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一封遗书

　　对不起，我的爷爷亲娘，我的舅公舅婆，我的爹爹姆妈，我的姐姐妹妹，我的宝贝弟弟，还有所有曾经关心过我、给过我帮助的同学同事和亲朋好友们！我实在太累太累。我实在想不出我还要怎么样解释，你们才能够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是清白无辜的。既然如此，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来向你们告别，来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尽管我是多么的不甘和不愿。
　　我，吴红梅，1948年生人，17岁考入苏州师范专科学校，21岁毕业，最初被分配到武进县圩塘公社的圩塘中学，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虽然这时候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严重冲击和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出现了学生不安心学习，教师人人自危，不安心教学的严重现象，但我却与我的一部分思想认识相同的老师们一起，始终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始终不忘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使命，始终坚持自己“因材施教”与“因人施教”的执教理念，认认真真备课，认认真真教学，圩塘中学“文革领导小组”的某某领导，为此曾经专门找我谈过话，其中心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我“认清形势”，不要误人自误，最后毁了自己的美好前途。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某某领导想处分我，却因为找不到有力的“处分依据”，再加上我“根正苗红”，属于真正的“红五类”，最终只能以“工作需要”为借口，将我从圩塘中学调离，之后几经辗转，我便于1972年奉命来到了庄家塘中心学校，担任该学校唯一的一个初中年级的班主任，兼任语文、数学、物理三门课的老师。因为该学校是“戴帽”初中，加上师资力量有限，所以按照规定，我必须将这个班的学生，从初一一直带到他们初中毕业。
　　从小到大，我接受的教育都是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考入师范学校之后，我更是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作我的人生座右铭。总而言之，从小到大，我老实本分，乖巧懂事，始终都是一个听话孝顺的乖小囡。总之，自从跨出师范专科学校的大门，直到最后来到庄家塘中心学校，担任这个学校唯一的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以后，尽管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读书无用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我始终牢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教导，秉承并且恪守“教书育人”的教学理念，认认真真教好每一堂课。因为我始终认为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本意，并不是想否定教育，更不是要放弃教育。在这一点上，我的认识跟李树超校长，跟金佰钰、还有其他许多老师都不谋而合。不，恰切点说，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对于马、恩、列、斯、毛，尤其对于毛泽东思想与陶行知先生“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李树超校长比我们认识得更深刻，理解得也更透彻。他经常说：“从国情出发，我们想要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并作为我们的指路明灯；但我们同时也要把基础教育打牢打扎实，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顾此失彼。”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无论开展什么运动，以李树超校长为首的庄家塘中心学校的全体教师，都积极支持和坚决拥护。该张贴的宣传标语，该拉的宣传横幅，该出的黑板报等等，一样都不少。但全体教师们却不赞成学生直接参与运动，更不赞成耽误和牺牲学生的课业参与运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还都是孩子，他们到学校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他们现在能够多学一些文化知识，将来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还是对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极大的好处。
　　作为一名教师，她既是一种社会角色，也是一种职业选择。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无愧于心。这就是我——同时当然也包括我在庄家塘的全体同仁最真实又最朴素的想法。
