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

　　周聪的话表面上看是在与我和解，可实际上给我感觉是他怕了。无论是从行为上看，还是从心理上看，抑或是从道德底线上看，他都怕了，不然他也不可能跟我讲关于胡子的那番话。我的胡子就如同官逼民反的事情闹大之后的中下层小领导，全都当了背锅侠，替死鬼。然而这侠，这鬼，都他妈是什么侠，又都他妈是什么鬼。
　　这么一来，我就更睡不着觉了。是喜悦导致的吗？当然不是，刮掉尊严企图上班挣钱的我，还哪里还敢有奢望喜悦的心情呢，纵然从明天开始上了班，挣了钱，面对光秃秃的脸，也骤把喜悦当悲戚啦。
　　再度抽起烟来，母亲的电话随着烟气袅袅飘了过来了。
　　“什么情况，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我说。
　　“还能有什么情况，问问你在苏州那边怎么样呗，宝贝儿子。”母亲笑说。
　　“还行，挺好的。”我说。
　　“到底是还行呢？还是挺好呢？”母亲话里有话地问。
　　“有什么区别吗？”我说。
　　“有没有区别你心里面最清楚。别瞒你妈，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你瞒不了我。”母亲深情地说。
　　“怎么说呢，到现在还没上班呢。”我知瞒她不住，索性照实说了。
　　“为什么？”母亲问。
　　“面试通不过呗。”我说。
　　“面试通不过……胖的原因吧。”母亲说。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中介的还跟我说跟我留胡子有关。”我怅然若失地说。
　　胖这个原因我能虚心承认，并坦然接受，但胡子的原因却无法令我虚心承认，并坦然接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尊严的佐证，同时也是作为男人本该具备的外形上的特征，就跟女人有着丰满的双胸是一个道理。不想，已然被如今这个崇尚不男不女的怪诞时代给淘汰了，作为以净为美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物种的毛发都被剃得干干净净，就连作为家庭一员的宠物狗都热衷剃毛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可你就是不听。”母亲责备说，“现在好了吧，知道胡子影响面试了吧。”
　　“知道了。”我极不情愿地说，“服了，我是真的服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母亲问。
　　“还能怎么办，刮了呗。”我淡淡地说。
　　“刮了吗？”母亲问。
　　“刮了，刚才洗澡的时候刮的。”我说。
　　“来，发个照片我看看，刮完之后是什么效果。”母亲迫切地催促着。
　　“哎哟，能有什么效果，你又不是没看过。”我不耐烦地说。
　　“我啥时候看过了？真能扯淡。”母亲笑骂说。
　　“我之前没胡子的时候，你敢说你没看过！”我说。
　　“你之前没胡子的时候……好你个臭小子，你那时候才多大呀，还不到十五岁呢，你十五岁之后就长胡子了，你就再没刮过。不行，说什么我都得看看，赶紧的，发照片！”母亲说。
　　虽然隔着手机，但我还是能想象到母亲的脸色。我可以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顶嘴，甚至动手猛打，但只有一个人别说动手猛打了，连顶嘴都得掂量掂量，适可而止，这个人就是我家老太太，我妈。
　　哎，没办法，既然老太太想看，索性拍个自拍给她发过去得了。结果还是被我家老太太骂了一通儿，训斥我自拍的时候能不能别抽烟，烟气都快挡住半边脸了。我无可奈何，只能再拍一张，就差立正站好了。这回母亲瞧着，开心极了。
　　“嗯，刮掉胡子多干净，多好看啊。”母亲赞道。
　　“我什么模样我心里面清楚，用不着你恭维我。”我冷冷地说。
　　“你这孩子，当妈的夸奖自己儿子两句有错吗。你呀，就是脑筋太死了，听妈跟你说啊，你完全可以等面试成功了之后再把胡子留起来呀，胡子又不是眉毛，刮了之后就不长了。到那个时候你都正常上班了，谁还会管你留不留胡子呢。当然了，如果公司真的要求员工不留胡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管得没那么严，留着就留着呗，又不影响工作，你说呢。”母亲语重心长、条分缕析说。
　　“咦，还别说，你这话蛮有道理的嘛。”我惊呼，并讪讪一笑。
　　“废话！你妈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母亲冷冷地说。
　　“那是，那是，主要是你太能吃盐啦。我呢，又属实太懒啦。”我打趣说。
　　“你小子，就跟我俩贫吧。”母亲哼声责备说。
