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见习报务员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由一个中队长带着，和团里的许多勤杂人员在一起，在山坡下的操场上跑步出操。中队长每天早上都带我们到闽江边上跑一趟。跑回来就到食堂吃饭。
　　来到这里虽然各方面条件较差，但是我感到比在训练团好多了。这里的饭菜也比训练团好得多。每天早上除了有稀饭外，还有白面馒头和包子；有时还吃油条和糖糕,中餐和晚餐经常有鱼蟹等海鲜。
　　相处的新报务员都是从一个中队来的，而且和我要好的几个报务员都是从家乡四明山来的。山区的人比较诚恳朴实，我和他们很合得来。在训练团时有的是一区队的，有的是二区队的，他们在训练团时都很佩服我的。
　　还有几个是山门县、宁海和苏北人。苏北人较粗犷豪迈,对我在训练团里受的那个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们说：算你运道坏，那本书小孩来还书时偏巧叫班长看见了，如果没给他看见有什么事。像那样的错误谁都可能犯，莫当他一回事！我知道，这是同志们对我的劝解和安慰，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应该吸取教训的，毕竟是我犯了纪律条令。
　　但是遗憾的是那个训练团的团小组长陈文达也来到这里。他虽然如今不当副班长了，和大家一样也当个普通的见习报务员，可是因他入团时间长，在团内资格老，团员又大都是我们这批来的新兵，老兵不是入党就已经退团了。因此依旧让他当着团小组长。想要入团仍受着他的控制。这真是冤家路狭呀！但我暗暗下决心，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决心好好工作，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先把业务学好再说。
　　这里是一面靠山，一面靠闽江的一个县城小镇，我们的观察团就是设在离镇二里路外的山边沿。离福州一百多里,老百姓们以在闽江里打鱼和种田为生。山明水秀，风光旖旎。这里的春天好像比我们家乡浙江要早来一个月，当我们在江苏省嘉定出发时，还是春寒料峭，有时还下雨下雪，每天早上起来，地面上都有一层白白的薄霜。
　　来到这里却已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仲春季节了，田里麦子已经拔节，陌头的杨柳已经发青，小鸟在树林里吱喳地歌唱。感到这里的太阳晒在身上已经有点热烘烘的了，老棉袄已经有点穿不住了。在这里的老水兵们已经穿起了水兵衫，人也感到活跃舒畅多了。
　　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闽东炮艇大队，炮艇就在他们驻地旁边的闽江上。他们有好几百个水兵，操场上有浪桥、秋千，吊环和单杠、双杠等许多运动器材。
　　当我们来到驻地的一座小山边时，赫然看到山坡上有许多烈士墓，一排有几十座。石板上用红漆写的某某烈士的名字，还很新。从石碑刻写的时间上看，这还是才两三年前，国民党反动派驻扎在马祖等岛屿的空军常到这里空袭时，驻这里的海军炮艇大队指战员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时牺牲的烈士，原来这里也是前线。
　　现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大队人马来了后，驻马祖等岛屿的国民党残部才不敢再来骚扰了。我和战友们感到来这里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光荣。
　　我来到这里，一时忘了在训练团里的懊恼，精神也舒畅多了。工作之余和晚饭后，常和几个新结识的战友四明山来的林阿利、山门县来的鲍锦妹等到操场上走走浪桥玩玩千秋，感到很开心。
