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把补助寄给女朋友

　　同是浙东人，我想程重喜家乡来过台风，倒了房子，我家里房子不知有没有倒？我也给家里去一封信问家里有否受台风影响，房子有没有损坏。过几天家里也来信说房子大墙被风吹倒了，屋顶也漏水。
　　原来1956年7月份，在浙东来了一场十二级大台风，台风来时拔树倒屋，使每个村庄都吹倒了许多房子。我家的一间小屋，又是上百年的老破屋，当时整堵大墙都被台风吹倒，房子倒坍。半夜里全家都只得去一人家没有倒房的人家去暂躲一躲，这是我从父母来信中知道的。于是我也像程重喜一样向站里写了一份报告。我当时怕领导不相信，会以为是看程重喜样，骗领导补助，还把这封信给指导员看过，后来也发给我十五元补助。我高兴地把这15元补助立即寄回家去。
　　但后来站长却说我把补助寄给了女朋友。
　　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入伍时我从师父家出来，我的师父母都是文盲，因此我写信去时回信都是我师父女儿雪梅写的。自我入伍后，因为部队写信不要邮票，所以每次给家里写信时我也给我师父的女儿写一封。
　　前不久，我又接到雪梅的一封信，但这封来信很奇怪，拆开信壳来看，信纸却是请一个铁业社里的会计写的。信中说：雪梅已经小学毕业了，因为她读书的成绩好，学校推荐她到东钱湖中学读初中。但是家里经济困难，本不想给她读了，可是她自己想读，但这学费一时家里拿不出，问我每个月的津贴费有没有寄回家去，若寄回去了就算了；若没有寄回去能否借点给雪梅做书费，大约十几元也就够了。
　　我当时正好有十几元放在身边，于是我就高兴地寄了15元钱去。这是六月份的事情。
　　后来因家里受灾也发给我15元补助，这是七月中旬的事情。这15元钱我是真正寄回到家里去了的。而那寄给雪梅读书的钱是早在六月份就寄出的，那是我自己节约下来的津贴费。但是报务组王组长却把这事情向上面汇报情况时，说是我把15元补助钱寄给女朋友了。站长一听就把我看成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了。
　　那组长怎么会知道我有个“女朋友”呢，那时因为在雪梅来信时程重喜看见我的信过，知道信是我师傅的女儿寄来的，这情况大概是程重喜告诉组长的。后来组长偶然发现我钱包里插着一张一个小女孩的照片，说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我说不是女朋友，是师傅家的一个女儿，是小师妹。我入伍前是在我师傅的铁店里学打铁的，我来到部队后也与他们通通信，这信是我师傅的女儿写的。可王组长硬是夺过去看了看还说不错不错，把这个师傅的女儿小女孩就说成是我的女朋友了。但实际上是一张挂红领巾的小学生的照片而已，当时她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压根儿我没把她当作什么女朋友。
　　当然以后她最终成为我的女朋友，但是那是我退伍以后的事情了。可组长在当时汇报中却说是把补助的钱寄给了我的女朋友，我心中感到很委屈；而且我寄给她家的15元钱是我自己的津贴费省下来的，绝不是那补助的15元。
　　站长听了王组长汇报有这么一回事后，他在一次晚点名时就公开地向大家说：“有的人不老实，虚报情况骗取补助，把补助的钱寄去给女朋友。”
　　一个人要想进步，得要做许多好事，要做有好长时间才行，可是要坏名声只要一句话一个晚上就够了。
　　站长在晚点名时把骗取补助的事一说，一下子，使我在站里的一个各方面突出的好战士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坏战士，一个投机取巧分子。这事情大家一传，我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晚点名受站长不点名的批评以后，我也没有去向站长申辩，因为站长已经向大这样说了，我再向他说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埋怨站领导看问题偏听偏信，事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古人说“瓜地李下，不要攀鞋摘帽”。谁让我把两次事情凑在一块呢？谁让我贪小利，看人家补助，自己也去申请补助呢？你在这前后时间，寄出了同样15元，怎么还能说得清呢？
　　这事情发生已经够叫我尴尬的了，不想接着又发生一次事情。这真是屋倒又逢连夜雨，这桩事情的发生更加快了我在部队生涯的早结束。
　　这起事故的起因是因为我在业余爱好造成的。
　　这事情还得从我的爱好说起。我这个人，从小学开始就喜欢语文，后来读了一些小说就喜欢文学。我十五岁在家乡的小店里当学徒时就曾给当时《浙东农民大众》写过一遍报导，还拿来笔六元稿费。因此自小我就想长大了要当一个文学家；后来我在铁店打铁时，还订了一份文艺刊物。直到来到部队，在训练团的紧张训练中我才没有时间去顾它了。
