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柳条

　　杏花说完就回到了座位上，弘子说，杏花今天的发言揭开了我们13班一个最大秘密。过去，大家一直以为杏花和任一戈在谈恋爱，而且大家一致认为，是杏花抛弃了任一戈，如果任一戈真的疯了，那么，杏花就要对任一戈负一定的责。根据杏花的说法，他们根本就没开始，任一戈追过杏花是事实，杏花没答应过任一戈做他的女朋友也是事实，所以，以前的认识是一场误会。
　　杏花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时，因为学不好数学，就去找数学老师徇私舞弊，结果，数学老师就告诉了她出题范围，甚至还把题目泄露给她，她后来自己走上了教学岗位，也把这个方法移植过来，发现竟然是个好办法，学生可以通过抢记学习一点东西。
　　杏花说她太平凡了，对事业不感兴趣，对职位很感兴趣；对老公不感兴趣，对儿子很感兴趣。这其实是很多女人的生活信条。她认为事业是属于男人的，女人去搞事业就等于母鸡司晨，至于她自己，是工作越轻松自在越好。她老公经过几十年历练，把自己历练成了一条黄鳝，而且是一条加钢黄鳝，对于他来说，家就是旅馆。儿子却越来越努力读书，目标是北大清华一类的名牌大学，想将来做个不错的人。
　　好了，我们换人了，有请柳条，柳条——
　　终于轮到我了，我在座位上早就等得焦心，我之所以焦心，不是我想要讲话，而是想快点结束这劳什子聚会，恢复我的自由身。
　　我说，我叫柳条，大家都打过麻将吧，麻将牌里就有条子牌，条子牌里就有六条，而且是四只六条，手一捻就捻出来了。
　　我的名字是我祖父取的，我祖父是个私塾先生，我不知道他给我取这名字是何含义，大概是柳条柔弱吧，大概是柳条容易弯腰难于折断吧，祖父死的时候，我才10岁，他没对我说过我名字的意义。
　　但是，一个人的秉性基本是天生的，后天很难改变，我这人的脾性就是过于刚烈，国人讲到人的脾性，总说柔弱胜刚强，祖父希望我柔弱，实际上我却是刚强。
　　我在我们13班同学中年纪应该是最大的，比你们每个人普遍大一二岁，那年读南湖师范学院的时候，我正好20周岁。说实在话，那年我走进这所美丽的学校，心里是很不服气的，甚至有点看不起这所学校，对同学们的态度也是一副目无余子的嘴脸。换个说法，我没报考南湖师范学院，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要去做名教师，纵使我想过千千万万的职业，也从没想过教师这个职业，我不知是哪一级的招生办把我抛进了这所学校？估计是地区招生办。我相信自己考得很好，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进清华北大的，再不济也应该是个北师大，怎么会被抛在南湖师范学院呢？
　　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参加了大学考试，也是考取了，还体检了，却没一个学校录取我。1978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我所填报的学校还是没一所录取我，然后就把我抛进了这所南湖师范学院。
　　当年许多同学都在万老师那里看过我的高考分数，觉得我是个谜，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谜，就在那年寒假里，我来到我们那个地区招生办查询我的高考试卷与录取情况，在那里遇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她听我把姓名一报就说，你这人呀，太可惜了。说过之后，那女士就把我做的试卷找出来扔给我看，我从袋子里抽出试卷一看，自己都傻眼了，我的历史卷和地理卷都差不多是满分，每卷都只丢失2分，语文卷74分，其中30分作文得了29.5分，政治卷87分，数学卷7分，总分364分。我问那女士，我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只取了个南湖师范学院，她说，你这还算幸运的，是我们招生办做了调节，不然，你还得明年重来，谁叫你在报考表志愿栏上填写“不服从分配”呢？
　　我惊愕地站在那里，心里想，这就是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的例子。
　　那女士继续说，我们地区几万名考生，今年只有4人语文上了70分，你是74分，最高分数。许多大学的招生大员拿起你的试卷看了看又放下，他们就是不敢招你，因为你明明白白写着“不服从分配”，他们要尊重你呀。
　　我问她今年我们省里录取线是多少，那女士回答说305分。我的天哪，以我的分数，上我们国家任何一所大学都是绰绰有余的。
　　那天从招生办出来，走在路上，我的心是异常的沉重，哪有这样办事的啊，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能去怨谁呢，我就是活该。
　　同学们可能会问，我填报的是什么志愿呢？告诉你们，我填报的是武汉大学与复旦大学的经济系。我为什么要填报经济系呢，皆因我那个该死的理想，想要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想要承担起拯救国家频临死灭的经济状况。