　　总而言之，从我跨出师范校门到庄家塘中心学校担任初中班主任的这段时间，我与我的全体同仁，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这一点有目共睹。我与我的学生更是始终打成一片，我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知心朋友，我跟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在教他们书本知识的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欢乐和很多美好而又难忘的回忆。尤其是那个叫黄继武的学生，他聪明好学，爱憎分明，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可塑性特别强，只是因为从小缺少母爱，缺少家庭温暖，所以性格显得有点倔犟，但他绝对是一棵好苗子，是一块料质非常好的璞玉，只要对他进行认真雕琢、打磨和培育，他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是庄家塘中心学校全体老师所一致公认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他比对一般学生更关心，更偏爱，更呵护有加，我对他寄予的希望也更大。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确保他始终走一条健康成长的轨道；我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同样得到了庄家塘中心学校全体老师的一致响应和支持。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每一位做教师的，遇到这样一棵好苗子，这样一个可塑性非常之强的可造之才，都会像一个真正的园丁那样，给予他最精心的呵护，最辛勤的培育和浇灌，以便让他茁壮成长，最终真正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然而，美好的东西总是易碎，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
　　自从上级派郑怀中来庄家塘中心学校当副校长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伴随我终身的厄运也从此开始。郑怀中到学校的第二天，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肉麻而又滚烫的情书。他在情书中，不仅把我比作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更把我比作下凡的仙女，说什么从见到我的第一眼，就被我的美貌迷住，迷得神魂颠倒。他渴望跟我一起，共同在一张白纸上面，绘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蓝图，谱写成一首最神圣、最壮丽、最美好的革命爱情诗篇……
　　面对这样一封肉麻而又滚烫的情书，说实话，一开始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不是第一次，虽然每次收到这样的情书，我都感觉很荒唐，很可笑，我最终采取的办法，都是从哪来就让它回哪去。但眼前的这一位，他毕竟是上级刚刚派来的副校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如果像以往那样直截了当让它“回去”，是不是有些不妥？所以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令我遗憾终身的错误决定，那就是将这封非常荒唐的情书暂时留了下来。我之所以选择暂时留下来，是非常天真，非常幼稚地想给他留一点面子，没有想到，他却将我的这份善良的愿望，当成了女人的矜持。从那之后他就一封接着一封，仿佛打机关枪一样朝我密集发射起来。我实在不胜其扰，于是就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趁着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将他给我写的所有情书，统统原封不动地（除了第一封）交还给了他。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将他所写的这些情书统统交还给他，并且对他说了“对不起”之后，我就准备转身离开，谁知道郑怀中却将我拦住了。他觍着脸开口道：“这是为嗲？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我微微一笑。考虑到他既是领导，又是同事，我便十分委婉地对他说：“再次对你说对不起，郑校长。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你是不是想说，我配不上你？”
　　“不不，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还请郑校长多多谅解。”
　　说完这句话，我就不顾他的阻拦，夺路而逃了。
　　我原以为，这件事情就算到此为止，就应该结束了，哪里想到，这才是我的厄运和恶梦的开始。
　　因为肉麻滚烫的情书“打动”不了我，郑怀中于是就干脆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纠缠和骚扰我，今天找我谈工作，明天找我谈思想，后天找我谈理想信念，连我周末回家，他都要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后面。我被纠缠和骚扰得实在没办法，只得如实告诉他，我有对象了，请他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但他却根本不予理会，他认为我在骗他。郑怀中说：“不要说你没有对象，就是有的话，只要你们还没有结婚，我就有喜欢你和追求你的权利。”其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
　　我所说的这个对象，爹爹姆妈都知道，他叫张海青，是我在师范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志趣相投，相互爱慕，他对我有情，我对他有意。我的同学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可是，就因为他老家是苏北农村的，所以爹爹姆妈死活不同意我跟他交往。我真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听他是苏北人，就不分青红皂白竭力反对？苏北人怎么啦？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就是苏北人吗？我们的校长李树超不就是苏北人吗？你们的这种偏见究竟从何而来？你们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乖乖女，你们的话，我不敢不听。可是，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你们竭力反对，我和张海青就能够公开相处，郑怀中纠缠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他。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都已经晚了。
