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3节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季度，广告、发行形势都不令人乐观。韦从决定召开一季度经营工作分析会，总结前段情况。邹利克非常理解韦从的想法，他说，今年一季度广告与发行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但通过大家的努力，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广告同比基本与去年持平，发行与去年相比，略有上升。印刷收款比去年略有下降。几个子报发展不平衡，时代快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今年形势开始有了好转。青年周报经营状况比较好，由于定位准确，受读者喜欢，报纸发行方面占有比较大的优势。
　　余则先接着他的话说：一季度1、2月份形势较好，3月份差一些。不过3月下旬比中、上旬要好。房租3月份收款较好，达60多万。外报的收款要差些，另有一些小报欠款也未收回。成本方面，今年大楼维护费用较高，增幅较大。时代快报发行量下降，印刷成本却比去年上升。发行方面，零售急剧上升，但收入却下降了，请发行公司回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余则先继续说：作为财务主管，为执行好集团党委的决定，我提出如下要求：要千方百计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如此方能渡过难关。现在是集团了，这么多人要吃饭，光每月的工资就要八百多万，还有运作费用、成本，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党委内部我不讲漂亮话，实在地说，一季度与去年同期比，收入下降了将近一千万。同志们啦，要有危急感啊！余则先警示说。
　　汪同也讲了一通广告收入下降的情况。他说，3月份收入450万元，低于去年同期，但我认为仍是一个胜利，因1月份只有308万元，2月份258万元。1~2月份比去年同期少近90万元。3月份下降，原因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一是江南早报烂价，把好多客户抢过去了。二是省工商、卫生、药政明令禁止刊登医疗、药品广告。目前正清查违规广告，使得我们在这一块损失惨重。这一个月医药广告几乎颗粒无收。内因：祸起萧墙，我们的几个子公司互相挤兑，自毁长城。广告基本以五折出手，有时甚至四折三折，把价格搞得非常乱，使我们无法按常规执行。外地广告下降幅度也很大。种种原因导致今年效益差，难哪！汪同说着，叹了一口气：我心有余悸，真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请报社考虑客观实际，年度考核时能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客观分析，把目标降一降。否则，完成任务很难。另外，希望领导攘外先安内，不要打内战，自己搞自己，这样的内耗实在消受不了啦！
　　韦从听着，摇了摇头。
　　接下来，柳克明也谈了发行公司的情况。他开头就说，真人不讲假话，发行公司同样情况不妙。虽说量上去了，却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铺点，实际上等于白送，几乎无效益可言。这样的局面令人揪心。
　　这话令邹利克发怵，他觉得柳克明不应该揭这个底。但马上补充说，凡事都有一个过程，这是一种新模式，一切都在探索之中。万事开头难嘛。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出现好势头了，点铺得多了，起码来说，读者面广了，市场影响出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柳克明不吱声，心想，都是在自我安慰。大家都在忙着自己搞钱，他也不能居人后啊，他就私下里想起如何搞钱的事。
　　韦从一面听大家讲，一面想：集团模式是当下传媒发展的大趋势，但为何效益每况愈下？难道是必经之阵痛？他不得其解。
　　还有一件事令韦从更加揪心。
　　事情是这样的：近段时间，汪同与分管领导陈可的关系闹得很僵。陈可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后，分管广告，一面还兼管三阳晚报两个周刊部。陈可年纪轻，却站在汪同的上面领导着他，汪同心里极不舒服。俩人的关系也就磕磕碰碰，没有顺溜的时候。直到有一天完全摊牌，陈可说，广告部有我无他，有他无我。
　　韦从为此颇伤脑筋，他不得不亲自找广告部几位副主任谈话了解情况，看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几位副主任说，汪同不太负责，经常不在岗，也找不到人；陈可开会太多，布置下来的任务不切实际，等于白说。
　　听了这些话，韦从心里颇感困惑，分管领导与部主任不能团结共事，广告部就不会有好前途。而广告收入是报业集团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出现滑坡，集团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向哪里去要钱？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召开党委会议之前，照例开了个书记、社长通气会，准备了三个要点提供给党委会讨论。