　　我还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资本论》，一套《资本论》三大本，我足足了读了四年，读了两遍，一边读一边立下宏伟志向，那就是将来做个经济学家，研究国家的经济，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是个什么样子你们也是知道的。1977年高考，我就是填报的这两所大学的经济系，1978年还是填报这两所大学的经济系，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那个“服从分配”栏里，每年都填着五个醒目的字样“不服从分配”，我是那么的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考得很好，认为自己一定会达到目的。我忽略了自己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我的数学成绩不好，而从事经济学研究恰巧需要良好的数学基础，于是，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经济系都没录取我。
　　我高考留下的创伤是巨大的，考出了高分，却因为自己填报志愿不慎，被抛到了一所很一般的学校，形成巨大反差。这件事到今年为止，我想了整整三十年，只要我不死，还会想下去。
　　想来想去，其实还是要怪那个该死的“从小立志”说教。我们读中小学的时候，老师总是鼓励我们要努力读书，要从小立志，长大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的长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总是说“人要有志向”，人无志向，讨饭都没路子。就是这该死的志向把我带进了死胡同，就是这该死的志向让我踏进了教育这块我从没向往过的领地。
　　有人可能说我的话是谬论，当然，这样想也有道理，比如有的人从小的志向就是做个警察或者做个医生，这样的志向是很容易达成的，我的志向却是做个知名经济学家，而且还要拯救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后来我也想，幸好我没有被录取到那两所大学学经济，倘若我真的成为了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世界性的锐利眼光，而是承袭老祖宗衣钵，那岂不是把国家的经济引入歧路，那不是利民，那是在害人啊。
　　由此又想到，志向越大的人，害人的程度可能越大，害己的程度同样越大。比如袁世凯，他应该是个有志向的人，而且他的志向应该是一路膨胀的，结果，等他志向达成之日，也就成为他的害民害己之时，死了之后，他还要受到千年唾骂。
　　你们可能会说我在吹牛皮说大话，说我数学只得了7分，清华和北大怎么会录取我。要是放在现在，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高考是在三十年前啊。
　　现在正当红的薄熙来夫妇，也是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的，你们猜他们夫妻当年的数学考了多少分？都是0分啊，一个录取到北大，一个录取到清华。他们的总分有我高吗？我可以打赌，没我高。前两年，我听一个电视讲座，一位北大历史教授讲他的高考，他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的，同样，他的数学分也是0分。而且，他爆料，文科生考进北大，数学为0分的多了去了。我如果报考的是北大清华的中文、历史、地理、哲学这一类专业，他们会不要我吗？我们再看名演员孙海英，语文59分，历史39分，政治19分，数学9分，合起来100分多一点，他们部队领导竟然认为他是个人才，不需要去考什么大学。
　　大家肯定会在心里认为我是个很狂妄的人，高考考了高分又怎么样，你就能扮破一块天呀？
　　我是在南湖师范学院读书时才发现自己微不足道的。万老师教古典文学和古汉语，他一般是不翻备课本的，就带着一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多难读啊，上面的注释也少，还有很多的难字，我看过他的教本，他根本就没在书上动过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古文化在万老师肚子里已经呕烂了。我们再看师范学院的每一个任课老师，他们都是不看备课本的，连例题都记在心里，板书到黑板上，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样术业专攻的老师站在面前，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呢？我还能小瞧了这所学校吗？
　　我特别佩服万老师的学识，你看他教我们《离骚》，他的教本上也是不写一字，讲解起来，出神入化，他甚至还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我从做经济学家的美梦中跌落到教师队伍，只好认命啦。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四明中学教书，想做个好教师的理想再一次跌落，因为我面临着生活的重压。这时候，农村已经分田单干了，没有了集体，我家里还有母亲，还有弟妹，弟弟在大学读书，妹妹在高中读书，我的负担很重，我得养活他们，我得种田耕地，家里破破烂烂，我还得做房子。那时候做房子多难啊，没钱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材料。没火砖买，就得请人来做，请人来烧。烧砖要煤，就得求人弄煤指标。记得一年去山里买虫蛀坏的枞树做椽皮，开着一架破手扶拖拉机在路上奔突，天寒风冷肚子饿，到了街上，已是下午两点多，慌里慌张吃点饭，司机因为贪酒喝了半斤酒，再开车上路就出事了，他把车开翻了，我坐在装了车的树上，呈抛物线被甩了几十米远，摔在一块田里，摔坏了脚骨。