　　更有趣的是离我们二里多路的高山上有一个瀑布和流泉。礼拜天，我就和四明山长大的林阿利和山门人鲍锦妹等五六个战友，挎只背包，装上换身的衬衫衬裤与肥皂毛巾，兴致勃勃地爬到那山岩陡峭林木茂盛的瀑布下山泉里来洗澡。
　　这里没有老百姓来，更没有女人来。我们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在石壁山泉下痛快地洗澡。大家边洗边说说笑笑，泼水打闹，好不快乐！
　　澡洗好了，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眺望那像一条银带似的长长的闽江，和近处码头附近“鸣鸣”地航行在闽江上的炮艇与片片的渔帆，是那么地赏心悦目。阵阵的春风吹佛着刚沐浴过的舒爽身体，更感到心旷神怡。我们高兴得唱起了家乡的民歌，唱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感到在训练团里受到的不快与懊恼，都在这里被暖和的春风吹得烟销云散了。
　　半个世纪后，回顾往事，我感到这段时间的生活是我最值得回忆中的一段。
　　正式上台工作了，我们每个报务员都分到老报务员身边跟班实习，先当见习报务员。这批老报务员大都是建国初期入伍的老兵，他们在电台上工作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们坐在老报务员身边做他们的助手。开头是给老报务员削削铅笔，递递抄报纸，递递开水。
　　我跟的是位热情和蔼的老同志，年纪比我大六七岁，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愿兵老兵，挂着上士军衔，是个和谒可亲的老同志。他已经当了六年兵，该复员了，所以带新报务员很积极。没削几天铅笔，那位老报务员就让我戴着耳机在一旁守听，教我看他在机上如何联络、如何收发报。他收报时也叫我一同抄收。
　　开头几天，我戴上那种像猪耳朵似的耳机感到又闷又难受，脑袋被夹得紧紧的，听里面的声音唏唏虚虚的；几次还有唿喇喇的震耳欲的雷鸣声，一片模糊和嘈杂之音，什么也听不清。却见老同志一会按电键，一会抄几下，有时抄几行又按一下。能从那模糊嘈杂的声音中听出他所需要的讯号来，我感到敬佩不已。
　　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严重的畏难情绪，机上工作是那么复杂和艰难，我们啥时候能独立工作呢？我们在训练团电台实习的时候，全不是那样的。两个电台一个设在城东，一个设在城西，相隔只五六里路，几乎也听不见什么干扰，讯号又响亮又清楚。
　　可这儿实际工作的电台，上级单位远的是在几千里外的北京、上海，近的和下面那些海岛观通站的电台联络，至少也有几百公里。讯号又弱声音又小，又夹杂着许多他其电台和雷电干扰，我怎么也辨别不出来对方电台发出来的讯号。
　　每当老报务员在抄收的时候，当讯号响亮清楚的时候，我也能抄得那么几组，但有许多小码听不清楚。当老报务员问我抄得怎么样时，我红着脸不敢把那才抄了几组丢三落四无头无尾的报文给他看。
　　“不要紧的。”但那位老报务员却安慰我说，“刚上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多听几次就会感到有头绪了。”他告诉我，“右手握着铅笔，左手得牢牢地抓住旋钮，轻轻地微微地在那规定的波段上左右旋转，从各种各样的干扰讯号中细心地辨听自己所要联络的讯号。找到以后就和对方联络，不要让它跑掉。然后问口令，口令对了才能与对方通报，正式工作。”
　　我就遵照老同志的教导，戴着耳机细心耐心地辨听，寻找讯号。这样，在老报务员旁边守听了几天后，果然，慢慢地我也能听辨出来了。以后在早上和晴朗的白天——天上的雷电和其他电台干扰少的情况下，我也能抄一些电报了。老报务员看我抄收的报错得不多，慢慢就叫我联络，他自己在旁监听和指导。
　　没几天我晚上也能上台独立工作了。这样，在老同志的细心帮助指导下，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半个月后，我就能完全独立工作了。老报务员起先叫我联络下面的观通站，后来又叫我与报务较多的上级台联络。
