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批判右派和大辩论

　　有一次，我在一个雷达连的俱乐部里借来一本《解放军文艺》的刊物，见这本刊物上登载着多篇好看的文章，我想着第二天要还给个俱乐部，就一篇接着一篇看，想都把它看完；不知不觉看到天亮了，把整本杂志都看完了，到五更时我才关掉电灯躺一会儿。这件事使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老兵意见很大，他当时不说，事后我们下山时他到班长那里去汇报说我通宵不睡地看书，不遵守作息时间，使他夜里睡不好觉，还说我自由散漫极了。
　　这个报务员和班长本是山东老乡，他们两个老乡自然说话很投机，那个山东人回到机关后就向班长说我在山上如何如何的不好。本来班长对我的印象就不好，这就为三个月后让我提前退伍埋下了隐患。
　　我后来想到，看来自己不是没有一点毛病，在这种没有人管的地方我没有自觉得的遵守纪律。再好看的书也不能在夜里通宵不睡地看呀，当时我还怪那个老兵，为什么当时你不讲，事后去汇报，我感到这人十分虚伪。
　　实际上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每次联络都按时进行和完成的，并不是很吊儿朗当的。但是我和这个山东老兵，以前是罗汉岙观能站的，我也不认识，调到机关来才认识的，日常也没有与他什么过往。他平时也不喜欢说话，以至产生了隔阂。
　　噢，还有一件事情，我在山上时到下面农村的理发店里去理一个发，在这之前我们剃的都是光头。当时理发师说，你留发还是仍剃光头？我和同去的一个陆军战士，也是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士说再过一个月我们入伍就三周年的了，按规定满三年的义务兵就可以留发了。就差一个月，我们现在就把头发留起来吧。
　　我想想，也对，都剃了三年光头了，晚上睡觉时，刺猬似的头发，一碰到蚊帐就把帐子勾来，帽子一摘就光溜溜的像个小和尚。据说光头起码要剃三年。现在三年时间都快到了，人家志愿意兵都留了长发，我们只差几天难道也不行？反正这里也不是在团部，领导也没看见，留起来算了。于是我对理发师说把我也留起来吧。没有想到回到山上后，班长看我留了小平头，后来班长把这就作为不遵守内务条令的一条罪状。
　　在山上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那山东老兵又回到闹市区的指挥排来了。
　　
　　下山后一个月，没有想到我不久前自己学的文艺理论竟派上用场了。
　　这是1957年，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整党整风，后来又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据说后来社会上，特别机关和学校里，出现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地方上的大学和机关搞得很热烈，据说当时驻厦门海军部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也出了两个小右派：一个是体育指导，一个是文艺指导。据说他们在有关场合也散布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部队的政治部准备在军人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炮团要派两个人去批判，其中团属单位指挥排要派出一个人去批判，和我一起从观通站来的了解我的王凤鸣班长，便推荐我去参加发言。他对协理员说，张家良会写文章，他对文艺理论也很有研究，叫他上去到大会上去发言参加批判吧。结果协理员就把我报了上去。
　　我看了上面发下来的那个文艺指导的有关会议上发表的理论，说当前我国文艺作品上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弊病等等的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
　　我整整用了一天时间，把那本《文艺学概论》作者引用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摘了一大堆，并与那个文艺指导的话相联系，上台去批驳。居然在二千多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我南腔北调地发言。
　　我批判下来后，一个主持会议的大尉军官，赞赏地看看我这个肩上只挂着一个两条扛的下士军衔的战士，来收我的发言稿时竟赞赏地问我：你是那个单位的？干什么的？当我回答他是炮团的，是个电台报务员。他听了点点头说，“你把稿子留下来让我看看”。把我的发言稿收了去。
　　回到单位以后团部的人，特别指挥排的报务员们看见我都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没有想到张家良还是个文艺理论家呀。”“敢到这么多人的大会上去发言，张家良真不简单。”
　　其实我那篇讲话稿不过是从《文艺学概论》摘抄一点，再根据那个文艺指导的谬论针对性地联系一下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
　　在没有去参加会议之前，我以为我们批判的是一个大右派大官儿，当我到批判大会见到站在台前边角落里，低着脑袋挨批的那两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原来是两个肩膀上没有一颗星的光板子（准尉），也就是说是个兵头儿，一个副排级军官而已。