　　那时候没天然气，买煤也要指标，煮饭烤火的柴火就成为一个家庭的大问题，我总不能叫我老娘去弄柴火吧，于是，每天早上我就得去斫一担柴回家，然后再去学校教书，骑着单车风驰电掣奔跑在路上，星期天，寒暑假，我都得去弄柴火，这样的艰难生活和工作，消磨着我的意志，我从天上落到了地上，我不再做经济学家的梦了，而想在教好书的前提下搞点文学，比如写写诗词啦、小说啦什么的。我是很爱惜羽毛的人，做一个教师，先得把教书这门职业做好，把学生成绩搞上去。由于书教的好，学生成绩有提高，很快我就进入学校的领导队伍，1988年正式担任四明中学校长一职，到今年为止，我在这里整整做了20年校长工作。
　　我不知道校长是不是领导，如果是领导，那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社会上的那些领导，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刚才听了有些同学的介绍，说领导的车尾箱里总有抽不完的好烟，喝不完的好酒。我没有车，自然就没有好烟好酒，我只有一辆破单车，破单车载不住好烟好酒。
　　我们做中学校长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没钱，而且没钱还要办很多的大事，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处在极为尴尬的位置上。
　　我把做经济学家的梦想移植到学校建设上来，计划创建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提升一流的教学质量。
　　我把思想放在解决经济困难上，走了一条教产并举的道路，简单地说，就是一手抓教学，一手抓校办产业。我在学校创办过养猪场、养鸽场、旅游凳厂，酒厂，效益也还不错。校办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教学工作，改善了教育环境，提高了教师待遇。有人捏了一首儿歌说：
　　猪在猪栏里叫，
　　学生在草坪里跳，
　　老师在讲台上笑，
　　哇啦哇啦要吃潲，
　　蹦蹦跳跳要打泡，
　　声高声低都在教。
　　经过二十年悉心治理，四明中学无疑是上去了。县里的每届书记都来过我们学校，市里的市长也来过几个，省里的教育厅长也来考察过学校，国家教育部王湛副部长有一次带来一个庞大的考察团，在学校逗留了半天，他对我说，这是他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报》记者李伦娥也来采访过我和学校，还写了一篇人物通讯发在《中国教育报》上。
　　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我今后向何处去？我的一个同事去年来到我们学校，他幽默地说，柳条呀柳条，你就是个想不通的人啊，你把学校办的这么好干什么？你又不能把它背到你家里去，你又不能在这里搞一世年，总有一天你会下位的，你下位了，别人就上位，你可以保证他能守住业吗？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就是守住业，要么就是败家。我可以断言，你的后任将守不住业，他只会败家。他败家了，你的心会滴血的。
　　听了他的话，我惊愕在那里，问他为什么守不住业？同事说，现在的人哪有你这种搞法啊。现在流行的搞法就是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他要一个职位，不是要做一番事业，而是作为一块跳板，从这一级纵身一跃，跳到更好的平台去，你去全中国打听打听，有一个在一处校长位置上做20年之久的人吗，除开你这个哈兴就没第二人了。以前，你的钱分分毫毫都用在刀刃上，建设学校，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学质量。今后，你的后任的钱将会分分毫毫用于为自己铺路上，吃喝风送礼风将会吹进校园，丑恶的风气将会污染校园，你卸任了，你的校园将会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
　　这就是我的哀歌，年轻时立下志向做个经济学家，结果没做成，转而想做个有作为的教育家，目标是达成了，而结果是我辛辛苦苦创办的校园将毁于一旦，原因就是我与后继者思想断代。
　　活了五十岁，我不是越活越明白，而是越活越糊涂，我有许多不明白，第一个不明白就是少年应不应该立志，可能有人说我在讲废话，其实不是废话，而是很现实的问题。你们看我，我属于少年时就立有志向的人，而且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可是，中途发现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然后又立志治理一个学校，经过20年努力，目标也达成，但是，美好的校园将会随着我的解职而衰落下去，谁也阻挡不了。第二个不明白就是教育工作可不可以施行适当的体罚。体罚与教育与生俱来，时代进入到今天，法律明文规定，老师不准体罚学生。我如果再提这个问题，就说明我是个榆木脑袋。我以前也是很赞成有适量体罚的，学生背地里也骂我。但是，过去的学生现在见了我就说，还是你们那时候负责，学生不听管理就适量体罚，现在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的孩子无人去管了。第三个问题，教育开始毒化，并且日益商业化。教师竟然不在课堂上上新课，讲重点难点，这些学生该掌握的东西都留到自己的补习班上去讲，好捞钱。教师原应该安贫乐道的，现在变为了向富爱钱了。
　　谁可以解答我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