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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你有什么权利把我家东西据为己有

作品名称:人世间      作者:张良芳      发布时间:2020-07-09 09:42:27      字数:3981

  从保国寺和表弟偷来那些杂志和几本书以后,我拿到店里后悄悄地把它们藏匿起来,我把它们藏一到柜台下面的杂物堆的一个夹缝里,要看时摸出一本来看看。
  我把那些杂志先留溜览了一遍,发现都是一些高中学生写的记叙文,也有几遍是议论文。看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中学生文章写得这样好,我当时真羡慕他们呀。感到到底是读书的好呀,轻轻年纪,还是一个中学生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来登载到书刊上,真了不起!再拿出一那本最厚的《中学生文库》看看,感到写得更精彩了。这本书的文章是由全各地中学生作文中挑选出来的,有的文章觉得就像作家写出来的一样水平。这些好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以后我有空时我也学着写,先学写日记,然后写一些做过事情的心得体会。
  那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时候,报纸号召中国人民控诉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叫大家吃过日本鬼子苦头的人写文章给他们,他们会把好的文章给登载出来。
  我根据抗日战争时当地村里曾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并加以综合了一下:日本鬼子打进来时,一个鬼子强奸了一个农家妇女,丈夫知道了要为妻子报仇,去杀鬼子,结果丈夫连同妻子一起被杀害,连孩子都被杀害的一家人被日本鬼子残害的故事。写好后当时我寄给《浙江农民大众》。
  不想我写的这篇稿子竟登了出来,当时报社还给我寄来六元钱的稿费。从我第一篇稿件来看,说明我已经有虚构故事的能力。当时我才十五岁,并知道写文章还能赚钱。
  那时六元钱可以买七八十斤的大米呢。我想着家里的苦难,家里没有柴火烧,常年用稻草烧饭,我在家的时候常帮阿妈割些野柴或耙些乱草来烧饭。现在我出来当学徒了,家里没人替阿妈割野柴耙乱草了,我就叫那只我和先生到城里去配货乘坐的航船的佬大——阿三佬大,托他用那六元稿费从山里买了十几把茅柴叫航船带出来;然后我又在傍晚生意空闲时,借一只农船把这些从山里买来的柴火摇回家去,使阿妈很高兴。
  但我阿妈听人说是我在登报,以为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吓了一跳。后来知道是我写稿子登的报纸,是一件好事,母亲这才转忧为喜。
  从那以后,我对学习语文,学习写作更加努力了。
  但这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告诉老板,也没让老板看到这篇文章过,连我自己也没有看到过。因为我店里没有订《农民大众》的报纸。那份报纸是当时一个粮库订的,寄到我们店里中转时我看了一下。再说因为老板看了未必相信,在报上发表的是我的化名;再说也没有必要让老板知道,知道了又会对我怎么样呢?学徒还是学徒。而且还会有副作用,到时候让老板和店里的那几个闲客们会讽刺挖苦我。说你天天看书写字真的想当什么时作家呀?我感到这是件会给人当作笑柄的事情。从此我在店里做事反而更加小心谨慎了。
  我在小店里妈始终牢牢记着妈妈的教导,做事勤谨,账目要弄清楚,手脚干净,从不拿店里的一分钱,即使是同村里的乡亲来买东西,也从不少收一分钱。到城里去配货和叫我到各村去收账,也从不私拿一个角子。连亲朋友好友来店里寄信买邮票(当时乡村没有邮局,当地小店代卖邮票和寄信。邮差每天会来)也不少收一分钱。
  总之,我对阿妈的教导记得牢牢的。我进店以后,就遵照阿妈的话去做。不管是在先生去城里了让我独挡一面在店里做生意,或是让我到城里去拿着大把的钱去配货,我从来不私用店里一分钱。先生叫我去城里时中午可在城里买餐中饭吃,我从来只买一副大饼一条油条吃,不买再好的食物;至于在店里,做生意做下来一角一分的钱都入账。
  只有一次例外,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得知我在小店当学徒,为想给在上海的父亲写一封信,买不起邮票。他趁我老板不在店里时,来找我要求送他一张邮票,他说他妈妈病了,想叫他父亲寄点钱来。
  “可是家里穷得连买一张邮票的钱也没有,你是否给我一张邮票?”我起初怎么也不肯,后来他再三向他说他母亲无钱看病都快要死了,你一定要帮我一下。我看他母亲生病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邮票,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未告诉老板私拿老板一张邮票。从此再没拿过老板的一分钱。
  每当到各村去收账路过自已家里和父亲干活的田头时,我也常到家里去看看爸爸妈妈和弟妹,但我从不拿一颗糖或一根针回去。因此老板对我在这方面是很放心。
  到了冬天,老板还做了一件新棉袍子和新鞋子给我穿。我穿上那身灰布长棉袍和新鞋,真像个小先生了,我真感到自己休学后能来到这里当学徒很是幸运,这比给人家种田老板当看牛娃好得多了,这也是由于我识一些字的缘故吧。这时我心里十分感激爸妈,特别是阿妈。我今天能到小店来当学徒,这全靠阿妈当年含辛茹苦给我读了四年书,如果不识字,那能来这小店当学徒过这舒服的日子?只能当个看牛娃。
  而且在店里,打烊以后,我可以较自由地活动;特别是夏天,我可以到河里去洗澡,老板不过问。在这时候,我可以摇着桩在河边的农船学摇橹撑船。由于我学会了摇船,那次他给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一笔搞费后给家里买了一些山柴后,我就可以自己借条农船,把十几把柴摇到两里路外的张家庄家里去,
