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中国的“日本女人”

　　来到日本这么久了，可是心情总是郁闷压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发现不知道何时起，整个人的性格变了很多，好像很孤立。从前开朗快乐的我，消失了，原本有很多话想说，却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孤单寂寞全部围着我打转。
　　大家也都是这么敷衍着过，没有谁对谁是真心的，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说不出的秘密。在这个快节奏的异国公司里，仅有的17名中国女人，其中还有两名已经嫁到日本。一位是周姐，周姐也是我们镇上的，周姐因为周总的关系，十年前来到日本。我能感觉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不为外人道来的秘密。我当然也不例外，我的秘密就是要好好的、快乐的多加班挣钱，带回中国去，让孩子，父母的生活有些许改变。
　　说到周姐，其实她开始也跟我们一样在日本打工，周姐的日语很不错。或许待的时间长了，和日本人交流久了，日语水平也就跟着提高了。难怪以前培训的时候，老师就建议我们多说、多练。她让我们在日本厂里不用害羞，大胆跟日本人对话，只要我们说的话，她们能听懂，就说明我们说的是正确的。
　　而周姐她做到了，现在她日语发音，基本和日本人没什么两样的，真是让我们这么来日打工的女人们羡慕嫉妒恨。但是，好像又没有人愿意像她那样放弃已有的家庭，再嫁给一个虽说物质条件比较好，但是异国的比自己年长了许多的老男人。所以，表面的光鲜掩盖不了内心的某些失去后的遗憾。
　　她还告诉我们。开始，她也跟我们一样，日语就这么点基础，为了留在日本，她就努力挣取跟日本人多交流，晚上回家将白天学习的日语句子再脑海中回顾一遍，买了很多日语书学习。她说，其实我们都可以将日语说得跟她一样，只要我们肯用心，可是，我们却没人用心想将日语学好，都抱着只要可以跟日本人简单交流就好了。有时候想想，日语真的在于多说，只要肯说，肯和日本人交流，时间长了，相信自己的日语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
　　在工作之余，认识了现在的大她很多的日本老公。回国离了婚，嫁到了日本，现在定居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人。那时候她的独生女儿已经读初中了，曾听她说过，她想等女儿高中毕业后，带她到日本学习。
　　因为周总跟三水的社长是朋友，所以她顺其自然的成了我们工厂的翻译。因为我们工厂的中国研修生最多，估计是周总担心我们遇到麻烦，或者内部不团结，让周姐代为管理着我们。
　　还有一位是一名来自东北的女人——玲子，嫁到日本后随了老公的姓，日文名叫川石玲子。其实周姐也有自己的日文名字，常常听日本人那么喊她——美田栀子。我们只是听听，知道这个名字的主人是谁罢了。照旧喊着周姐长、周姐短。她也是我们在这家厂里的唯一可以沟通的对象，我把她看成自己的救星。
　　我是个不会阿谀奉承的实在人。虽然知道那些女人为了讨好周姐，常常围在周姐身边说长道短，但是，我不管其他女人怎样，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尽量不去招惹是非，少说话，多做事。
　　川石玲子活在我们中国女人中间，仿佛一颗失去光泽的明珠。看着玲子不快乐地眼神，我知道，她的背后会有着心酸。但是在我们中国研修生眼里，她有着高出我们许多的优越感。工资和日本人一样，每天拿着高出我们十倍的薪水，用流利的日语周旋在日本人之间，看我们的眼神中略带了些许得意。或许她的这种优越感是奠定在空虚的内心世界里，她不得不这样做，才能填平自己丢失的中国心，那是用昂贵的代价付出的。换来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籍，这也是需要偌大的勇气的，于我，是永远做不到的。
　　虽然川石玲子看我的表情是淡然的，也是因为我不喜欢在她身边奉承她，说一堆好听的话，给她听。就跟在周姐身边一样，对周姐，我也如旁人般，客气。
　　但是，很多时候，我倒是挺希望每周轮流后能去“高息台”工作（“高息台”是个腌制大白菜丝黄瓜丝拌在一起的车间，车间很大，机器环绕着整个房间。工作人员很少，一般也就三个人。一个是日本人爱美惠子，一个是中国研修生，还有一个就是川石玲子。研修生每周轮换一次，她们两个就固定在这里。“高息台”有个小阁楼，我们研修生负责在阁楼上往菜槽里撒菜。有时间还得到阁楼下的液体缸里，往塑料筐里扒菜，再经过电梯送到阁楼上）。
　　因为在那里有川石玲子，不管怎样，在我们无法和日本人交流的时候，请她做个翻译还是勉强可以的。
　　虽然，很多时候，她的语气很不好，我也只能委曲求全，权当是她心情不好了，对她一笑而过。对她说些违心“非常感谢，有你真好”之类违心的话。