　　我现在对你们说这些，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同时也告诉天底下所有做父母亲的人，你们含辛茹苦把自己的儿女抚养长大，确实很不容易；他们小的时候，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他们快快长大；他们长大以后，你们又操心劳神盼着他们早一点成家立业……一句话，你们对儿女情深似海，殚精竭虑。这是每一个做儿女最刻骨铭心、也是最没齿难忘的恩情。但我现在想说的是：无论如何，你们总有老的一天，你们不可能包办一切，尤其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面，你们希望儿女幸福美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是解放了的新中国，早在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就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对不起，我不是想要对你们宣传法律，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那一代人不同，我们的生长环境不同，我们对事物的衡量标准不同，我们的价值取向自然更难以相同。因此，在儿女选择对象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最好给予建议和参考意见，而不要横加干涉，更不要随意阻拦和反对，因为说到底，婚姻好比一双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穿进去”才知道。
　　千言万语，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够让你们，同时也让天下做父母亲的人都能够引以为戒，尽可能避免此类悲剧再次上演。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是，郑怀中在不断纠缠和骚扰我的同时，要求在全校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将庄家塘中心学校打造成为全公社、全县甚至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的一面“旗帜”。李树超校长对此则一次又一次委婉而又巧妙地予以周旋和应付，以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被打乱和打破。李树超校长的这种良好愿望和良苦用心，得到了全体教师的默默赞许，但却引起了郑怀中的强烈不满，并从此对他怀恨在心。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实现他的政治野心，郑怀中开始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交心，希望他们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尽快融入“批林批孔”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去。然而，任凭他怎么鼓动怎么游说，却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支持和响应。这个从当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走上副校长位置的郑怀中哪里能够知道，因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在我们每一个从师范学校走出来的教师的心中，早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平常没有表露或者说不愿意表露，一来是性格使然，二来只是出于对种种外部因素的顾忌。
　　对于这样的结果，郑怀中自然不甘心，他又试图在学生当中寻找突破口，结果也未能如愿。于是黔驴技穷的郑怀中，就将这笔账全部算到李树超头上，郑怀中认定李树超是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为了扫清李树超这个障碍，郑怀中可谓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但因为李树超作风严谨，尤其在对待“批林批孔”运动方面，他没有说过任何反对的话，郑怀中每次跟他提起这方面的“计划安排”时，李树超都是采取“弹钢琴”的办法予以巧妙周旋应付的，就像俗话所说，他没有丝毫把柄和“口实”落到郑怀中手里，所以郑怀中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候，郑怀中又将矛头指向了我。
　　那天中午，我们刚刚吃完饭，郑怀中就不由分说把我叫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河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既没有给我背诵毛主席语录，也没有给我谈世界观与价值观，而是直截了当地给我两个选择，要么同意跟他搞对象；要么跟他结成统一战线，联手将庄家塘中心学校“批林批孔”的战火点燃起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不仅是赤裸裸的威胁，更是图穷匕首见。我强忍满腔愤怒，冷冷开口问道：“郑校长，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我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我跟你郑怀中毫无瓜葛，更无一丝一毫的亏欠，你凭什么如此蛮横地要我做这种被打劫式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你究竟是土匪还是强盗？
　　郑怀中被我问得一时语塞，但他很快就摆出一副无赖面孔说：“理由很简单，一是感情需要，二是革命需要。怎么样，这两个理由是不是很高尚很神圣？”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样后果将会很严重。”
　　“你在威胁我？”
　　“不，我这是在提醒你。”
