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64

64、 记忆中受难的老干部们（五）

　　自从中央解决阳泉问题以后，也就是在1968年的前半年，中央从河北调来了部队，执行了军管。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大好的局面，两个造反派群众组织都相继上交了武器，他们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联合起来了，跑出去的煤矿工人都相继回到了单位上了班，半年多没上班的工资国家都得到了补发。
　　在阳泉市，一些单位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学校也同样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两派学生组织坐在了一起，工人们从学校拿走的桌椅板凳陆续归还，坏了的玻璃门窗进行了修复，学校又进驻了工宣队，帮助学校老三届的学生们准备毕业分配。
　　在父亲工厂里，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焦点，他们有的主张解放，有的则主张继续和那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份子们在车间里劳动改造。这时工厂也来了解放军，当时在社会上解放靠边站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形成大的趋势，但是父亲在部队工作的老部下，为父亲尽早地解放出来工作帮助不少，给下面两派的群众组织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在那个时侯，工厂的两派群众组织表面上是联合起来了，可实际上当时工厂乃至全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派性十足，怨气很大，如果处理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突发事件发生，直接影响到单位的抓革命促生产，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有一些老干部在其中做做工作，帮助调节一下两派群众的情绪，消除派性，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大团结，这对于当前的形势是大有好处的。实际上后来父亲刚刚在解放之初就充当了这个角色，这是后话。
　　就是由于派性，父亲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后来两大派群众组织提出来去外地调查一下父亲的材料，看看父亲真的有历史问题没有。当然了，工厂的领导们在部队同志的帮助下也是很重视的，决定选派两派群众代表联合去调查，由于派性，但方案很快被两派群众否决，最后上级就决定让对父亲有争议的这一派群众去调查，他们在走的时候，父亲还专门给他们提供了调查的地址和线索。
　　后来听父亲说，他们那些人借口说是做调查去了，而实际上也是出去玩去了，他们游山玩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花了国家好多的钱财。不过他们的眼睛也真的是开扩了境界，见到了不少军区的大首长，也见到了那些大干部们，他们终于对于父亲的情况彻底搞清楚了，颠覆了他们以前的认知，由于上面对父亲过去的历史情况介绍的一清二楚，出去调查的这些工人们，对父亲过去的革命业绩，回来时对父亲突然肃然起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点儿也不是像文革之中有人诬陷的那样。
　　这些人回来以后见到了父亲还是很客气的，晚上几个人还专门跑到家里同父亲谈了好长时间的话，把调查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
　　他们说；他们见到了父亲当年的老首长、老同事以后，都特别关心和询问父亲现在的身体情况如何，回来一定要代问父亲好，都说父亲在战争年代中，为革命吃过很多的苦，身上流过很多的血，立下过不少的战功，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弹片和子弹，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决对忠诚的好干部，要必须马上解放······。
　　就在父亲快要解放的时候，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另一派群众组织不愿意了，他们的意见是一方的调查不能算数，怀疑是不是有假。他们要求也派人出去调查一下，上级部门为了彻底堵住一些人的嘴脸，不得不再花重金让另一伙人重新去调查。结果呢！这伙人要比上一伙人跑的更远、可谓飞得更高、飞得更高！他们比上一伙人花的国家的钱也要更多、更多。
　　这些两派群众组织，两次调查父亲的材料可谓是下了不少的辛苦，花了国家和单位大量的金钱，彻底堵塞了那些企图阻挠父亲解放、有私人成见的那些人。要是现在的人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两次调查所花得巨款，至使工厂后来工人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工人们看病也没有钱去报销，使工厂的一些干部和工人们，甚至是有些得了职业病的老工人们，看病时都没有钱去医治，最后，一些人只有在煎熬中死去。
