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机械厂的电工组

　　厦门机械修造厂有五六百工人，原是一家只有100多人的小机械厂，在大跃进年代才扩大起来的。我们四个鹭江甘蔗化工厂的新电工就被安排在这里学习。
　　电工组在一个十分简陋的狭小的、像弄堂似的烂泥地的小房子里，总共才五个人，其实是一个福州人的家庭电工小作坊。组长是个小个子的红眼边的复员军人，是个从部队工厂转过下来的四级电工。
　　组员，一个是个四十岁上下、两边嘴角镶着两颗金牙齿的说福州话的中年妇女；一个是那个中年妇女的女儿——一个十六岁、还一脸稚气的个子不高长得胖胖的小姑娘；一个是个头发花白患有老胃病、尽天弯着腰皱眉蹙额、见人总是卑微地点点头的四十七八岁的老头子——其实他是这个电工组里的真正师傅。因为他级别最高，他也是那个中年妇女的丈夫。那老头据说原是厦门市很有点名气的技术最高的七级老电工，在当时这样的七级老电工全市也只一两个。他曾因为私下替一个工厂修理一台直流大电动机，收了人家一笔钱，而被判刑监督劳动的。在那时候这种干私活是犯法的。当时他没有工资，只拿一个月十几元钱的生活费。
　　另一个是那个中年妇女的侄子，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那个中年妇女的十六岁的小女儿已经许给了那个红眼边的个子不高的电工组长做了未婚妻。五个人中唯组长是个党员，虽然他已经二十八岁与她女儿相差十二岁，但对一个丈夫被管制劳动的人家来说，那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了。何况又是个组长，还是个四级工。那时候混上一个四级工可不容易，在地方上的工厂里至少要熬上十年以上。他是从部队里转业下来的，所以28岁能达到一个四级工。
　　一个共产党员，再加一个四级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都是当时很难能可贵的一个金字照牌，所以那个师母娘愿把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许给了大她女儿十二岁的组长。
　　我当时想想好笑，怎么这个电工组师母，就像我的师母那样：师母娘看上了徒弟做女婿。虽然我当时是真徒弟，这里的女婿是电工组长，是她们的领导，可是性质差不多。只是我师母的女婿——我现在还是电工学徒，人家可已经是个四级电工了，还是组长。我心里很喜欢这个电工组里丈母娘。觉得这个师母真好，虽然她说起话来叽哩咕噜我听不懂，她愿意把自己这么好看、这么年轻漂亮白女儿许配给比她女儿大十二岁的一个电工。在她觉得是个依靠，在我觉得她能看上一个普通工人，她是个不同凡响的好女人，是个情操很高的女人。
　　这个小个子组长，工作可是很辛苦，他一天到晚在一张操作桌上半坐半站地揿揿按按地绕小型电动机定子。倒是那个组长的岳母，尽天在那里削竹签子、剪黄蜡纸等做些修理电动机的零碎辅助活，工作中许多主意都是她出的，而组长其实是个傀儡。
　　而奇怪的是，这五个人都是福州人，那个组长也是福州人。他们平常相互说话都说福州话，我们只听他们自己人说起话来像鸟叫似的，只听到叽哩咕噜地一片混浊声，一点也听不懂。
　　他们不知什么时候从福州来到厦门的，因此这个电工组实际上是个家庭作坊。要说修理，他们也只会修修电动机，对于工厂里的其他电气线路电气开关是不是熟悉我们也不知道。而修理电机仅仅是电气修理的一项内容。其他的东西，在这里也学不到。
　　我们初到这里来一看真使我们大失所望。哪想到学电气修理学电器修理会到这种地方来？与轰轰烈烈的仙游糖厂根本没法比，这算是个什么电工班呀，纯粹是个私人小作坊嘛。
　　而且他们一家子都说着叽哩咕噜像鸟叫似的福州话，我们怎么也听不懂。要说闽南话已经够难听的了，而这福州话又比闽南话更难听懂。比方说，自行车，他们说“克特卡”；去玩玩，他们说“去卡留”。说的又快，别地方人谁听得懂？而学技术呢，他们三个人只看那个组长一天到晚两手揿揿按按嵌马达定子，他们也插不上手，根本没有机会学。
　　又加我们四个学电修的，都是比较散漫的人，一个是上海招来去过新疆八一农场的高中生，从部队出来的一个副排级干部。他老婆在市里一家电器修造厂工作，在鹭江租着小房子住，因此没有事正好，报报到待几分钟就回到老婆地方去了。
　　一个本是厦门人，家有母亲和姐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河北人柳文彬，他现在正和脸上长着许多小雀斑的厦门姑娘谈着恋爱，有事没报报到也尽天往姑娘家里跑。于是，在这里无牵无挂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见大家都这样，组里没活干，有时也就回舍所给雪梅写信，或写日记去了。星期天则到市图书馆去看看书。
　　厦门图书馆，当时坐落在市禾山路与思明路之间的一个三角形的大楼里，有一百多万册藏书，古今中外什么书都有。
