。
　　工作很简单，市里有人来批木材了，我们把人家所需要的木材拿个皮尺一人拉一头，量一下那根木材的长度再量一下头尾的直径记录在本子上就行了。结算立方数由公司自己的人执行。我和那个女绘图员，就是这么拉拉皮尺，量量木头。吃在市人委食堂，睡觉在木材公司里。那时候市人委大楼就在中山公园旁边，离在厦禾路的木材公司不远。当时的木材公司没有几个人，房屋很多，给我们一个人住一间房，我乘这机会，每天晚上便关起门来看书或学习写作，常常熬到深夜才熄灯。
　　有一天早上起来，那女绘图员问我，你夜里这么晚睡在干什么？我只好含糊地说，我可能忘了关灯了。
　　这个女描图员是个个子很小思想敏锐的人，是南京一所幼儿师范学院毕业的，原是江苏人。原分配在漳州一所师范学校当教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一个车站里邂逅了现在的丈夫，一个在仙游糖厂工作的制糖工程师。讲起来一个浙江人，一个江苏人，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似，感到很亲切，以后就结为夫妻。
　　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后，觉得夫妻分居很不方便，在鹭江甘蔗化工厂筹建的时候，他丈夫被调来鹭江甘蔗化工厂当工程师和制糖车间主任，厂里把她也一道调来技术科当绘图员。如今厂里工作没正式就范，生产科还没有建立，就和我一起来木材公司帮忙量木头了。
　　因她是江苏人，我们彼此说话都能听得懂，她丈夫是奉化人，是我的老乡，感到颇亲切，业务不忙时，我们便坐在中学大操场门口木材堆上聊天。
　　她比我大五六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所以她以老大姐自居，见我为人还诚恳忠厚，便和我无话不说。她问我结了婚没有，有没有女朋友？我把她当作大姐以诚相告，说是有一个，但还小，才十七岁，正在念高中。
　　“嗳，你这个人也太好幻想，”她对我说，“不切实际呀。你们年纪相差这么多，她又这么小，才念高中，又不在一起，路又这么远，将来能成功吗？还要每月寄钱，我看你真是个幻想家。你在这里安安心心工作，好好找个本地女工不好？”
　　我感到她的话有一定道理，过去自己也这样想过，可在这里找，我能在这里找到像雪梅那样好的姑娘吗？她不完全了解雪梅是个怎么样的女孩子，更不了解她现在的困难情况，我觉得她的劝告不合我的意愿和想法，也就一笑了之。有一点她说的不错，我是一个幻想主义者。
　　但我有我的想法，像她说的，在厦门现成找一个，可是凭我的条件，我当时在厦门是找不到好的。自己不喜欢的，很难看的姑娘，我也不要。找个现成的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为了满足一时的生理需要，我宁可抑制着自己晚些结婚。“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宁可慢一点但要好一点，我还是感到找雪梅好。而更重要的，是我已经答应了雪梅的要求，让她读到大学毕业，答应了人的事情必须做到。如果我现在变心了，不去管她了，她正在读高中，她的家庭现在这么困难，这以后她的学费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必须继续帮助她。
　　几十年后，我再回想这个问题，觉得当时自己这样想这样做还是对的。我找了雪梅后，在当时我生活是过得很清苦，结婚也比一般的人延长了好几年；而且结婚后又十年分离，过着长期分居的生活，而且为雪梅读书，甚至生孩子都比人家晚了十年。
　　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我感到我当时的决定还是符合情理，我至今没有懊悔。因为如果在厦门找个姑娘，在厦门结婚，我就一辈子在厦门了，以后想回家乡实在是太难了。须知乡愁也是个大问题，人是越到老越会想家的。我的一个老乡，就在厦门找对象结婚，后来到儿女都在那里成家立业后，还想着家乡，可是就是没法回来。到退休时自己虽然可以离开了，可是儿孙们都在那里，自己也舍不得离开了。因为回到了家乡却想到儿孙，你要想和儿孙在一起，哪就只好待在异乡了。