　　父亲后来在1969年解放的时侯，站在工厂的礼堂上向全厂几百名工人干部，和上面来的领导面前，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检查。首先，他把自己的历史做了个彻头彻尾的交代，当父亲讲到他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领导和组织了工人们罢工，取得了胜利，后来并且带领一些人进山参加了八路军时，一些老工人甚至是新参加工作的年青工人们，终于知道站在台上做检查的竟然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军战士。这是他们在下面绝对没有想到的，原先他们听到的一些人的造谣，竟然和实际的情况是相差的那么遥远。虽然父亲的实际工作年限没有从1935年算起，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父亲从来就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这方面的任何要求。
　　一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父亲还在大会上，提到了他过去在八路军里所犯的一些错误。据父亲档案自传记载；
1945年12月，他所在的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太岳军区警卫6团”时，父亲则被调到了警卫5团2营任营长，当时他的思想想不通，觉得原部队是自己亲手搞起来的，不应该交给别人，因而不满意，所以在临调走时（部队）经济手续没有算完，管理员问当时是营长的父亲怎么处理，父亲就说放在那里以后再说。
　　过了一些时候，管理员来到警卫5团找到了父亲，给父亲送来了几万元的“冀南币”(100元折合旧人民币1元），父亲也没有具体问这钱是怎么回事，除了给警卫员、通讯员每人买了一只钢笔外，他自己也用了一部分，（记不清多少数目）不久就被上级察觉后，停职反省，以后又送到太岳军区军法处，说这是集体贪污要判刑。其实当时父亲在的那个部队究竟存了多少钱，父亲也搞不清楚，账是管理员向上级算的，送来的钱当时也不算多，开始自己并不以为是贪污。后来上级部门组织了一个学习队，父亲任队长，进行生产劳动，不是做被服就是下地干一些农活，一年之后，上级在处理父亲的问题时，宣布党内不给处分，但劳动期间不算党龄。
　　我想，父亲当时可能是不懂经济，心里不愿意调离原部队，所以他一走就给管理员有了贪污的机会，管理员为了被发现，就给父亲送去了一些钱财。这些教训父亲也是影响很深的，不然他怎么会在档案自传中写的这么详细呢！他要不是有这些问题的话，他在部队上会提升得更快，他在1941年就已经是副营长了。
　　要是父亲没有在大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要是没有工厂的两次调查，这些人，包括我，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父亲的历史的，也更不会知道父亲曾经是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这些后来在阳泉的名人录上都有记载。
　　那些工人，那些老工人们怀着对红军、对老八路的无限深情，突然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父亲突然肃然起敬起来。
　　当着上面来的领导，父亲不仅仅深刻地“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讲话技巧，竟然逗得开会的人们哄堂大笑。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会呢？我想那简直是个报告会！是父亲给全体工人们开的报告会，这些事情后来还是一些工人们告诉我的。我去问了一下父亲，父亲才告诉我，他在检讨会上曾经这样说过:”······家里不仅养过鸡、养过兔、养过鸭子养过狗，还养’王八’会打架。”······
　　父亲说的这一席话当时把我也逗笑了。其实有些宠物都是我养的，像两个小王八（乌龟）就是我串联时从武汉买回来的，狗是向别人要的。可在当时，文革期间一些人都要算到大人的头上，就认为你是在搞资本主义，再加上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生活上又比其他人好得多，所以“枪打出头鸟”，运动一来不打倒你、不把你拉下马才怪呢。
　　父亲在文革解放以后，原先只给生活费的工资得到了补发。由于他在文革运动中，在两大派群众组织当中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和言论，没有支持或反对过如何一派。当时重工局下属的一些单位，由于闹派性已经是影响到生产，上面正需要有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来从中调节。在为全局两派群众组织头目办的学习班中，父亲就和当时一些解放了的老干部们被派到了学习班里去。
　　那时，父亲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他和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给那些两派造反派头头们做思想工作，讲述过去抗战的故事，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晚上还和那些人打打扑克，玩在了一起。
　　多少年后，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提了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还经常到干休所来看望离休后的父亲。他们没有忘记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感情，感谢那时父亲给了他们无私的帮助，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入了党，提了干，这些人后来大都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