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

　　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那个离我足有十米远的年轻貌美的女人事员深深吸引，既非喜爱的迫切，亦非性爱的冲动，仅是一份欣赏并夹杂着称奇的混合在一起的奇妙感情。
　　她肯定是化妆了，女人化妆喷香水其实就跟男人抽烟喝酒是一个道理，不能过分苛求对还是错，只能品评。但她却没有浓妆艳抹，所以从她脸上看到的还是年轻女性本该有的娇艳与纯洁，而非老女人那份刻意，甚或执意隐藏鱼尾纹、面部皱纹、脸部皮肤松弛的虚荣感、自卑感。诚然那一句话一经出口，我这心里面竟莫名其妙地忧伤了起来。难怪总有人说这个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是聪明的时代，这些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开放的不仅仅是眼界，还有思想与身体上的欲望，进步的也不仅仅是学识，还有野心与罪恶，聪明的更加不仅仅是智力，还有寡言与无知。肢体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欲望，配以深藏不露的野心与罪恶，还有能说会道却装成哑巴，能文能武却装作无知的态度。这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的烙印，当一个时代被烙印了，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也一并被烙印了，想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为此而已。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被扔进人事部门里去，势必会耳濡目染，懂得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与圆滑她似乎早已熟稔；她的微笑多多少少有点儿虚与委蛇的感觉，她的愁眉多多少少有点儿厌倦世俗的无奈，她的好动多多少少有点儿难以放飞自我的窘迫。
　　哎，现在的人啊，谁不是如她一般，明哲保身，苟且安命呢。真的自我，早就随着鹤性诗文，苦曲咏叹而去喽。
　　“看什么呢？”佳乐突然间问我。
　　“看美女。”我说。
　　“美女？就那个？”佳乐问。
　　“除了那个还有哪个？”我说。
　　“她笑得很开心，她笑的时候真的很美。”佳乐说。
　　“但我知道她其实并不开心。”我说。
　　“你怎么知道？”佳乐问。
　　“你现在开心吗？”我反问。
　　“不开心。”佳乐说。
　　“这就对了，人活着，很少有开心的时候，等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真的长大了。”我悠悠地说。
　　“那我情愿不想长大。”佳乐撇了撇嘴，苦笑说，“不过，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你说得没错，我现在就经常不开心。”
　　“离开了学校，就变成现在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了，对吗？”我说。
　　“是的。”佳乐说着，仰坐在椅子上，像吐烟似的向正上方长叹并吐气，还要附上一句喃喃自问，“我什么时候能开心起来呢？”
　　“快了。”我说。
　　“快了？你怎么知道？”佳乐侧头凝视着我，说。
　　“别这么看着我，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看我。”我说。
　　“那我应该看谁？”佳乐问。
　　“前面，张光明。”我淡淡地说。
　　“啊？他回来啦。”佳乐的目光立时聚焦在已经回到面试厅落座的张光明身上。
　　“不仅张光明回来了，小康也回来了。”我若有所悟地说。
　　张光明这个面试官还要面试余下的人，看样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还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面试流程，这一点我是万分钦服，此时此刻的张光明给我感觉就像十多年前我见过的一个日本人。
　　那时候是我还非常年轻，且还没遭受炼钢厂及其它零散工作的摧残与洗礼。当初我住在承德的二姑打算把我送到日本去，因为二姑夫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大饭店当大厨，二姑夫回到承德看我时就跟我聊了很多，一个是建议我好好学习日语，再一个他让我尽量减肥。我的胖是与生俱来的，必须以恪守自律，残忍自残的毅力方能减重成功。二姑夫还跟我说东京那边挣钱很多，也很快，各种零工散活不像中国这样，起码八个小时工作时长，甚至干满十二个小时还要加班加点，近乎于奴役性质。东京那边一份小时工两个小时就可以当场结算工资，对比中国的普通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可是翻了好几倍呢。当然了，要懂得省吃俭用，因为别看挣得多，东京那边消费更高，这就跟三四线城市的百姓跑到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大都市打工是一个道理。在那边省吃俭用，勉勉强强过活，等拼搏了十年八年，攒够了钱，回到老家即摇身一变成了小资阶级。
　　二姑夫规劝我一定要在那边勤工俭学，待将来学业有成，回国之后既可以找一份像样的、体面的、受人尊重的工作，还能攒下一大笔钱，逍遥度日。
　　二姑夫还跟我说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以留学的名义去日本，只要我能去日本，在那边全由他安排，无论生活起居，还是零工学校。
　　我很感激，为此我还特意在家乡抚顺报了一个日语速成班，每天あ、い、う、え、お地学，不光有课本，还有磁带。
