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转到梁山伯庙小学读书

　　当年一级的书很浅，头两课只有一个字，那便是：“狗”、“猫”、“鸡”。下去也只增加一两个字：什么：“大狗叫”、“小猫跳”。每课都有画，一只狗旁边就写个大大的“狗”字。头天教，第二天默写。开头，两天学一个字，和现在幼儿园差不多。算术也极浅，“1十1等于几”之类的问答题。这对于已经九岁的我来说是太容易了；又加我学习认真，读书用功，老师教了我当天就能把字默出来。
　　教算术的是个吕老师，也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吕老师对我也很好。记得在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因为阿妈没有钱给我理发，我的头长得盖过耳朵，吕老师说你的头发太长了不好看，要叫你妈妈给你去理发店理一下。可是一个星期过去还是没有理，头发越来越长了。她知道我家里穷一时理不起发，她给我三角钱，叫我到理发店去理个发。这个吕老师叫吕望子，也让我记了一辈子。
　　两个老师都对我为样好，因此我读书更加用功。所我从一年级到二年级，语文算术每次考试都是100分。也许是我年龄比较大一点的缘故，第一学期读书，周老师就让我当级长，老师来上课时我喊一声起立，向老师行个注目礼，下课了喊声解散；下课后替老师收拾一下每个同学的作业本，送送到老师的办公室。
　　进了两年级深了一些，可是按我的领会能力和记性来说，还是很容易。又加我十分用功，下课了人家去滚铁环、打弹子，玩官兵捉强盗，我依旧坐在课堂上默默地练字，做算术和默字。考试还都是一百分。描红字薄，一大半字都被老师画了红圈，后来又用毛笔写印格字，我写的字老师也画了许多红圈圈。
　　到两年级时，保国寺让给了鄞县师范学校，小学转到芦蓬头村的祠堂去上学，语文算术都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姓陆。一直在我们村学校当老师。直到我结婚时他还在村里教书，当时我就把他请来为我结婚做司仪。
　　到三年级时，村校没有三年级，只好到乡里中心小学去读了，阿妈又特地替我到梁山伯庙旁边的新华小学去报名。从我们村张村与梁山伯庙小学的路远了一半，并且方向也向反了，一个在村南头，一个在村北面。梁山伯庙小学在波浪滔滔的姚江边上，要弯弯曲曲走过四五个村庄，才能到达那里。我在路上慢慢地走，边走边看看路上风光，大约走大半个钟头也就到了。
　　梁山伯庙小学也就依靠在梁山伯庙旁边的一排厢房里，外加一些新造的校舍。前面有一个大操场，那是校懂钟士康先生把烂水塘填起来修成的。梁山伯庙小学——后塘乡中心小学，当时有学生五百多人。
　　梁山伯庙对我并不陌生，那是在姚江边上的一个大庙。里面塑着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塑像，还有红脸白脸菩萨。那两尊菩萨每年八月到它的庙脚下来巡游一次。八月里的庙会里一个月里演许多场戏，大部分的戏是愿心戏。所谓愿心戏，就是菩萨的信徒生病时向菩萨许过愿：菩萨保佑我疾病很快的好转，等信徒恢复健康，就请一班戏班子演一天或三天戏人菩萨看。
　　当年我也曾跟着父亲到梁山伯庙去看过戏文，没有想到现在天天到梁山伯旁边的学校里去读书了。
　　梁山伯庙，就是现在的梁祝公园，当年的梁山伯庙自然没有现在的梁祝公园大，它只是现在梁祝公园西北面的一个角落那么大，风景自然也没有现在那美丽。
　　但当年的梁山伯庙，在当地的开明伸绅士钟士康先生的管理下，当时也整修得蛮不错的。它前面修起了百龄路，造起了夫妻桥，庙西面还有一座树林茂密、绿荫遮天的庙山。
　　梁山山伯庙小学就做在庙的东边，亲靠庙旁，是当时钟士康先生办的乡中心小学。集中了全乡中高年级学生，所以我当时来到梁山伯庙小学读书，感到很是高兴。这时在保国寺小学读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转到梁山伯庙小学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现在又梁山伯庙小学相会了。
　　在梁山伯庙小学读书时，因为路远，中午是带饭去吃的。我妈买不起新饭盒子，把外婆家带来的过去小舅舅读书用过的搪瓷饭盒子给了我。这本来蛮好的，这饭盒子一套有一只铁架子和三只饭盒子，一只装饭，两只装菜，比人家用小胡篮带饭菜好多了。但少了一个盖子，阿妈找个烧得黑糊糊的茶壶盖子代替着，这就有点不伦不类，我不大喜欢，但总比人家用饭篮带饭好多了。可是却没有像样的饭菜可给我带，这也是我在梁山伯庙小学读书时的一件难堪的事情。
　　自新四军三五支队在1945年9月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重新来统治以，劳动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我爸爸给人家做长工又没人要了，只能打点忙工，而且工钿又贱下来；且当时通货膨胀，金圆圈贬值，昨天父亲做忙工拿来的工钱能买三升米，（四点五斤）到明天只能买两升米（三斤）了，得要当天买粮食才行。可是附近没有地方能买到粮食，还得阿妈乘渡船过姚江到慈溪去买点麦子来自己磨成麦粉才能煮点麦糊吃。而我的阿妈这时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生活重又陷入了困境。
