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说说笑笑间，宿舍的氛围被烘托渲染得非常和谐欢乐，就连打算离开这里的徐涛都觉得在这样的宿舍环境下生活定然幸福无比。但他还是得走，正如他自己说的，父母也好，姐姐也好，都不忍心见到他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当然了，此环境非彼环境，那是把我们哥几个排除在外的，令人窒息的，偶尔看到或嗅到便会感觉恶心呕吐的糟糕环境。
　　我很清楚，徐涛跟他的父母，姐姐讲的关于这里的环境想必也是有些糟糕的才对，不然他的父母，姐姐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应。像火药遇到了明火，像海水遇到暴风，像正在开会念稿的领导遇到突然赶到会场的握着他种种劣迹把柄的含笑瞧着他的不速之客那样。当然啦，我的比喻可能不够精准恰当，但是我敢断定，徐涛跟家里人讲的关于这里的环境一定是他作为少爷曾经不习惯的环境，真若想要继续适应，回复家人一个“好”字也就是了，没必要诉苦，更加没必要摆出一副极其坚忍的样子来。
　　我与向山高合起伙来欺负张子暄的娱乐项目因为徐涛整理行李的举动而不得不告一段落。
　　“真要走啊？”张子暄问。
　　“是啊，爸妈和姐姐都不放心我，他们又是给我打电话，又是给我发微信的，死活不让我留在这儿，要不让我回家，要不让我投奔姐姐去。”徐涛纠结地说，还真诚地把手机微信上跟姐姐的聊天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些。
　　我们自然不便细看其中对话。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于小波问。
　　“我……我不知道。”徐涛毫并无见地说。
　　“这是什么话！”江劲宏说。
　　“我的意思是想说，我跟你们呆在一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但是呢，姐姐说得也没有错，我去北京，我们俩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而且那边的工作也要比这边轻松些，一天才干八个小时，至于生活环境嘛，这边更是比不了的。”徐涛说。
　　“可北京那边疫情到现在还没解除呢。我听还在北京的朋友跟我说现在打算去那边还要隔离十四天才行。”我说。
　　“隔离就隔离呗，那好办，找个地方挺着呗。”徐涛说。
　　“隔离得自己花钱。”张子暄说。
　　“花钱就花钱呗，既然打算去，就别想那么多啦。”顿了一顿，徐涛又说，“来这边其实也没少花钱。”并不住叹气。
　　我晓得这是他的心声，而这心声又何尝不是我们几个共同的心声呢。现在这个时代，到哪儿不花钱呢，哪怕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不坐轮船，不坐汽车，一步一个脚印走着去，它也是要花钱的。
　　“这么说来，你是下定决心了？”于小波问。
　　“对呀，下定决心了。不瞒你们说，我连火车票都买好了。”徐涛说。
　　“什么时候走？”张子暄问。
　　“马上。”徐涛说。
　　“马上？这么快吗？好突然啊。”张子暄说。
　　“姐姐着急，说什么也要让我尽快离开这里。”徐涛说。
　　“那就去吧。”我说。
　　“可这么一来，你在这边花的钱就都打水漂啦，中介那帮王八蛋是不会给你一分钱补偿的。”张子暄说。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决定要走，还在乎花多少钱干什么。”徐涛说。
　　“就是，要不说你小子我也是服服的，动不动就提钱，动不动就提钱。照你的意思，还得在这儿上一个月班，先干十天让中介把住宿费和车票钱报了，月末再让中介把返金三千块钱拿出来，自己还得挣足一个月的工资是不。”于小波说。
　　“那对呗，我就是这么想的。”张子暄说。
　　“你是你，他是他，能一样吗。”于小波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张子暄说。
　　“有时候我跟你简直就没法沟通。”于小波气道。
　　“谢谢你们，跟你们相处真的太开心了。我呢，别的也不说了，走了。”
　　徐涛收拾完行李，只有背在双肩的行李包，以及手上拿着的断不能忘的手机，再无它物，向我们挨个挥挥手，转身便走。
　　“送送你吧。”
　　我、于小波、张子暄、向山高，我们都下个床，起身来到徐涛身后。
　　“不用啦，我自己走就行啦，我已经叫了滴滴，一会儿车就来啦，你们该休息休息吧。”徐涛转过身来冲我们说。
　　“等会儿，涛子，你的被子还没收拾呢。”江劲宏忽然说道。
　　“那床被子我就不要了，给你们留着用吧。”徐涛说。
　　“那多不好意思啊。”江劲宏说。
　　“没事儿。”
　　撂下这句话，徐涛走了，这一间能够容纳八个人的隔离室瞬间就少了一个人。
　　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无语。虽然我们嘴上什么也没说，但我们在心里面还是理解并祝福徐涛的。祝福很好解释，理解其实也很好解释，人各有志，天涯无垠，路有千条，舒心一归；他选择一条他认为最好最佳的路，本属人之常情，换作是我也一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还要死守在这犄角旮旯呢？更何况这地方本来环境就不好，别说徐涛这个刚刚离开家投身社会的人了，就连我这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家伙，也觉得这里的环境根本不符合南京作为省会的标准，徐涛自然憎意更甚。