　　再说我家里有许多兄弟姐妹，如果在外地就不可能常常相见，而现在我有事没事三天两头就可以回家乡常见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有喜庆事情也常常来叫我，可以共享天伦之乐。再说找了雪梅之后，当时虽然麻烦了一些，在经济上一时比较紧张，但也过来了。而我从中扶助了一个姑娘实现了她的梦乡，成为一个医生，在健康上我也跟着一生受益，最终还是很好的。
　　也可见，在婚姻问题上不能太作功利性考虑。那位工程师妻子对我说的话，当时不失为现实主义，是聪明人的考虑。但是她只对我考虑了我当时的眼前利益，没有从长远上来考虑。只考虑了我这一方，没有考虑对方。可知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却不及一个文化不高的“傻瓜”。傻瓜考虑问题往往从同情别人来考虑，从他人需要的角度来考虑，他不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一味傻傻的做去。
　　
　　在木材公司帮了两个月忙就回来了，回到工地后，这时动力车间已经建成了锅炉和汽轮机发电机组，开始发电并向工业区供电。
　　我在动力车间开始当值班电工，维护和启动操作锅炉房里的庞大的鼓风机、引风机、给水泵等电气设备。这时在外地培训的动力车间工人也有些回来了，和我们一起从复员大队来的几个复员军人也陆续回来了，我进进出出就有伴了。我们起先住在自己搭的油毛毡棚里。
　　我们用直径五公分一根的圆木当作屋柱，挖个坑，桩在泥土里，填上土和脚踏踏实就算是屋柱了。上面再做个人字梁，再扎上横梁和搁上一些小木栅，就算是屋顶和椽子了。最后在上面盖上油毛毡就算是瓦片了，墙壁也是用小木棍加油毛毡围一下，这房子就算搭好了。里面的床铺也是用几根小木头打桩在泥土里，上面再架上一个竹塌，这就算是床了。居住条件和在电化厂差不多，也和部队的临时营房差不多。
　　住在这样自己搭的油毛毡房里，还感到很成就感，很有趣，我们自己也会搭房子呢。一间这样的棚子里住着五六十个人，晚上睡觉时讲起大道来好热闹。我们动力车间里有江苏江阴人，无锡人，上海人，浙江人。上海人最多。除了本地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大家南腔北调的讲着带各地乡音的普通话，但都能听得懂。
　　有一次，住在油毡棚里，发现有菠萝香，问是谁买来了菠萝？大家都摇摇头说没有，我便低下头在床底下到处寻找，不想就在我自己的床底下结着一个大菠萝呢，我爬进去把它摘下来，切开来分给大家吃，还很甜。原来我们搭房子的地方，当地农民曾在这里种过菠萝，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在我们房前，不知是谁还种了两株香樵，每株香樵结了一棵大香樵，每棵有五六十斤之多，两株香樵有一百多斤，我们把它在房里掩藏了一星期，每人吃了好几个自己种的香樵。闽南这地方真不错。
　　住了半年后冬天到了油毛毡房挡风不挡冷，于是在这油毛毡房子旁边又盖了两幢五间面的干打垒的小瓦房，于是我们拆掉草棚住到瓦房里了。这瓦房也不怎么好，外面烂糊泥糊墙，木板皮做门，墙缝和门缝中能看见里面一切。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好在闽南，气候温和，冬天最冷也就只摄氏四度，屋内虽漏有风也不会很冷，比草棚好多了。但因门窗不牢，用松木板做成的门，从门缝中可以看见里面的东西，当地小偷和流窜犯经常在这里光顾。
　　有一次小偷钻进几个从华南化工学院刚分配来的两个女大学生的宿舍，把她们的皮箱撬开，把好多衣服都捞了去，连把她们盖在被上好一些的衣服都掳了去。姑娘们吓得钻进被子里叫也不敢叫。当时我当着工地职工团支部书记，天亮后她们来叫他，说以后小偷再来怎么办？我对她们说，以后小偷再来你们就大声地叫，我们男工会赶过来抓他们的，胆子要大一些！小偷不敢怎么你们的。姑娘们只是笑笑，一个胖胖的漂亮姑娘说她们叫也不敢叫呢，怕小偷会杀了她们。
　　我来工地后还像在培训时那样工作和学习。除了上班就是看书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