　　在这里我看了《高玉宝》后，使我联想起了自己的身世，看得我直掉眼泪。觉得自己的身世也和苦难的高玉宝一样；在这里他还看了《悲惨世界》《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妮娜》，还有《静静的顿河》等许多世界名著。这与后来与我的爱好写作有很大影响。对我来说坏事倒变成了好事。后来我在文学上有点成就写了几本书，可以说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的。
　　但当时我感到，在厦门学习太散漫了，早知如此倒不如不调工种，跟着李春明一起到山头电厂去学司炉，我后来政治上的进步就可能不是这样坎坷了，
　　在这里我还干了一件好笑的事情。到这后，雪梅寄来一张留长辫子穿花格子春秋衫的一寸半照片，我为了有的人看不起我，在厦门找不到对象，我竟花了四元钱把雪梅的小照片放大到十二寸，还添上彩色，配了玻璃镜框，高高地挂在自己的铺位上，以示光彩和自豪。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们下来已快一年了，在厦门地区培训的学员，随着春节的到来，人家工厂放假，在外学习的学员也陆续地回家来过年了。厂里给我们半个月的假，因此家在闽南地区的学员也陆续地走了。看人家欢欢喜喜地回家过年，我也动了思乡之念。
　　我从五五年三月出来，已经整整四年没回家乡，五年没有回自己老家过年了。我从小到大，可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过家呀。五年不转家乡怎么不叫人思念呀？如今家乡变得怎么样了？父母身体怎么样了？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吧？
　　而现在最想见的是雪梅。这个四年前我出来参军时和她的小同学们，在后面“咚咚呛咚咚呛”敲着腰鼓欢送我们二十八个新兵的挂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她如今已经变成了我的爱人，我多么想去看看啊，四年不见她长得怎么样了呢？
　　这几年来，她虽然陆续给我寄了几张照片，但照片毕竟是照片，难看出人的高矮瘦胖，难看出人的意态神情，哪能满足我的想思呢？我多么想回去亲眼看一看她呀！同时，我还想骑马找马地想回去再到家乡找找工作，如果在家乡找得到工作我就不想出来了。于是我就给筹处领导写了一个报告，乘汽车到桃林工业区去向厂里的领导请假。
　　
　　厦门市离桃林工业区约三十几里路，乘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谁知这次来真不是时候，正巧工地上出了一起大事故。当我来到刚造起来的新办公楼时，只见办公楼下停了好几辆黑色的小轿车和吉普车，办公楼走廊上进进出出都是人，一些穿着小布袄大脚裤的本地农妇哭哭啼啼地被带进办公室去。
　　原来是厂里为了建造厂房缺少砖瓦，在工地后面办了一个砖瓦厂，今天早晨不想因那砖瓦厂突然倒塌，里面压进了五个人，全都压死了，其中一个还是砖瓦厂的厂长。这些刚刚哭哭啼啼进去的正是厂里叫来的死难者家属，门前停着的小汽车都是市里接到报告来现场处理事故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劳动局和总工会等人。我怀着同情和吃惊的心情，拥进去看看。见屋子里五六个包着头巾穿着斜襟小袄和大裤管裤子的农妇，一个个在那里掩面痛哭。劳资科长叶琴正在她们身旁劝慰她们，筹备处主任江部长在一个会议室里正向公检法来现场视察的干部们介绍出事经过情况。我再不找他们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找他们去请什么假，那是太不识相了。他们也没有功夫来处理我请假的事情。
　　我钻进去在人们背后不让江部长和叶科长看到，到工地出事现场悄悄地看了一下。见五个被厂房压死的人，凄惨地躺在一个草棚子的泥地上，其中两个还是年轻的姑娘，穿着旧花布衣裳，脚上还沾着泥巴，面色蜡黄。我心中十分难过，这五个农民工晚上再也回不了家，从此长辞了他们的亲人，叫他们的亲人会有多么难过！比起他们来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起码还活着。自己过去为调换工种，为调回家乡，几次三番向领导闹，感到是多么的不应该。心里十分惭愧，连中饭也没有吃就坐公交车悄悄地回市区机械厂来了。
　　一个礼拜后我再去办公楼找厂领导，这次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我说明来意后红着面孔把报告递上去，江部长看了报告笑笑说：“恭喜你呀，回来莫忘了带喜糖来呀！”说着他把报告递给劳资科的叶科长。
　　原来按规定，在培训期间是不好请假的，我就撒了个谎，说是要回去结婚。其实当时雪梅才十六岁，她还正在学校里读书，结什么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