　　但是只要有时间，我也还是看一些书，我在训练团里犯失密错误，就是因为在星期天我从当地新华书店买来两本薄薄的肃反故事书，看了后借给当地一个孩子看而犯错误的。而在我到妈祖岙观通站之后，一度为撤消处分和争取入团，我又全身心地放到工作上去了。代站长叫我学文化，我看了一些数学和物理教科书，没有再看其他书。
　　后来，由于新来的报务组长看我不怎么样，我心里就不那么舒畅。我于是从阅览室里看了一些书后，又产生了学习写作念头。我把我来观通站后自己和同志们的战斗生活和站上的紧张的战斗情况，写了一个短篇小说。
　　我以自己为模特，写这个战士来到海岛观察站后，如何迅速成长起来；写这个战士，平时怎么努力学习业务，战时又怎么能沉着应对，在一次敌机突然袭击观察站时，电台的天线被敌机炸掉时，他怎么冒着生命危险把天线很快地架起来，把报发出去，最后战胜了困难为人民立了功。当然这个主人公的名字都化掉了。这样一篇东西我寄给了《解放军文艺》，但是因为是初作，作品不成熟被退回来。
　　当退稿从北京寄回到观通站里时，站长就把它拆开来看，这一看，就露了馅。站长一看下面我的名字和这篇东西写的内容，就把我叫了去。
　　站长看我来了，把一卷东西推到我面前，很生气地对我说：“张家良，这是你写的？”
　　我看了一下是《解放军文艺》寄来信封，就明白了是自己写的退稿。我红着脸说：“是我写的。”
　　站长看着我很生气地说：“张家良，你把这份东西寄出去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看过？”
　　按当时部队规定，战士写的东西从部队寄出去，是要给部队有关领导看过的。但是我想着自己写的这个东西，一来不是写给个人的，二来感到自己写的东西不成熟，不好意思让领导看，所以当时也没给站长看过就寄出去了。现在我红着脸说不出来。
　　站长严肃地望着我说：“你倒是很会编故事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你这是撒谎！你做过这些惊险的事情了吗？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会这样编出来，你的组织能力倒很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凭空捏造呢？”
　　我听了站长说我“很会编故事，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的话我气起来，大声对站长说：“这是艺术，你懂不懂？艺术作品是可以虚构的。我不是标旁我自己，我把里面的人物名字已经化掉了，我以自己为基础加上先进事迹塑造了一个英雄，这里面的英雄就不是我了。这是小说。”
　　站长听了更生起气来，他把我的稿纸一撂，猛拍一下桌子大声地对我说：“你还有理啦——张家良，你简直狂妄到极点了！你这个人早先原来是伪装的，为了达到自己入团和撤消处分的目的，你一段时期，装作很努力的样子。我们看错了人，让你入了团，晋升为下士，还把你评为一级技术能手，现在一下子你就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站长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让我回来。
　　从此我一蹶不振，在晚点名时，不但听不到表扬我的名字，倒常常能听到旁敲侧击地批评我的话。说“有些人目无领导呀”“有些人有点进步就狂妄得了不得呀”等等的话。
　　几十年后，我再审视自己当时这个行为和与对站长说的话，我深感惭愧。我认识到自己当时所说的话是何等不应该。换哪个领导也受不了我这么说。当我退伍时档案上写有“对抗党的领导”的话，我想大概是指我这件事了。
　　直到现在我还感到自己当时何以会这样狂妄。当时我还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呢，就这样对领导说话了，如果真发表小说了，那就更不得了了。现在我认识到我这个人当年是怎么样一个人了，我受批评是应该的，这是我咎由自取。
　　但是倒霉事还不止这一件。不久我在使用一个新电键时，那个电键拍发起来没有讯号输出，我拆开来看一下，想修一下，一时也没有修好。想以后想想办法怎么把它修好，暂时放在一边。王组长发现这个电键一试不能用，组长就向站长汇报上去了，说电键是张家良弄坏的。站长在晚点名会上就那件事情又严厉地批评开了说：“有的人刚调来时装得好得不得了，什么事都很积极，可是荣誉拿到以后，就暴露了他本来面目，把设备弄坏了也不敢承认！还想隐瞒事故？你看这个人，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太不诚实了，连承认错误的一点勇气都没有！”
　　我听了后感到被人用鞭子夹着衣裳打了一顿似的痛楚。从此我更加垂头丧气了。
　　于是，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电台前两手托着头默默地发呆。
　　这天，程重喜进来与我打招呼：“我家良，你怎么啦？病啦？”
　　我摇摇头说：“没有。”
　　程重喜：“那咱们去外面走走。”
　　我还是摇摇头。
　　程重喜看看我叹一口气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