　　对广告部主任与分管领导不协调的问题，党委不得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会上，韦从将三个要点提出来：第一，搞责任制。由汪同组阁，出资六十万，全年完成一个亿，完成了归还六十万，超额部分按比例奖励。完成九千五百万，退70%的抵押款；达不到八千七百万，抵押款不退。原定目标奖不变。第二，明确责任。汪同作为主任，有人、财、事的权利。具体来说：主任人事权包括副主任提名权；一般工作岗位调整则由正、副主任商定。财务权：集团对广告部的开支设定标准制度，标准内由汪定，超过标准多少由陈可或邹利克定。关于广告折扣也要有一个规定，完全免单由我定。事务权：具体广告业务洽谈汪同为主；重大广告项目和行动、政策、措施，由陈可、利克或党委会确定。陈可的权利：作为经营副总，协助分管广告工作。具体管这么几个方面：一、指导思想、原则、政策方针；二、广告纪律、原则；三、防止广告工作的短期行为出现，加强控管。四、做好新闻与广告的协调。五、属于分管领导的人、财、事。六、所有会展活动。
　　韦从继续说：希望陈可与汪同能够向前看，拧成一股绳，抛开过去的恩怨，把报社工作做好。“搭台搭台，好戏连台；拆台拆台，大家垮台！”要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对韦从的方案，陈可表示要考虑。韦从说，那你先考虑，考虑好后再给我答复。
　　陈可反复考虑，权衡得失，心里有了一个想法。下午，他到韦从办公室表态说：原则同意方案，请韦社长和汪同再沟通一次。
　　晚上，韦从与汪同做了许多工作，汪同表示理解社长的心，愿意按这个方案行事。这样，陈可与汪同俩人都同意实行广告承包。但随后汪同又扯起了部里几个员工要重新安排的事。结果陈可又不同意动人，说已定的原则不能改。听到这些，韦从叹了一口气，对吴果安说，我真的很伤心！
　　吴果安没说话，他很理解他。为了广告部的事，党委不得不再一次连夜召开会议。会上，韦从说，今天是周末，又是晚上，但不得不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广告部的事再也不能拖了。刚才我毫无保留地将我与陈可、汪同沟通的情况作了通报，请大家秉着对集团、对广告工作、对大局负责的态度，看这三个要点行不行，行就通知汪同来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搞。请大家发表意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定。
　　邹利克说，同意韦社长的三个要点，我认为：一、要采取责任制。要调动汪同的积极性。责任制可以由汪同牵头。后九个月平均每月要一千万，压力很大，但要尽一切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二、分管领导和主任的职责分工问题，刚才韦社长讲的应能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至于其他几个人员的安排问题，我以为党委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既定方针不能变。如果依了他，会既助长汪同的刚愎自用，又有失党委的威信，不可取。
　　邹利克的话一落音，陈可马上说，讲句心里话，为了广告部的事专门召开党委会，我觉得很不正常。一月份有矛盾，解决了；二月份开会把大政方针确定了；三月份又开会，这样三番五次的折腾，很不正常。之所以引起社长高度警觉，是因为三月份我们的广告不景气。其实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这次我到北京开广告会，外地的情况也一样，所以不要感到奇怪。我们二月份还是不错的。至于三月份不正常，那确实是不正常。
　　讲到这里，陈可摇了摇头，然后接着说，作为分管领导，我向韦社长和党委会表示歉意。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第一，广告部主任不得力，不管是出于对我的不满，还是出于别的原因，汪同都不应该这么做。按照他的做派，党委年初提出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绝对执行不了。我感到，广告部存在一股歪风、邪风、阴风。我做事凭良心，但出现这样的歪风邪气我不能容忍，也无法容忍。要分析原因，追查根因。第二，搞责任制本是好事，但广告部一般工作人员都采取抵制的态度。这怎么能解决问题？第三，作为分管广告部的领导，我不知道我的权力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体现。
　　陈可最后说，依照韦社长讲的办法，按风险抵押金承包的做法，我完全同意。但我不能保证这个承包的效果。我就纳闷了：广告部是不是除了汪同就没有第二个人来搞了？死了张屠父就只能吃附毛猪？我不信！现在几个副主任都想辞职，难道这是正常的吗？
　　陈可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
　　其余党委成员接着发了言，大都是赞成韦从的三个要点的。但王人达也表示了怀疑。他说，陈可、汪同一开始就闹成这样，到时谁来负责？很可能是谁都有责，而谁都不负责。他提出，要么分开俩人，要么俩人都不搞，重新换人。他同时提出了两个办法：陈可继续主管，那就搬开汪同；我过去不同意汪同走，现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只能是二选一了，所以要么是陈可走，要么是汪同走。另一个意见是，不管由谁来分管广告部，首要的一点是要协调好关系，都要支持部门工作，有些事情不要一竿子插到底，什么都包打包唱是不行的。部主任是部主任，分管领导是分管领导，各有各的职责范围。说实话，这个时候了，还不表明态度，实实有愧于集团。