　　可当初时的新鲜感一旦褪去，随之而来的也就是对日语的厌憎，且愈演愈烈；甚至还给自己一个自认为极其伟大的理由——日本曾经大肆侵略我的祖国，我为什么还要学习日语呢？爱国之人坚决不学日语！
　　伴着掷地有声的口号，不仅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嘴巴里也是这么说的，自此，我的日语水平可说是一泻千里。速成班不仅没有对我的日语水平有任何实际上的帮助，反倒成了我逃避母亲苦口婆心及愤怒斥责的避风港。直到后来，我也懒得去学习了，因为市侩的我晓得再这么学下去反而浪费家里的钱。
　　当我始终躲在家中，抱着日语课本观瞧时，连我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自学成才的人，就更别说母亲了。
　　人的坚持和信任是有限度的，哪怕母亲对儿子也是如此，所以任凭她老人家如何拿语言刺激我、责骂我，甚至羞辱我，我始终以不变应万变，无动于衷。不得不承认，我之厚脸皮就是在那个时候修炼出来的。
　　很快，二姑夫得到消息，一家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大学要在中国招收留学生，面试地点就在沈阳。
　　我得到消息之后是既喜悦又感伤，喜悦是机会终于来了，感伤则是由于我压根就没好好学习日语，也没能好好减肥，我生怕面试过不去。
　　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和其他好多年轻人在沈阳北站附近的一处大宾馆里接受来自于日本东京的一所大学教授的面试。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我被拒绝了。当时我挺伤心难过的，但在伤心难过的同时我并没有甩袖离去，我以旁观者的角度见识到了这个个头矮矮的日本教授对于工作的一丝不苟、小心谨慎，西装革履的矮教授，汗衫衣领都湿透了，仍笔直地坐着，双脚没有乱动，双手没有乱舞，就连讲话的语气也依旧平和温润，仍认真地看着面前的诸多学子递给他的个人简历，以及一对一面带微笑跟学子用日语畅快交谈。我熟悉发音，却不晓得究竟是什么意思，更加记不清这些词汇、语法我有没有学到过，可能是学到过，但都让我给忘了。
　　不得不说，日本之所以在当年敢于大肆侵略我们国家，并横行霸道多年，是有原因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都可以为后世编撰，因为真实的历史后人谁也不知。而关于版图历史问题的决定权永远只有一个解释——弱肉强食。
　　作为弹丸小国的日本为什么能侵略我泱泱中国，甚至还妄图构建大东亚共荣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不要讲强盗思想、野蛮行为，那都是弱者用来自欺欺人的把戏。从来治国用法典，建国靠的只有武力。
　　就冲那个日本教授的处事风格，工作责任心，不消说，日本自有非凡之处。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的，恨日本的，厌憎学日语的中国人也不得不佩服。
　　那一次面试失败让我冠上了“废物”、“不思进取”、“无可救药”等帽子。其实我不该用双引号标注的，我就是个废物，不思进取、无可救药的废物！
　　在那之后，我有很长时间都不敢正视母亲的脸，尤其是不敢正视母亲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睛。我深知自己是古今中外第一等不孝子，若非我已修炼至脸皮厚如城墙，恐怕早就以死谢罪，愧降当今了。
　　在那之后，我也再无颜面对二姑和二姑夫，更不敢奢求他们有什么好事能第一时间想到我，我不配。还有他们两口子的小女儿新新，还记得我在承德那几个月里，一直住在二姑家，每天我都会跟她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看电视；甚至一起躺在沙发上睡觉，她还会拿出她作为小学生班级学习委员的架势给我讲一大堆童话故事，又什么《灰姑娘》，又什么《皇帝的嫁衣》的，幼稚天真如她，我也只能屏住笑意，洗耳恭听，装出一副小学生的姿态来。她不喜欢我脸上的胡子，她常说摸起来很扎手，我说这也没办法呀。可她就是不高兴，还会问我奇怪的问题，“为什么男人就得长胡子，女人就没有”。
　　对此，当时的我可回答不上来，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让她高兴，抱着她，哄着她，帮她如何逃避繁琐无用的假期作业，在这方面我敢说自己乃举世无双。
　　至于我的胡子嘛，留起来，不刮，这样会显得更长，但却再不会扎到她的手……
　　快二十年了，他们现在一家四口全都定居日本，生活很好。
　　而我……现在这样应该也算不错吧。
　　现在再看，我当初可是没少伤母亲的心，一个不自律就足以道尽我作为不思进取、无可救药之废物的本质，减肥减不下去，学习学不明白，整天就知道读一些屁用没有的书籍，美其名曰文学、武侠、政论、哲学、戏剧，可实际上呢，百无一用。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打工，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甭管丢不丢人，甭管舒不舒服，甭管累与不累，只要能挣钱，只要能养活自己，顺带为家里做一丁点儿的贡献，或者直白地说经济上的补偿，对我来说都是一份赎罪，一份心安。
　　为人，我是善良而失败的；为子，我是孝顺而失败的。我这一生，似乎注定就是失败的一生。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得亏我修炼了好长时间，脸皮已厚如城墙，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得自杀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