　　好在，她听了之后，态度还是会缓和一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希望长期在这里做下去，不要到其他车间或岗位去了，希望自己顺利地在日本平安度过一年。
　　一次饭后和川石玲子聊天，她毫不避讳的告诉我，她现在的老公比她大很多。她的祖籍是东北农村，来日本打工期间，学习了日语，便萌发了留在日本的念头。也听其他中国女人们在背后议论，她嫁到日本的目的，只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反正在国内婚姻也不幸福，不如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孩子。其他没什么，至少孩子的日文得到了奠定。
　　为了嫁给日本老头，她将整个脸都整容了；而且，她没有周姐幸运，日本老头从来不给她生活费，她和孩子的支出全是她打工挣的钱，她跟日本老头的婚姻徒有虚名。我觉得她这样活着真的不容易。
　　或许每个人的想法和人生观不同。她真是个伟大的母亲，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来实现孩子将来的美好生活。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所有来日打工的女人们没法做到的，至少我做不到。何况也没有人能将目光放得这么长远。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过着别人都羡慕的，而自己并不快乐的，日本人的生活。
　　记得一次，我们几个中国人在一起聊天，聊到兴奋的时候，大家都控制不住“哈哈”大笑。只有她捂着嘴巴，不敢张大嘴巴大笑。后来我们问她：“难道我们说的事情不好笑？”她解释说：“不是的，只是，她的下巴整过的，不能毫无顾忌的笑。”我们听了，心里挺佩服她的。还记得有一个冬天，她好像感冒了，整天流着鼻涕，纸巾不离口袋。那次，吃午饭的时候，她的纸巾放车间里了，她就跟我们借。可是我们中间还真没人带纸巾了，就有人提议她，让她捏到鼻子里的鼻涕，她笑笑说：“不行，鼻子也整了，不能用力的。”“哎呀，我的妈呀，嫁到日本也真不容易啊。”我在心里暗暗佩服着她。
　　后来听别人说，她只要回国一次，都会在上海下飞机后，找家美容院，对自己的脸部护理一番。而且，她的整容手术也是在国内做的，因为，相对而言，国内的整容费用比日本便宜了许多。
　　我们十几个人，整天吃饭，工作都在一起。比家人一起的时间还长。（每期生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省，市（同一个国度），但是我们没有同一条心，过着互相排挤，互相勾心斗角的生活。仿佛我们来自不同的星球，不来个世界大战，不知道和平怎么写。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谁和谁吵架了，谁和谁为了某台机器闹得不愉快，只是因了有周姐在，大家都只是“地下活动”，没有大张旗鼓，跟在国内似的那么嚣张。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什么好争的，就是做得再好，一年期满了，还是要回国。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再好，有什么用呢。难道奢望能留下来继续工作，那可能性真是比登天还难。
　　有时候真的羡慕，那个嫁到日本的女人——川石玲子。至于周姐就没什么好羡慕的了，她是托了周总的福呢，才有了后面的话题。而川石玲子，现在的生活全是她自己努力得到的。
　　她的日语好，可以很自由的和日本人聊天。虽然有时候，可以从日本人的眼里看到对她的藐视，但是，她不用跟我们一起过着勾心斗角的日子，可以好好的坦然的做自己。下班后，回家跟孩子相互拥抱着、取暖，生活孤单却平静。而我们，整天活在明争暗斗中，把人都折磨得变了形。
　　在这个国人的圈子里，我的心情一直很差。一次，我拨通国内一个好朋友的电话，听着她那熟悉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堆积在我心里已久的泪腺终于爆发了。我哭，我狠狠地哭，我抽泣着听完他的安慰，心里舒服了很多。我真是太需要找人倾述了，而所有的不快乐只能自己扛着。因为这条路是我选的，我一定要坚强走下去。在这里哭着生活，笑着回国。让家人看到我光鲜的一面。那个将眼泪藏在笑容背后的人只能是我。
　　曾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哭是对女人最好的一种释放，哭过以后，甩甩头，明天又是一个晴天。”其实，玲子，和周姐在她们心里应该也有自己的苦吧。只是每个人心里的苦不同而已，我们只有学会忘记，学会面对，才能看到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