　　王人达的话委婉地批评了陈可。
　　介子成也发表了与王人达相同的意见。他说，希望俩人和好如初，一心一意朝前看，因为要找个像汪同这样的人还真难。汪同不能走，但也不能说他什么都是对的。党委成员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从下面找原因。
　　祁红瑞在批评陈可的同时，肯定了今年广告实行风险抵押办法的可行性，主张由汪同承包，全年目标一个亿。分管领导陈可也不换。俩人都不动，如果硬要动，那就搞一次民意测验，看大家到底拥护谁。祁红瑞最后说，作为领导，陈可姿态要高一点，胸怀要宽广一点，大度一些，有些事不要管得太具体。
　　听了这些批评意见，陈可心里不服，好像所有责任都在他身上。他忍不住说，我补充三点：一、长痛不如短痛，今晚一定要定下来；二、广告是个命脉，我觉得可以采取非常措施，由经营部副总经理柳克明兼广告部主任，我来分管；三、我不分管也可以，但我要问一句：党委的威信到底还有没有？难道就因为他汪同便改变了党委的既定方针？难道死了张屠夫，三阳晚报就要吃附毛猪了？可笑！
　　这话有点冲，韦从无奈地摇摇头：话不能这样说……但后面的话又不说了，他知道汪同之所以如此大胆，与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他接了汪同那么大的红包。
　　韦从最后说，现在党委表决，陈可你先回避一下。
　　陈可出去了。余下的时光大家又议了一通，最后举手表决。表决的结果：仍同意陈、汪一起联手。会议结束前，陈可被叫了进来，韦从告诉他表决结果：十人赞成你们仍然合作（当时与会人员共十三人），希望你以集团大局为重，以个人前途为重，共同搞好集团广告工作。陈可想，这又是一个和稀泥的主意。既然如此，那就大家一起和吧。
　　就这样，广告部实行风险抵押承包制，部主任、分管领导仍按原格局不动。
　　话分两头。这时候，吴果安召集编委搞了一个策划，拟在三月十五日消费者维权日以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为题搞一个专版或特刊。介子成主张搞特刊，从消费者举报产品质量问题，从健康消费角度，以及表彰优秀产品、推介有良知的企业家等几方面入手，把特刊做得精致一点，影响大一点。同时向受表彰的企业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出赞助费，好好宣扬其产品，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大多数人赞同这个主意。但也有人觉得特刊可能流于平泛，不如记者做新闻调查，专就某个行业或者消费者当前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后，分阶段进行连续报道，这样不至于“315”一过便销声匿迹。连续报道时间长，效果更好。吴果安觉得这个主意好，便派阳建新和国四元专门负责此事，带几个实习生深入调查，准备作连续报道。
　　这个方案刚出来，于名生便将消息传给了江南早报社长，3月15日的江南早报及时推出了四个整版的消费特刊，版式风格独异，揭露黑幕、抨击假冒伪劣时用了全黑底色翻白版式，表彰优秀产品和企业则用大红为底色，看上去就像鲜红地毯铺向地际。而在这地际之中，以一百一十磅黑体投影字立于正中，给人的感觉仿佛巨人昂立于天地间，寓意正气与良知永远不倒！当日的报纸一出来，立刻在市场上引起强烈轰动，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之势。
　　吴果安听闻此事，特意拿早报看了，摊开报纸，他眼前为之一亮：这样的版式风格为何我们的美术编辑就想不到呢？是我们不够开放，太过于保守，还是员工的积极性没调动起来？作为总编辑，他也难解其谜。
　　此期间，社会上产生许多传闻，说一些高校开始活动，欲在XX事件纪念日举行活动。吴果安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赶紧前去参加会议。
　　会上，省委宣传部发言人对近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通报。告诫各媒体务必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切勿刊发与此相关的报道和文章。
　　开完会回来，吴果安感到很疲惫，一方面因为工作辛苦，神经高度紧张，晚上睡不好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近段时间新闻不好做，有动辄得咎之感。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倒立着生活，既要保持眼前的平衡，不至于失去重心而摔下来，但同时又要倒着去看眼前发生的一切，而不是顺着看——有些东西顺着看便看不懂，倒着看则能看出些端倪。是不是倒着看更模糊，更符合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吴果安更相信是。想到这些，他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对三阳市目前报业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以便从中看出一些情况，做好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