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回家探亲

　　我的假就这样请准了。这时劳资科长叶琴看了我的报告望着我说：“你爱人在家是干什么的？是个中学生？还没有工作？好啊，张家良，那你就把她带到我们厂来工作吧！我们这里员工正不够呢。她想学化工还是学电工随便她挑。你来时一定要把她带来哦！”我红着脸对她微笑了一下，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我心里说，“想也没有想过。雪梅还那么小，如果再叫她来，我这辈子不就真正回不去了”。
　　但是几十年后我想想，当时我若听组织上安排，把雪梅带到厦门去其实并不坏，我和雪梅不但能早十年团聚在一起，享受那美好青春温馨幸福的年轻夫妻的家庭生活，我们当时经济上也不会那样的拮据了，而且还可以帮助一点家里，以后我的生活道路也会顺利得多。
　　可惜，世人往往把直路当作弯路，把弯路当作直路；把家乡当作天堂，把异乡当作地狱。人家的好意听不进去，以致生生错过了大好机会，放弃了眼前的幸福。待再过了十二年后我虽如愿以偿地调回家乡，感到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好。一度，因为为生产问题向党委提点，被领导当作钉子看待，把几年努力干出来的一些职务也全被撸得精光，加工资也错过了好几级。再说后来雪梅调到厂里当了一个厂医，退休时工资比在医院里差了一大半，和一般工人一样，六年大学等于白读。还是在厦门的好。厦门气候暖和，水果又很多，后来改革开放也比老家早得多，如果当年让雪梅到厦门医院里去有什么不好？古人说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古成大事者，是不顾地域远近，异乡本乡的。一个人如果总是离不开家，那他的前途是有限的。老躲在屋檐下的麻雀能有多大出息呢？这是后话。
　　这时我看看江部长在批条上写着“同意请假，路费自理”的字样，假期是批准了，可是如何回去呢？
　　还在进厂时早就听说了，在学徒期间，是不能请假的，现在同意我请假，这对于我这个退伍军人已经是特殊照顾的了。当年不愿意留在厦门，这也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不就这样了嘛？准了你的假，这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回去呢？要是在家乡附近的城市，比如上海杭州，乘船或乘车那回家不过十元八元钱，半天一天就到了；可这里离家乡远隔三个省呀，火车要乘三天三夜，一张火车票就得十八元，加上加快，来回得要四十多元。当时我的工资才三十元，光是路费这就要一个多月的工资了，还有路上吃的用的呢？
　　再说四年没有回去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特别是去师傅家，我如今回去，不是一般徒弟身份了。师傅家又有一大堆孩子，不要买点东西去？要买点礼物，若买五六斤桂圆七八斤糖，这就要十多元呀，而再要买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这就得二十几元了；现在自己身上就只有这个月拿来的工资三十钱，这就是说单是做回来的路费还不够。甭说买东西了，那如何回去呢？唯一的办法是借，但是向公家已预支了一个月工资，不能借了；向同志借？同在机械厂培训的两个工友，他们虽比自己多了二元钱，可是有的家里有负担，有的在谈恋爱，那三十二元的工资也是紧巴巴的只够自己用，那有钱借给我呢？
　　这时我想到了在这里厦门当兵的同村老乡崔安心，还是当年和同时入伍的。
　　在厦门的这个老乡是现在厂里的动力培训队周队长，当年复员大队的中队长告诉我的。周队长一次看了我的档案后对我说：“张家良，你是浙江鄞县高桥乡的人，当年我们炮连里也有一个浙江鄞县高桥乡的战士。你和他是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我问他叫啥名字？他告诉他叫崔安兴，当时我高兴地告诉他说：“啊，那是我同村的老乡呀。”后来我写信去问他，崔安心写了回信来，果然在那里当电话班长。前不久他来信告诉我，他现在已调厦门大学海军体训队练举重，他说他本想来看看我，因训练很紧张所以没有来。
　　我现在突然想起他来，我在这举目无亲的厦门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老乡了，而且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在家乡只有一姐姐，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可能会有几元津贴费积在身边。
　　第二天我就贸然去厦门大学体训队找他。当我来到了厦门大学，驻厦门海军体训队就在厦门大学食堂旁边的一个房子里。很好找的，一下子就找到了。崔安心正在练功房里练扛铃。四年不见，他胖得像头小水牛，双腿像两只酒埕，手臂上一包一包都是肌肉。见是我来找他，他高兴地放下扛钤向体训队长请了个假。跟我走出来，谈起彼此的情况，和他一比，我真感到惭愧。
