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环境，新工作

　　为了带饭去厂里吃，我们必须提前做好饭、炒好菜，放冰箱里，早上装饭盒里带走。
　　但是宿舍里只有两个电饭煲，四个人，就必须有人早起先烧好了，盛起来，腾出电饭煲才行，另一个人才可以烧。昨晚太累了，我早早睡觉了。孔兰，张伶俐在厨房忙碌着，准备第二天要带的饭菜。
　　第二天我和秀丽早早起床。我用电饭锅煮饭，她用煤气灶炒菜。在家很少做饭的我，看看从家里带来的干菜，真不知道这第一顿饭该带上什么菜。等饭煮好后，我也不打算炒菜了。因为害怕自己炒的第一顿菜会被人笑话，导致影响了第一天上班的心情，将就着抓了几块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放在饭盒里。
　　其实我真的很少自己做饭。小时候在家里，奶奶什么都做好了，放学后就是现成的饭菜等着我。出了校门，踏入社会，便开始了工厂里的工作餐。几十年过去了，我的那点厨艺却没有丝毫进展，因为跟厨房搭不上边。结婚后，常年累月的十二小时工作制，让我不得不还是以工作餐为主。即使有下厨的机会，我也总是纵容自己，我需要休息。或许真是应了那句古语“会做的人，有得做；不会做的人，没事做”。
　　我们洗刷完毕，她们两个也起床了，等我们收拾好了，一起出发了。呼吸着日本的空气，看着日本蔚蓝的天空，看着周围新鲜的环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日本的名宅前后都种着各种树木花草，并且树木都被修剪得奇形怪状的。让我的眼球不得不四处转动。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栋房屋，都是一片新天地。时而会有日本人经过，看上去应该是附近的居民。她们看到我们后，主动友好的打着招呼：“你们好。”我们也开心地回应着。顿时，藏在我心中的那些阴影开始散去：原来日本人也有热情善良的呢。
　　来到工厂，周姐已经到了，她首先介绍了日本管理人员荒井给我们认识。不仅因为荒井是车间主管，更主要的是他略懂中文，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中文交流。周姐让我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在找不到她或她不在的情况下，直接找荒井。
　　荒井大约四十岁左右，是个胖胖的、个头不高，但笑容可掬的秃顶男人。他的笑容里给人一种亲切感，让我觉得他真不像日本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传说中凶残的目光。
　　“你们好。”荒井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一一跟他打了招呼，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进了许多。荒井告诉我们，他女儿正在学中文，所以他也跟着学了不少，没想到现在正好用上了；他还说，以后要跟我们多学习中文。我们看他很认真的样子，连连说：“好的，以后工作中请多多关照。”
　　周姐带我们，到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领工作服和雨鞋，并告诉我们，以后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好工作服，穿上雨鞋，带上口罩和帽子，必须经过除尘室，才能进入车间。我认真地急着周姐说的每一句话。虽然很不喜欢戴口罩，但是既然来到这里，所有的不适应都必须克服着，相信在这一年里，我会顺利过完。用辛苦劳动换回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回国后，至少能一时挺起胸脯走路，亮着嗓子说话了。
　　工作服是前面的研修生穿旧的。有些衣服上全是脏渍，挑来挑去也没一件完全干净的。无奈，我只能拿了件算是看得过去的工作服，套在了身上；还有帽子，就是那种小时候我在加工厂看到的碾米工人戴的，套在头上，将脸和鼻子全遮住了，剩下两只眼睛露在外面。看着她们的穿戴，我真的想笑，跟电视里的日本人没有两样了。
　　雨鞋，我也是很多年不穿了。自从家乡村村通了水泥路后，雨鞋基本就被藏在了鞋柜的角落里了。
　　等我们穿带整齐了，她又带我们去了二楼的食堂，此时这里已经有很多日本人聚集在这里了。他们和我们的穿戴一样，不过，几乎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女性占了一大半。有几位老人还在抽烟，谈笑着露出被烟熏黄了的牙齿，也有两三个年轻的小伙子，和小姑娘。餐厅的前面左边有台偌大的消毒柜，右边是一台蒸饭机和饮水器，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台四十寸的液晶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日本的一项体育运动——相扑。两个身材胖成球的男子，身着勒出肥肉的汗衫，短裤，叉着胳膊准备相互撕扯，看谁能绊倒对方。那架势像两只好斗的公鸡。
