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让你们看一下鉴定表

　　现在我听了陈阿章和其同志的话，感到茫然了，一时我没有吭气。这时又有一个战友对我说：“叫你走你还不想走？你真是个傻瓜！摩托班有几个志愿兵工作需要叫他们留下来，他们还在向协理员要求走呢。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哼，你想留下来还想当官怎么的？还等以后给你什么好处？当得时间再长还不是一年七元钱的安置费！雨衣蚊帐还照样要交上去。我是老早就想走了，要是可以换，我情愿与你换，可惜换不来。”
　　我听了他们的话心理说：“那就算啦，走就走吧。再去给排长讲也不一定会同意让我留下来，说不定还叫他难听地说一顿。再说去要求了仍没有留下来叫大家知道不更坍台嘛？还会叫人家说我是寿头（傻瓜），我怎么这样没有志气？好马不吃回头草，叫走就走呗！哪里来哪里去，回去种田就种田！我又不是没有种过田，也不会死人！人家已经不要你了何必死乞白赖地再留在这里呢！”我当下就默默地整理起东西来。周阿章看我情绪稳定了便去值班。
　　“张家良，你还是高高兴兴地走吧，再留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本来要来帮帮你整整东西的，这刻要值班了，我先走了，你总还没有这么快走吧？明天走时我送送你。”周阿章对我热情地说。我点点头，我对他说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整，你只顾值班去好了。
　　下午，来叫复员和退伍的人，都到排长办公室去看鉴定表，看来上面是早就作好了准备工作的。
　　我也来到排长办公室，见也是报务员出身的四川藉的小个子排长坐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正捧出几袋一卷一卷的档案给要退伍的人看。
　　我走进去，排长对我点了一下头，叫我坐下，然后提过来一张铅印的表格纸。那表格里填写着黑黑鲜明的钢笔字看来是才刚填上去的，排长说：“你们离开部队时部队的鉴定要给你们自己见见面，你们看看，如鉴定的意见有出入，你们可以提出来。当然，如果符合事实，有想法也不能改了。”
　　我默声不响地接过鉴定表来看，只见缺点一拦里那上面写着：“曾经在妈祖岙观通站对抗过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暴露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血往我头上涩涩地冲，额上的青筋咚咚地暴跳起来。我下颏一咬，把那份鉴表定往小排长面前的办公桌上一扔，愤愤地说：“哼，随你们的便吧！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过我要问一声：我在那次大辩论中讲过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我在观通站又是怎样对抗过党的领导？”说吧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嗳！嗳！张家良！张家良！有不妥当之处你可以提嘛。”排长忙起来对我解释说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
　　现在我找到叫我提前退伍的原因了，我心里说，亏得没有去要求留下来，领导对我看法这么坏，怎么还会要我呢？
　　我边走边想，搜索枯肠，回想在那次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我在大会上所说过的那些话，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有说过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如果算有点影头的话，只记得当时我为说明农村走互助合作道路之前的单干时的情况。我是说过解放后土地改革后，贫下雇农虽然分进了土地，可是因为缺农具少口粮自己种田依然很困难，若不是搞互助合作，贫下中农还是苦。现在父亲写信来，说我家加入了生产作合作社后，劳动力统一调配，耕牛农具共同使用，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难道这样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这样正反对照来说明问题的说话，怎么能说是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呢？这正是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明拥护合作化的优越性，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嘛！喔，只听上半句，不听下半句断章取义地来评论人家的发言？
　　我一个雇农儿子，靠共产党才翻身的人自觉自愿千方百计要求来当解放军的人，想也没有想过要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你们对我思想上存在偏见，那只能说明，你这个排长或向你汇报的人对战士发言领会能力也太差了！要末是你们大概听不大懂我在会上说的浙东普通话？或者是我讲得太快了，是你们听不明白我讲话的意思？要么你们不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你们根本不明白解放后农村经历过的事情，对我说的农村合作化的情况一点也不懂，只听了我发言中讲到农村合作化前，贫下中农生产的困难情况，没有再听我说合作化后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话，就说我在大辩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还有什么“对抗党的领导”，那事情排长怎么知道的？那肯定是和我一起从观通站来的班长王凤鸣向他汇报的。这事情我想来就是那次《解放军文艺》社退来稿子的事情当时我和站长争论过几句。当时我对站长了一句：“你懂不懂文艺？这是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的。”这样的话，这就算是对抗党的领导？
　　我胸脯一起一伏的，回来往床上一趟，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现在我明白了叫我提前退伍的真正原因了。我心里真感到委屈。