　　原来崔安心在五六年已经入了党，五七年他就在炮连当了电话班长。他在连里已经是上士军衔，如今每月津贴费有十二元，在体训队里光伙食就吃一元多一天，我听了无限感慨。
　　我出来时是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而崔安心是在家看牛的，一年书都没读过，只读了几天夜校。有谁知入伍四年后变化会是这样！崔安兴成了部队骨干，当了班长入了党，而我却提前退了伍，如今成了一个流落在异乡连回家路费都拿不出来的老学徒。一个小知识分子还不如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放牛娃出身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单靠文化和技术是没有用的，还得靠机会好，碰到好人。
　　据周队长讲，当时崔安心当年来他连里当电话兵，他看他不错，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他就培养他入党，后来又叫他当副班长和班长。我想自己在观察站也也曾表现不错，可是由于自己后来进步之后不稳定又没碰上像周中队长这样好的领导，我碰上了一个诡计多端的黄班长和尖酸刻薄的瞿站长，当然我自己也有问题，结果造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弄得这样狼狈。
　　简单地聊了一会彼此的情况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我想请假回去缺乏路弗费的问题，想向他借他几元路费，不知是否有。
　　“要多少？”崔安兴听了直爽地问。
　　“借给我三十元，不知有没有？”我羞惭地说。
　　“有。”崔安心慷慨地说，“我这里有四十元，你都拿去好了！我放着也没有用的。”说着他就从铺下的一只帆布旅行袋里摸出一只皮革子来，把皮革里的一叠钞票全交给了我。我心里一热，激动得眼眶也发热，没有想到我碰到了这么好的老乡，这下子我可有路费回家了。
　　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结交一个好朋友真比自己的兄弟还好呀。我在在感谢之后，告诉他，待他回来之后，一两个月里，一定把钱陆续还他。崔安心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只管拿去用好了。
　　中午，崔安心还留我在体训队里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四菜一汤，干饭管饱。
　　回来后我立即整理行装打点包裹，然后穿着海军泥大衣，冒充海军现役军人，到后面的军人服务社去了两趟，买了六斤白沙糖。当时别的商店里买糖要糖票，那时普通民众一个月只有二两黄糖。军人服务社军人买几斤糖是不要票的；还另外买了几斤桂圆糖果，准备乘晚上八点火车出发。
　　没有想到事情真办得这样顺利。如今我真的要回家了，要去见父母弟妹，要去见四年没见、如今已经成为我的未婚妻的雪梅了。我兴奋得如醉似痴，如在梦中。
　　我把所有东西都打进包里去了，连一支不久前买来学习的二胡也带了去，想在家乡工作就不来了。东西都包好后，我在大街上叫了一辆三轮车，把包裹着草席的被包装上车，斜挎了一只从部队带来的军用帆布袋；提一只网线袋，网袋里放只面盆，面盆里摆了十几斤糖和桂圆小糖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慌慌张张地去火车站。当时我也没有手表，怕赶不上火车，就早早地去火车站等着。
　　当我来到吵吵嚷嚷的禾山厦门火车站刚付了三轮车的车钱，要把背包行李扛上火车站去时，听后面有人叫着：“张家良！张家良！”追上来一辆三轮车。我不由得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想回去不再来了的情况让厂里知道了，来追我回去的。回头仔细一瞧，才知道是同在机械厂培训的上海人吴鸿昌。他还没有跳下车，手上就向我挥着一件白衬衫：“张家良，这件衬衫是你的吧，你怎么忘了？还晾在窗外，我见你什么东西都带走了，估计你以后不会回来了，特地给你送来。”
　　我接过那件用水兵服改的龙头布布衫，脸红红地不好说什么。
　　“你回去后，有啥事情要办，尽管写信来，我给你去办。”另外他又这么说了一句。我点点头，感激地又目送他趁上三轮车渐渐远去。没有想到这人还这么重情义。从中山公园的市区乘三轮车起码要一元呢，为了给我送一件忘掉的衬衫，他竟特特地讨了三轮车赶来，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他。
　　吴鸿昌是苏州人，家在上海，高中毕业参加华东军政大学，后随军分配到新僵八一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个甜菜制糖厂工作。因习惯不了那里的气候离职回沪。后来福建在沪招工，他就带着妻子一道来厦门做工。大概是他自己尝过一个人出门的苦楚，所以平常对我比较同情和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