　　在家里一天三餐粥都难保证，那有像模样的饭菜好给我带呢？妈有时只得放一些稠粥烂饭给我带去。下饭更没有一点像样的东西了，有时是阿妈在自家门前的小地园里自已种上来的一点苋菜，有时是一点咸菜。到了学校里看着人家中餐饭盒子里揭开来是雪白的大米干饭，菜是鱼、肉、荷包蛋，起码也有一盒青菜加个咸蛋；而我拿来出来的却是烂饭加咸菜，相比之下我感到十分寒酸。学校又规定每八个人一桌固定位置吃，我只顾低着头“唏呼唏呼”自已吃，从不看人家饭菜一眼，自已的饭菜也尽量不给人家看见。吃得特别快，三下两下吃光带着饭盒掉头就走。有时家里带不出饭，吃中饭时我只好到外面转一下回来喝点水。
　　梁山伯庙小学，当时也叫后塘乡中心小学，是当地开明绅士钟士康先生办的。钟校长年轻时在上海读过大学，他用陶行知教育方法办学，比较开明，可以赤脚上学，学费交不起也可以减免。特别是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据说是从四面八方招来的；读三年级的时候是个天台藉的男老师，他理着个平头，平时对我们同学很严肃，不善言谈。
　　读四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女老师。
　　她刚来校时，梳着齐肩的短发，穿着一件单士林布衫，下脚一条黑色三七裤，脚面着一双自制的布鞋，手挈一只木夹布袋袋。个子不高，面目清秀，见人未说话先向人家微笑，见到学生就向我们点点头，很是和气。
　　后来我知道教我们这个班级的级任老师冯和兰老师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看出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也和普通老师一样给大家上课教书。要是他们对贫穷同学特别的好，那不就让在这个学校里的国民党员的老师看出来？让特务看出来了？所以她平时的教书和言谈和其他老师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后我想想，她对我还是比较看，也比较照顾。她一来就叫我当级长（班长）。我当时患虐疾病，三天两头发病，当我发病时，身体发冷发热，我就侧头躺在课桌上；这时冯老师看到了就叫我提早放学回去，并派他同村的同学陪护我到家里。她看我学习好，工作好，后来她还提议评我为模范儿童。
　　但冯老师平时对我很严格。有一次在中午午休时，我看同桌的同学睡得沉，就拿起毛笔来用墨给他画了个大花脸，那同学醒来后，大家笑他。他知道是谁给他画的，他就去办公室告诉冯老师。下一课冯老师来了，给我好一顿批评：“你身为级长，给同学开这样的玩笑，太不应该了。你得向他检讨，向大家讲你的错误行为。”我知道自己错了，只得公开向那同学道嫌，向大家作检讨。
　　冯老师的家在石碶冯家村，父亲是个在城里钱庄里的小职员，出身贫寒，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她高小毕业歇学六年后，用自己打草帽的积攒下来的钱再去读鄞县女中。读到初二时，因日本鬼子常来城里轰炸，学校解散休学回家，就到姐姐在教书的镇海公德小学教书。
　　1938年就在那公德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和丈夫李健民一起调到山区塔峙岙太一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在那里宣传抗日，发展党的组织；1941年后，组织上又调她和丈夫李健民到嘉溪岙和上阳焦山下村教书；1945年秋，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她丈夫跟大部队到北方去了。冯老师因有两个幼小的孩子被留了下来，她在镇海上阳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搞农运工作。她在那里带领两个地下党员，组织农会，发展党员，发动农民向当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后来还成立上阳党支部，
　　1946年7月，也就是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四明地下党悄悄地从山上走下来，为寻找一时联络不上的上级党组织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了的基层党组织，在城中和城郊成立两个联络站。奉上级党组织之命，通过爱国志士锃钟士康关系，冯老师来到后塘乡中心小学来教书，叫她担任后塘乡小学支部书记。她一面教书一面在星期六给联络站送情报，夜里在梁山伯庙脚下的几个村庄办夜校，教当地不识字的妇女和放牛娃读书识字；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国内外形势，讲八路军新四军在北方怎么和国军打仗，在北方取得了多大胜利。