　　后来我跟母亲又聊起了家乡那边的状况，不是政策、建设、规划，那东西小老百姓没权利过问，家乡二字，突出家字就行。关于父亲的状况母亲都懒得跟我浪费唇舌了，她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晓得父亲是个彻头彻尾无药可救之人，他的想法，他的心态，他的境界，比我还不适合这个崭新的时代，纯粹就是极端共产主义的余孽。他最渴望的就是大锅饭式的共产，其实笨理儿合计，这种共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存在的。他不喜欢攀比，因为没资格与人家攀比，他恨那些比他挣得多，比他过得好的人，而且还为此满肚子火气。他讲不出人心不古的话来，但是每每粗言秽语间所要表达的无非是些人心不古、为富不仁的偏见。人心不古哪里错了？人心都随了古，人类社会又该如何发展。为富不仁又哪里错了？富人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积攒这么多钱，不为自己享受，难道是为了极端共产主义做贡献？开什么玩笑，极端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可以说是个人实力，个人魅力，个人能力的完美体现；但极端共产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有碍发展，连同进步的心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没有人愿意做费力不得好的事，除非有病。
　　撇开父亲的怪异思想，怪异言论不谈，母亲在沈抚交界处（按位置论地属沈阳）的买卖不仅干起来了，而且效益非常好，虽然比不上那些动辄成百上千万的高收入富豪，作为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所开之小面食店，平均每天都能有一二百块钱的进账也算不错了，毕竟才干不几天，毕竟就母亲和她那个偶尔去帮忙的妹妹两个人忙活。要知道，赶上现在这个行情，多少私人酒店、饭店赔的老板都快到当铺当裤衩子了。
　　“那真挺好。”我说。
　　“我多么希望你也能回来跟我一起干。你看看，一天就打二百块钱进账，一个月下来就是六千块，不比你背井离乡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嘛。再有一点，在家做买卖咱们自己是老板，想多干就多干，想少干就少干，不干就不干，想歇会儿就歇会儿，多自由啊。你给人家打工行吗，不累你个腰酸腿颤，满头大汗，那帮领导能放过你吗？信妈妈的话，实在不行，咱就回来吧，啊，儿子。”母亲不死心地再一次开始规劝，并企图说服我。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都已经出来好几天了，再者我怎么也得明天去印证一下周聪究竟有没有拿我的事上心对待，还是说秉承着能拖且拖的官感。倘真明天还是不行，我就得启动法律求助这条路了。
　　我也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讲给母亲听。母亲也认为我说的有一定道理，都花了将近一千快了，不能就这么一事无成打了水漂啊，该争取的势必得争取；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走法律这条路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母子俩的态度是一致的。
　　还有，除了走法律程序之外，我也想过如果明天真的不行就报警，声称自己被无良中介公司给骗了，现在连吃喝住都成了问题，万般无奈、逼不得已之下，也只能求助于警察叔叔了。不是说有事找警察叔叔嘛，连饭都吃不上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一个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我不想选择这条近乎于放赖的路，无奈实在别无他路可寻，也只能不顾脸面，放下狗屁不是的身段，卑微地做一个乞求者了。
　　当然，我也跟母亲商量过了，母亲认为如果我还是不想回家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网上找其它工作。毕竟人都到了苏州，在当地找工作总好过路程太远，车时太长，起码各家公司都可以看看瞧瞧，免得与招工信息上写的出入甚大。
　　其实我能明白母亲的本意，除了说服我回家继承她老人家的面点手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母亲的年纪也不小了，近六十岁了，她不想再看到儿子整天在外面飘荡；她更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寻求某种生活上的特殊，心理上的刺激，搞得像家破了似的。
　　岁月已然磨平了人类性格上的棱角，连同自以为与众不同的精气神也一并磨平了。
　　母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曾经的她是怎样的性格，是恨不得将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踩在脚下，没一方水都捧在手心里的人。不是说她在权力方面有多么大的野心，而是说她在自由方面有足够大的野心。
　　再看看现在的她，也跟那些经常跳广场舞，经常打打小牌，经常闲逛市场，经常闲话家常琐碎的妇女们一样，并对这类事情乐此不疲，好像这种生活才是最好、最舒服、最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