　　苏州也好，南京也好，包括北京也一样，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这类大都市的种种好，无论是从新闻上看到的诸多航拍图片，又是高楼大厦，又是绝美风景的，还是道听途说城市建设之干净整洁，恢宏气派；可当你作为一个身份卑微的人初来乍到于这座城市里，只能在这座城市里的贫民窟或城边或角落工作生活时，你就会猛然发现新闻上讲的简直就是童话故事，道听途说的东西更像是宣传标语。真正用你的眼睛看到的，用你的鼻子嗅到的，用你的嘴巴尝到的，跟用你耳朵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恰如我的一个朋友调侃的那样，“我以为北京跟家乡比起来大不相同，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北京人也骑自行车上下班，原来北京人也有捡破烂、捡垃圾的，原来北京人也有要饭的”。当然了，干这几样事的究竟是不是真的老北京人，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只不过他们身处在北京，就被恒定的惯性思维认定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了。
　　除开北京，苏州也好，南京也罢，不都一样嘛。也有许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也有许多到处捡破烂，捡垃圾的，也有许多晴天万里无云到处乞讨要饭，乌云密布遮天跑到桥下或找个地方安顿休息的要饭的。
　　全中国，不，全世界都一样，一座城市是否富有不应该统计在这座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年收入百千万以上的富人，而是应该统计在这座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年收入不足两三万的穷人。可怜并可恨的是，大多数的专家统计的往往是总量，百千万以上的和两三万以下的统一被称作居民，然后再平均分配，得出的数字足以令他们欣慰——原来我们这座城市非常富有，居民们的收入相当可观。
　　收入如此，环境也是如此，把一座城市的所有社区，所有街道，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按照市政府大楼附近的住宅小区的标准衡量，量来量去，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他们欢呼雀跃——原来我们这座城市非常干净整洁。
　　可实际上呢？难道我们哥几个现在住的地方不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吗？还是说我们连被称作人的资格都丧失掉了？又或者专家们并没有把我们这些异地打工者统计在南京这座城市里。而在遥远的家乡故地，也没有把我们统计在家乡那座城市里，我们如同《死魂灵》里的那一批批被掩埋在土地里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的死魂灵一样占着数额，却又不算数额。
　　徐涛的离开，的的确确令我们剩下来的哥几个感伤了好一阵子，但时间并不长，因为生活仍在继续；而且我们也都明白人走茶凉的道理，短暂的友谊很难禁得起长时间分离的捶打，捶着捶着，打着打着，就变样了。纵有电话，纵有微信，纵有ＱＱ，也不能再像整天同吃同住同行那般亲密无间了。
　　“行了，这下可好了，我终于可以换到下铺去了。”于小波笑呵呵地说，他的床铺正好在徐涛上面。
　　“你换到下铺可以，但是被子我得要。”江劲宏说。
　　“给你，给你，我又不跟你抢。”于小波说。
　　江劲宏赶紧拿走徐涛留下的那床被，并说：“我就要这个被，一个被太薄了，起码得两个一起盖着才舒服。”
　　“行，那褥子留给我。”说着，于小波扯下床单和枕头，将他那一床铺盖直接铺在那张褥子上。边铺还边说，“还有一个枕头，一个床单，你们谁要？”
　　我见无人应答，便说，“床单我不要，把枕头给我吧，这枕头太矮了。”
　　我拿过枕头，垫在另一个枕头上，呵，感觉比之前舒服多了。所谓高枕无忧嘛，枕头这东西还是垫高点儿好。
　　“你不说你脑袋大，重量沉。”张子暄冷冷地揶揄我说。
　　“向山高兄弟……”
　　没等我把话说完，向山高会意地爬上张子暄的床，没有爬到上铺去，只是跟张子暄脸对着脸，露出微微怪笑。
　　“我错了，我嘴欠，我……我是哑巴。”张子暄一边说着，一边缓缓拽着薄被将脑袋蒙住。
　　“你说你贱不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偏要装逼，说两句，然后又害怕了，认错了，那你说它干嘛呢。”于小波说。
　　“就像你说的，他是真贱。”我说。
　　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把徐涛那套被褥瓜分了，连最后那一张床单都被人分走了。我们之间的话题也从徐涛的离开转移到了各自的工作经历，社会生涯上。初识的朋友，总得聊点儿自己的过往才更容易融入集体中来。
　　特别是在我洗完澡之后，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聊起天来也是神清气爽的。而让我感到神清气爽的不是别的，而是供应热水的时间不早不晚，刚刚好，很准时。下白班急急忙忙回到宿舍的员工们还没等上楼呢，我就开始冲上了，等他们进了洗澡堂，我都已经洗完了。看着他们进来之后脱背心，拽裤衩的，我都甩着手巾大摇大摆回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