　　我在训练团里的勤学苦练没有白费，在这里充分显出了我的优势。虽然毕业时我没有被评上优秀学员，但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我业务基础好的功底，我发的电报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对方收我的报，一下子就给了我收据，很少叫重复。我想我在这里实习中是真正的优秀学员。
　　我收对方的电报时，尽管有时对方发得较快，讯号轻微，但由于我掌握了稳抄方法，等对方发完了，还能记抄三四个小码。所以对方电键停了，我还能回忆刚才听过的讯号并能正确清楚地抄下来。
　　当我独自挡机工作的时候，和我一道上电台实习的新报务员们大多数都还在给老报务员削铅笔，递开水跑龙套。
　　当许多新报务员开始单独守机值班的时候，我已经工作得相当熟练了。即使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严重的天电干扰下，在“叽叽嘎嘎”“啼啼嘟嘟”充满着各种干扰的夏天的夜晚，我也能聚精会神地收听，在众多的嘈杂的声音中寻找出对方电台的讯号，并能正确无误地把电报发出去或收过来。
　　在晚上天电（雷电）干扰的情况下抄收电报是很辛苦的，有时抄一份一百来字的电报，重复了又重复，紧张得衣服被汗水湿透，耳机的皮碗里能倒出水来。但是我一定要把电报毫无差错地抄收下来，并且边抄边记好电台日记。
　　工作了三个月后，舰队的监察电台给新报务员们寄来了很多纠察表，指出我们一些新报务员每次在电台工作中许多发错的符号和各种错漏；有的甚至于把电报发到冒充对方联络台的敌人电台上去了，而我却很少有纠察表寄来。因此几个月来，我得到了电台台长和团长在早会时的多次表扬。
　　特别是那个年轻的准尉台长对这个默默无言、工作认真细致、很少出差错、值班时能与对方及时联络、收发报正确无误的我这个新报务员印象很好。他们在到宿舍和食堂的路上看见我时总对我微笑着点点头。
　　一天早上，我在食堂吃好饭去水漕边洗碗，碰巧碰见姓平的台长——那个脸孔白净的说话带苏州口音的准尉，看见我边洗碗边叫我说：“张家良，慢点走。”
　　我好奇地在水池旁边等着他。这个台长平常很严肃的，很少和战士们说笑，我猜不透他这时叫我干什么。
　　这时只见平台长看着我和蔼地笑笑，他把他洗好的饭碗往水池的水泥台上放一放；然后摸出一块手帕来揩了揩手，从他的军官服的衣袋里摸出一把串在钥匙上的小刀来，走到我身边，把我用线缝在肩头上的那缀着一个小铁锚的方块泥子做的列兵符号割了去。
　　“台长，这……”我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有点不安起来。
　　“要给你换一换。”台长微笑着对我说，把我的方块列兵小肩章装进他的军官制服袋里走了。
　　回到宿舍时，大家发现我肩章没了问：“张家良你的肩膀上的肩章怎么丢了？”
　　“没，没，”我说，“我摘下来了，这件衣服要洗了。”我不好意思地撒了个慌，因为确实不知道台长把它割去换一换是什么意思。
　　两天后台长发给我一付有了一条黄扛的泥子新肩章。咳，原来是把我晋升了一级，把我的水兵（列兵）符号换成上等兵符号了。那块方的黑泥子做的肩章上的一条金黄色的扛，是上等兵的标致。
　　于是这个集合时总排在队前的年轻的新报务员，那肩膀章上一条金黄色的小杠，在一片还都挂着小铁锚的列兵中间显得很突出。这是集中台十几个新报务员中第一个晋升为上等兵。不用说，同志们都投以极羡慕的眼光。林阿利包锦妹等开玩笑对我说：“张家良，你好好干呵！你再两个月，就可以争取两条杠了（两条扛是下士付班级了）。”
　　“两条扛算什么，”有人说，“再过两年张家良说不定就戴大盖帽了。他在业务上是有两下子的。”
　　“没啥说的，张家良就是比我们厉害！看样子咱们是要把铁锚扛到退伍了！”
　　我谦虚地说：“嘿，弄那一条扛还不容易！到时候你们也都会挂上的。”
　　“哦，我们不想，我们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