　　后来据说其实当时司令部和政治部里并没的什么右派分子，但上面下来命令，部队机关有许多技术军官和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右派？也一定要弄两个做做靶子、当当反面教材，好让大家来批判批判，以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但一时弄不出什么人，于是就把当时那两个高中毕业的、在有关会议上发表过一点言论的体育指导和文艺指导号上了。
　　
　　反右斗争以后，上级规定在士兵中不抓右派份子，只开展正面教育。于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形式，让士兵来自己教育自己。
　　不久，我们团直属单位也开展了大辩论，以肃清右派分子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合作化运动的流毒。辩论大会在食堂里进行，参加的是直属单位的指挥排、警卫排以及炊事班等单位的战士们。大会由团部协理员主持，指挥排和警卫排等的领导维持秩序。会场显得庄重肃穆。所谓辩论，实际上也是一个批判大会，但只是对右派的言论用正反两种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和辩论，主持会议的人在黑板上列几个题目：
　　一、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
　　二、社会主义制度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
　　三、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
　　出题目的协理员说，大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允许摆自己的不同观点，讲错也没有关系，上级规定在士兵中不抓右派。
　　但类似这种会谁会讲反面意见呢？讲反面意见不和右派唱一个调、穿一条裤子了嘛？虽说不抓右派，到底谁也不敢的。何况入伍前都进行政治审查过，战士们大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哪个不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呢？所以讲反面意见的人是没有的。
　　但是起先发言的人不多，有站起来带头讲的一些班组长们，都讲一些理论，标语口号式的话，务虚的多，务实的少。这时协理员对大家说希望大家讲的时候最好举些例子，讲些事实。这样对大家更有教育意义。
　　我听了右派攻击合作化搞糟了，损害了农民积极性的话，感到这话完全颠倒了事实。
　　想起了五年前，土地改革后，自己在家里种田时的切身体会。
　　于是我在会上进行了前后对比的发言，我说：单干好还是合作化好，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因为入伍前我也种过田。我的父亲本是个雇农，解放前我家没有一分田，土改后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关怀，一下子分进了十六亩四分田，还有半头大水牛。我本在外头给人家学当学徒的，这时候也高兴地回家种田。
　　可是由于家庭底子薄，缺农具少口粮，缺种籽少肥料，困难很多，犁耙和耕牛呀，许多东西都要向人家租借；收上来的粮食还贷款和给租借农具的租钱还不够，连公粮都交不出，结果放下镰刀没饭吃。
　　第二年又碰到大旱灾，我家没长水车，田稻晒死了。到秋上、收时产量比人家少一半，下半年连一头小牛都卖掉了。这就是单干的结果。
　　我家加入生产合作社后，父亲来信中说，耕牛和农具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调配，种田比以前单干和互助组时好多了。田里庄稼比以前种得好了，收成好得多了，收入也逐年提高，我家的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
　　这充分说明了农民，特别是我们贫下中农，只有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互助合作化道路，才有出路。如果不搞合作化，像我家这样的贫雇农，现在又要破产了。是党的互助组合作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又一次救了我们贫下中农。右派分子恶毒攻击党的合作化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坚决不答应！
　　当时大家听了我的发言，都鼓掌赞同，觉得我讲得有理有据，听了叫人十分信服。
　　但是我哪里知道，就是这篇在大辩论上的发言，后来在我退伍时我在我的鉴定书上看到，说我在大辩论会上，“思想落后，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模糊”，成了叫我提前退伍的其中一个理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有人就是怪，说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他可以断章取义，从反面来理解，达到歪曲事实的目的。如果当时我会知道这场辩论会上的发言，以后会给我带来如此沉重的结果，当时就是打破我的头，我也不会去发言的。这也使我深刻认识到做人还是少说话为好，为人还是愚蠢一点的好，一点不会说话更好。联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一些机关学校里的知识分子，我想想可能有些也是像我那样被人歪曲、被人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