　　放学时冯老师常常和我与其他同学们同路走一段路，但当时并没有告诉她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她是石碶冯家那面的人，星期六放学后是回自己家去。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她放学后是到西泠桥的假家庭里去，她是去那里送情报的，同时也顺便去看看寄养在那里的三岁儿子小平山。这时她的丈夫早在1945年10月跟浙东游击纵队到北方去了。她一个人撑着一个家还做地下工作，实在是很辛苦的。
　　当时她还带着一个女学生和她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据说她是校长的亲戚，但一年后冯老师出事后她也再没在梁山伯庙小学读书了。
　　几十年我才知道，那冯老师带来的那个女学生在这里寄读，是冯老师战友——陆子奇的侄女。陆子奇当时是古林欧特派员，也是在设在城西泠桥假家庭里四明特派员联络站的支部书记，也是冯老师的上级。冯老师每周到那里着情报，顺便去看看她的孩子，冯老师的小儿子就在西城桥的情报站里当陆子奇的儿子。
　　陆子奇自小父亲早逝，也是在她哥哥培养下长大的，长大后，她不忘哥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在上海踏三轮车的哥哥孩子多负担重，把哥哥的小女儿带了来叫冯老师照顾着到梁山伯庙小学读书；后来冯老师被捕，西泠桥的联络站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陆子奇只好暂时躲避到上海，陆子奇的侄女乐亚英也只得回到上海她爸爸地方去读书。
　　解放后乐亚英又跟着姑姑到杭州。后来考入一所化工学校，分配到宁波渔轮厂工作。我当时在浙江船厂工作，与她还是一个系统的，我检查安全时多次去过渔轮厂，可是当时我就不知道有个我小学时的同学在这里工作。
　　冯老师来了半个月后，她又带来两个年轻的老师，一个是音乐老师，一个是体育老师。那个音乐老师是个个子高大的年轻姑娘，她长得很漂亮，教我们唱歌。六十年后，我才知道这两个年轻的老师都是冯老师带来的抗战时四明山抗日游击纵队三五支队的小战士，是新四军北撤时因他们年纪太小留下来的；冯老师受上级之命把他们一块带来到梁山伯庙小学来当老师，后来冯老师还把他们发展成了共产党员。
　　1947年4月，冯老师奉命调到靠西城的唐家漕村小学教书，城中的联络站和西城桥的联络站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冯老师去送情报时不幸被捕。她的两个战友——鄞县特派员——陈爱中和吴家安等七人同时被捕。
　　后来解到杭州国民党监狱里，国民党要她说出她的上级领导的名字和她下面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她坚决不说一字。敌人用皮鞭打她，打得她满身鲜血淋漓，又把她扯起来坐老鹰飞，她就是不说一个字。她在国民党司法部当秘书的丈夫的姑姑来保她，叫她写个字条退出共产党，就可以让她回家与她父母和两个儿子团聚。她也坚决回绝了，她说头可断血可流，她决不当叛徒。她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最后国民党只好把她和她同样倔强坚贞的战友陈爱中和吴家安解到宁波西草马路刑场杀害。临刑她和她的战友们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冯老师牺牲时年仅三十岁。解放后，当年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为她的坟墓题了“冯和兰烈士之墓”的字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宁波地委还在樟村烈士陵园为她筑了大理石坟碑和烈士纪念厅，在镇海九峰山为她立了高三米由她头像的烈士纪念碑，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为她题字：“冯和兰烈士永垂不朽！”宁波的东南西北，在她教过书的地方，几乎都有她的纪念馆和纪念碑。
　　在抗日战争七十年后，我被老师的事迹所感动，在鄞州新四军研究会支持下，我花了两年时间，踏遍了冯老师生前战斗过的镇海和鄞州大地为她写了一部传记《冯和兰传》。在写作过程中我寻访了她当年的老战友和老同志，我在宁波怡乐院——老干部疗养院里找到了当年冯老师在梁山伯庙小学培养起来的赵老师。她当时已经快88岁了，是个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谈起冯老师来她万分感慨，她的客厅里供着冯老师遗像，她说冯老师是她的大恩人，没有冯老师就没有她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