　　周姐说：“每天早会就在这里开，你们是新人，等一下，荒井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的到来。在这里你们算是中国研修生中的第八期生了。他讲完后，你们要轮流到前面去自我介绍一下。”
　　“好紧张哦，害怕说不好呢。”张伶俐说。其实我跟她有同样的担忧，紧张自己说错话，紧张自己说的日语日本人听不懂。除了紧张就是恐慌。虽然努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但是心脏却不听指挥了，不停地跳，加速跳。
　　“没关系的，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不是日语考试了嘛，简单介绍下自己就好了。比如：大家好，我叫xxx，来自哪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就好了，我相信你们都会说的吧？”周姐又简单的跟我们模仿了一遍。我们知道，这时候，不会也得会了，紧张反而会更乱。
　　周姐刚跟我们讲完后，就看到荒井关了电视，跟大家鞠了一躬，说了声：“早上好。”接着他不知道对大家讲了些什么后，周围响起了一片掌声。我们也看到许多目光瞬间投向了我们。
　　周姐告诉我们可以到前面介绍自己了。谁先去，我们四个人相互看着、推搡着，都没有勇气上台。
　　“我去。”我自告奋勇站起来。我知道，第一和最后已经没有区别了，介绍自己也是给自己一个练习日语的机会吧。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心里不断地安慰着自己没关系。周姐刚才说的那几句日语，在耳边响起，心里默念了一遍。在日本人的期待眼神中，我走上前去。
　　站在近一百日本人的面前，腿开始哆嗦，声音有点发颤：“大家好，我叫恬恬，来自中国……”好不容易，结结巴巴地讲完最后一句“请大家多多关照”，紧紧握着的手心里全是汗。我仿佛在背着一段文章般，将自己介绍完，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脑海中竟然是一片空白。庆幸的是我没忘记最后给大家鞠了一个躬。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匆匆走进了人群。
　　我们四人介绍完后，荒井大概和大家安排着今天的工作，我只听到几个简单的词语：“工作，努力，研修生……”其他内容，后来也都是听周姐，翻译了告诉我们。
　　散会后，日本人也都去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随着周姐去车间。周姐告诉我们，每个人所在机台上的中国研修生的名字，让我们用心跟她们学；并叮嘱我们说：“日本人喜欢做事情勤快的人。”其实，我知道，在哪里打工都是这样的，眼疾手快总是很受欢迎。这点，我很自信，我不是个偷懒的人呢。
　　这是家食品加工厂，对卫生的要求很严格。如周姐所说，每进入一道门，必须洗手，经过除菌门五分钟的杀毒，才能进入车间。口罩那是必须要带的，并且要将鼻子盖住。从不习惯带口罩的我，刚开始，总觉得透不过气来，在没人的情况下，会偷偷地将口罩拉下，透气。
　　以后的一次，被周姐看到了，她告诉我，不可以这样的，被日本看到会被骂的。无奈，我必须慢慢习惯带口罩的日子了。还有几个人也跟我一样，总是偷偷地将口罩移到鼻子下方。周姐带我们完成一系列的前期工作，来到车间。
　　将我们四人每台机器上分了一个，好在每台机器上已经有一个或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六期生，一个是七期生，我们的到来，就是换六期生回国。现在她们是这里的老大，（除了日本人），她们负责教我们，等教会我们后，很快就会回国了。听说，还有两个月。
　　车间的每台机器上都贴有编号。这台机器上贴着4号机，教我的是个临县女人，猴瘦猴瘦，个子不高，但是看上去挺拽，看人的眼光总是往上。周姐告诉我，她叫唐素琴，是七期生，比我们早来两个月，是今年七月份刚到的。我们几批研修生中，最年长的一位。虽然我能感觉出她对我的不屑，但为了今后的工作能顺利进行，我不得不对她笑了一下，主动跟她打招呼:“你好。”
　　可是她看到我，没有一点遇到家乡人的热情，目光中透出一股冷淡。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好好学。”然后，自顾自地做着事情。
　　我看到机器上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也冲我微笑，我也对他笑笑。但觉得小男孩有点异样，一副藏在眼镜后的眼睛显得不灵光，也没多想。
　　“你就称秤吧，每个杯子里装50kg。”唐素琴对我说着，脸上始终没个笑容。我知道，我遇到个死板女人了，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她会不会对我好点了。也不知道，这台机器上的日本人怎样？我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老太婆，她正在电脑调试机器，老太婆看似特精明。我按照唐素琴说的开始套上一次性皮手套，往塑料杯里抓菜，称秤。