  在吃好夜饭后,我去河里洗澡的时候,我可以和村里放牛的小伙伴们一起游泳,一起泼水一起在河里骑着水牛在宽阔的大塘河里游来游去玩耍。牛是叶阿照他们的。我在这个村里结识了放牛娃崔安兴和黄岩人叶阿照——他也是放牛娃。我和他们聊天中,得知他们俩人,比我不幸得多。
  崔安兴自小就没了娘,他现在就寄住姐姐家里,给姐姐家放牛。在家里一年书也没有读过;黄岩人阿照,是跟他阿叔从黄岩出来的,也是因为家里没有人了,跟在这里做长工的阿叔出来替人家放牛赚一口饭吃。阿照是一年到头在老板家里的。我想想比起他们来他算是幸运的了,我读过四年书,父母都在不远的后面村庄里;还有弟妹,我想他们了随时随地可以去看。而且我在小店里当学徒干活也没有他们放牛那样辛苦,我自己的放过年牛知道的。他俩的年纪也和我差不多,都在十三四岁,大家在一起时有许多共同话语。结识了这些小朋友,我在晚上洗澡时和他们说说话聊聊天,感到心情舒畅多了;特别是崔安兴后来成为我在厦门时的好朋友,那时我靠崔安兴的帮助才得以顺利地回乡探亲。
  但是古人说,利之所在,也即祸之所伏。事情都是两面性的,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当时进那小店当学徒,对我一生来讲,当时是好事,它帮我度过了难关;但几十年后,我感到并不是好事。因为我也就从那时开始,养成了我嫌脏怕累、好逸恶劳的坏习惯,使我思想也变得复杂起来。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再不想回到家里去,不愿意再回家过苦日子,也不愿当农民了。
  我梦想也像以前在这小店当学徒的几个师兄那样,以小店作跳板,有朝一日也能到上海大商店里去学生意;长大后不再像他父亲那样给人家做一辈子长工,当一辈子苦力,一辈子过那艰辛困苦的生活。梦想以后能在大城市的工厂或商店里当个外国铜匠或跑街,起码当个站柜头的伙计,能赚来很多钱给爸爸妈妈,以改变这苦难的家庭生活。
  甚至梦想有朝一日能学会写文章,成为像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样的文学家,或者像佛兰克林那样长大后成个发名家。因为这两个伟人小时候也当个学徒,吃过许多苦。可是我的这些梦想日后不可能实行的,连想到上海去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一是以前他的那些师兄去上海学生意是人家父母亲自挽亲谋眷想弄出去的;而我家在上海只有一个远亲——姨妈和姨夫,可是姨妈已经死了,姨夫不亲,人一死茶早凉了,根本不会肯替我保荐。
  第二,如果幻想三年后老板或许会给我介绍到上海去学生意,那更是梦想。老板只是能利用一年是一年,大了你不肯做了,那就随你去。他纯粹是眼前缺少帮手要个小伙计而已。
  而且现在老板见我一有空就拿起一本书来看,对我就有意见了。
  有一次,我在没有生意的空间,拿出来那本《中学生文库》悄悄看,因为里面有许多中学生优秀作文,我看得津津有味,以至一做好生意我就捧起来看。起初老板斜眼看看我,已经有点对我看不惯了。第二天我生意做好想看时,一时找不到那本书了,我知道老板把我放在柜台底下那本书藏起来了,我就噘着嘴巴对老板不满。
  老板便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谁看你的嘴脸呢!你一天到晚看书生意都不做了,买主来了你也不招呼,你到店里来是干什么的?”
  我的心里像突然被一把榔头砸了一下似的震痛,我仿佛第一次明白了自已在店里的地位,自已是来这里赚饭吃的学徒。
  而后来还有一次事情,对我刺激更深。那是比我还小一岁的老板的大儿子——一个在城里重点小学读书的小学生。
  是一个老板不在店里的夜晚,我和老板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一个两年级的学生。夜里关了排门,有时老板的两个儿子也常到店里来玩一下。他们到店里来看看报纸,有时也来看看我在看些什么书,看我写字;有时在火油灯下在一堆废纸堆里拣能写字的白纸。平常还讲得来的。那里常有夹在废纸堆里一些没写过字的白纸,当时爱写字的我和老板的两个儿子都在一块翻腾着那些旧字纸,好找出来写字。
  那天晚上大我们又一起翻着拣着,看到一些空白的好纸张,不免互相争抢起来。当我掏到一张雪白光滑的道林纸时,我拿起那张纸炫耀一下说:“喏,我这张纸多好呀!”老板的两个儿子看了也找那种好纸,可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张这样好的道林纸了。老板的大儿子就来夺我的那张道林纸说:“给我!”
  我把那张纸往后面一藏说:“那是我拣到的。”
  老板的大儿子突然叉起手板下脸来说:“你给不给我!这些纸本来都是我家的,你有什么权利把我家的东西拿去据为已有?”
  我一下子愕住了,我感到被他打了一巴掌似的,幼小的心灵受到一阵强烈的刺痛和难堪。这个平常常来店里和我一块玩耍和写字的小伙伴,竟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还把刚从学校里学来的什么“权利”呀、“据为已有”等新名词也都用上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张白纸放在那里。失了一张纸算不了什么,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挫伤。
  打那以后,我明确的意识到自已在店里低微的雇用地位,别看平常他们和你说说笑笑似乎和你平等,可是在紧要关头,人家就摆起主人的架子来,你就明显地显露出自已被人家支配和无权的地位。从此我就再也不和老板的儿子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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