　　我懊悔，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自己不应该踊跃发言的，古人说“祸从口出”，多说话没有好处。要说我对抗领导或者还有点根据，不管怎么样，我当时总顶撞过站长嘛。要说那次大辩论中那番发言就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那实在太委曲太冤枉了！
　　可笑的是我这样一个“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三个月前还曾派我去几千人的大会上批判两个低级军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言论。
　　“嘿，自己原来也是个不是右派的右派分子！不是反党的反党分子！还去批人家右派。”我想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傻？当时整整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动了那么多脑筋写了那么长的一篇东西，去批判人家。如果那两个右派分子现在知道我今天也从部队滚蛋了，不叫他们笑死！
　　他们就难道是真正的右派？你亲自听到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了？他们只说一些现在的文学艺术很多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话，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你却洋洋大观地引经据点地写了那么一大篇东西去批人家一顿。算你懂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现在我想到，说不定人家也类似我的情况，人家也是真正提些文艺方面的意见，出发点也是为党把文艺事业搞得更繁荣昌盛，而且提些公式化概念化本来是平平常常的意见。可是为了在部队中也抓一些右派分子出来，结果就把那两个小小的文艺指导和体育指导评为右派分子了，自己还在大会上上纲上线地批判人家，说人家是反对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方针。不知道人家听了心里是多么的委屈！我真他妈的大混蛋，假正经，充当什么英雄好汉！还批判人家，若那个被我批过的那个文艺指导，知道我现在这样，不被他讥笑！
　　好！人家说两句实话，你把人家当作右派来批，今日轮到自己了！真是活该！人家现在不单是批批你，让你提前退伍，让你回家吃老烤米饭去！
　　什么照顾家庭困难！这只是个借口罢了。把我看成这样落后，这样操蛋的人怎么还能让我留在部队里？
　　但是我真是这样的坏兵吗？是对现实不满、反抗党的领导的人吗？
　　我凭心而论，我不是！我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过，我拥护还来不及呢。怪来怪去怪那次大辩论中发言太积极了。开会嘛，你去听听就是了，何必这样认真踊跃发言呢。看如今向谁去说？还咋说得清楚？要是现在那样有录音机就好了，这样重要的会议一定会打开录音机录把发言的人讲话录下来。我说我是那样说的你说又是怎么样说的，不信可以放录音带来辩听。但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虽然可能有记录，但那个做记录的文书随便摘抄几句也讲不清来龙去脉。就是有正确的记录，当时小排长他们也不会去看的。
　　好了，别说这些了，总是自己爱说话好说话找的。今天回顾自己这半世生涯，我闯的祸，事情都发生在嘴上和笔上。在工作上倒是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差错。差错误的祸根都出在我的这张敢说敢讲的破嘴上，出在我的烂指头上，出在当年母亲省吃俭用让我读书识字使我懂得一些文化上。看来当年母亲还不给我读书的好，古人说“人生读书始知忧”。我今天感到“人生读书始倒霉”。哪想我读了书识了字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却给我带来了倒霉和坏处，还不如人家不识字不会说不会写的好，太太平平安安定定，没有这些事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但话说会来，就说是我当时发言没有错，可人家不要你了，你那次发言再正确也没有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自己也不必钻进牛角尖多想这些了。人家不喜欢你了，你说得再好再有理由也没有用。这世上只有看中意没有做中意的。
　　还有“对抗党的领导”，我对抗党的领导，与右派分子反党没有什么两样。有这一条谁还要你呢？如今想来，这大概是我从妈祖岙观察站调出时瞿站长写在我的档案里的。
　　我现在感到我那次顶撞站长是我一大过失。确实，当时我是太狂妄了。站长批评你不但不听，还敢辩论，还说站长你懂不懂文学创作，这样对领导说话，领导那能不生气呢？
　　再说自己就没有错嘛？在观通站时的情形不说，就是来到炮团指挥排以后，自己表现又怎么样的呢？自由散漫。到白云上去工作时，通宵看书，影响别人睡觉。按规定三年不到不能留发，自己没有到三年就留起头发来，这就破坏了军队纪律。总之，自己没到服役期满，已经摆起老兵的架子来了，开始吊儿朗当起来了。这样的兵领导看现在提前退伍的机会自然就会想到我了。觉得还是自己不争气的原因造成的。不用怨天怨人。
　　傍晚排长又叫人来叫我再去看看他修订改过的鉴定。
　　我走到排长办公室拿出他们改过了的鉴定表来给我看，只见“对抗党的领导”，改成了“有时顶撞领导”；把后面一句“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改成了“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思想认识模糊”。排长问我“这样写还有什么意见？我们考虑刚才那样写太尖锐了点，为使你们能愉快的走，不叫你们把思想包袱背到地方上去，所以我们考虑还是改得客观些”。
　　“没意见了。”我望了一下鉴定表淡淡地回答。已经退伍了，对改过了的意见，我并不全部认可。说我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模糊，什么模糊？明明憎爱分明，立场坚定的人都叫你们说成了模糊，模糊就模糊吧！反正回到家里去了，谁会看我档案呢。
　　后来得知类似我那样对鉴定书写得太坏的好几个复退军人去向团政委吵闹过他们才答应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