　　在4号机的这几天里，每天除了称秤，就是让我去冰库拉冷冻的液体（用来腌制咸菜的卤子）。本来空的大铁缸就重，加上满满液体也得有几百公斤。平时在家很少做体力劳动的我，这几天的锻炼也是累瘫了我，每天下班，胳膊都疼得抬不起来。
　　这里主要有两个大车间，用于机器包装食品。一个小车间用来手工包装。一般我们都是早上到小车间工作，等日本人九点上班后，去大车间工作。日本人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制，所以，我们最早进车间，最晚离开车间。
　　
　　我们部分人在小车间工作的八点半，必须要去大车间做工作前准备，将今天生产的咸菜液体（卤子从冷库里拉出）。每次进冷库拉液体，必须动作迅速，找到相应的液体，要赶紧拉出来，否则，会冻僵的。还必须注意车间看板上，每天更新的工作内容。就是今天机器上会包装什么咸菜，然后拉出的卤子一定得对应，不能有错误。我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也尽量避免去冷库，害怕出错。但不得不去的时候，总是将液体的日文名看了有看，到了冷库也是，尽量不看错液体名。
　　液体是装在一只不锈钢的大缸里，缸很大很重，如果是满缸，一个瘦点的人估计真拉不动。每次我拉缸的时候，总是想到家里农忙的时候，那时候也没现在这么累呢，至少活没这么重，还是跟家人一起做事。而这里，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独立完成。不懂的时候，想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幸好，这几天，这台机器的日本“おばさん”（阿姨）知道我们是新人，对产品还不熟悉，所以在冷库拉液体的时间经常会派人或者自己跟着一起去。
　　而且这种拉液体的活，不是吃力就讨好的事情。第一：要注意机器上的快要用完的时候，提前十分钟拉出来，早了不行，晚了会供应不上。机器必须停下来等，日本人看到机器停了，就会过来问原因。如果是因为液体供给不及时，我们便会听到叽里咕噜地一窜日语。
　　虽然听不懂，但是可以从日本人的表情看出她的不悦。所以称秤的同时，必须做到眼捷手快，少说话，才能不被批评。这里的批评不光是日本人了，还有在我前面来的七期生。如果她们性格随和一些，说白了就是遇到好的师傅，那学习也容易些，而且少受了不少气；否则，这一天的日子都在灰暗中度过。
　　因为六期生只有五个人，七期生七个人，而我们八期生只有四个人。厂里的岗位差不多有十个，所以不可能每个岗位，研修生人员分配得很均匀。也就是有些机器上只能有一个师傅，一个徒弟。
　　所以，我的运气不好，在4号机，就遇到一个整天吊着脸的七期生女人。幸好，我初来咋到，她也不能指挥我什么事。所以犯错误的几率就下降了不少，做什么事情，我都跟在她身后。尽管很不轻易看她的脸色，但是为了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去，我送给自己一个字“忍”。
　　后来听说，这是一家专门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福利机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人员，招年轻的中国工人就是重活、脏活的主。
　　很多时候，唐素琴都摆着师傅的架子，不理睬我。怎么办？我不能傻愣着，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和日本老太婆打招呼。虽然，我知道我的日语水平还不足以能完整地和日本人交流，但是我还是决定试试，假如她能听懂我说的日语，那就给我跟日本人交流的信心。
　　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
　　“你好。”没想到日本老太婆笑着回答我。本来我想继续问下面的问题，可是却想不起来“我该干什么？”日语怎么说？就听到唐素琴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说着什么，反正那眼神是翻着看天上的。工作中常听唐素琴喊日本老太婆“おばさん”（阿姨），我也跟着这么喊着。后来知道4号机老太婆叫渡边英子。
　　记得日语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日本是个重礼节的国家，称呼跟父母辈年纪相仿的女性为阿姨，男性为叔叔。基本称谓跟国内差不多。
　　我小心翼翼地在三水食品，顺利工作了一天。每一刻，我都用心地记下见过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说过的日语，每一个日本人，想尽快熟悉这里的工作程序和环境。听说下一周就要去新的岗位了，在这里刚熟悉点，又要走，心里真是忐忑。不知道那里的研修生是个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