　　从那以后，我时时处处都小心谨慎，生怕出现一丝一毫的疏漏，给他抓住把柄，最终遭遇不测。让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流氓无赖，最后竟然会采取如此龌龊下流、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对我进行恶毒的报复。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天我去一个学生家进行家访，出校门的时候，天空还十分明亮，即便后来离开那个学生家的时候，也还没有要下雨的迹象，谁知道走到半路，就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等到我拼尽全力跑回学校的时候，整个人早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偏偏这几天我又恰好来“例假”，被雨水这么一淋，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发起了高烧。第二天上午，我又不顾李树超校长的劝阻，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咬紧牙关，给学生们上完了一堂课，回到宿舍，我就瘫倒在床，动弹不得了。
　　记得我以前曾经告诉过你们，我们学校一共有六个班级，其中小学五个班，初中一个班，包括校长在内的教师一共是十一位，其中男教师九位，剩下的两位女教师，就是我和另外一位崔君霞老师了。崔君霞老师是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因为她家与学校的距离比较近，加上学校宿舍本来就少，所以她跟其他六位老师包括两名“农宣队”队员（即大队民兵）和一名校工一样，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这样一来，真正住在学校的实际上是五位老师。因为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所以三间宿舍我一个人占了一间，其它两间则分别由教英语课的金佰钰老师和负责全校音乐体育课的林百欣老师共用一间，李树超校长和郑怀中共用一间。
　　我现在之所以对你们说这些情况，是因为我要详细讲述郑怀中诬陷我和李树超校长“搞腐化”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我当天高烧不退，李树超校长提出送我去公社卫生院，但我执意不从，所以他除了叫来大队赤脚医生给我吃药打针以外，原本是安排崔君霞老师留下来照顾我的，然而很不巧的是，崔君霞的母亲这一天恰恰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她这个做女儿的，必须去医院陪护母亲。这时候，郑怀中自告奋勇说，他愿意承担照顾我的责任。但我坚决摇头予以拒绝。郑怀中经常纠缠我骚扰我的事情，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他变本加厉，半夜三更在我窗前学猫叫，我在忍无可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将此事向李树超校长作了反映，李树超校长为此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这才稍稍有所收敛。现在我病倒在床，郑怀中提出单独照顾我，这不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吗？于是李树超校长就与金佰钰老师和林百欣老师商量，由他们三个人每人三小时轮流看护。在征得林百欣老师和金佰钰老师的同意之后，李树超校长就先带了头，等到三个人轮流一遍下来，再轮到李树超校长的时候，已经是东方破晓，天快亮了。几乎一夜未眠的李树超校长，这时候先在厨房给我烧（熬）好了冰糖粥，紧接着就将洗漱水，包括牙膏毛巾等等的洗漱用品，全部拿到我的房间。
　　这位“文革”前毕业的师范生，执教已经十几年的李树超校长，在教学工作上，他是我的前辈，是领导；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则始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爱护我。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许多教学经验，更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他的学识，他的人品，他的坦荡胸怀，都让我十分敬重。
　　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李树超校长就叫我坐起来，可是我那时候四肢无力，身体瘫软如飘絮，根本动不了，于是他就伸出手，将我一点一点慢慢搀扶起来。因为担心我再次瘫下去，他就笑着问我：“我看你这种情况刷牙太困难，今天就漱漱口好吗？”我点点头，于是他一只手托举和支撑着我的后背，另一只手端起水杯，让我漱口，漱完口之后，他依然一只手托举和支撑着我的后背，另一只手放到洗脸盆，单手拧掉毛巾上的水，然后给我洗脸……
　　这就是郑怀中诬陷我和李树超校长“搞腐化”的全过程。
　　我和李树超校长清清白白，坦坦荡荡。
　　如果你们指着那四张照片，认为我所说的这一切，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那么我倒要反问你们：倘若我们当时真在行苟且之事，李树超校长会“忘记”关门，而不将我的房门紧紧关闭拴牢，相反却故意为郑怀中提供方便之门，让他举着相机来拍我们“行苟且”“搞腐化”的“罪证”吗？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那个细雨绵绵的早晨，原本应该留给人多么温馨多么美好的回忆。那个慢慢搀扶我起来的画面，那个用一只手支撑和托举着我的后背，另一只手放到洗脸盆，单手拧掉毛巾上的水，然后给我洗脸……这一幅幅画面，又充满了多少的感动，多少的真挚情怀，多少的脉脉温情。换句话说，那四张照片明明记录的是一个个善举，是一段段人间真善美的真情演绎。如果郑怀中不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之徒，不是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妄图陷害我和李树超校长，那么，他用照相机所拍下来的这些画面，无论对于接受帮助的我，还是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最温馨，最暖心，最幸福，最美好同时又是最珍贵的人间真情的最最宝贵的体现，最最真实的写照吗？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那四张照片，原本记录的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暖心的爱心善举，可是，经过居心不良之人一歪曲，再经过众人不明就里、众口铄金般一传播，一渲染，最终竟然被黑白颠倒，变成了置人于死地的“行苟且”“搞腐化”的“罪证”。你们难道不觉得很荒唐很可笑同时又很可悲吗？
　　最可悲的是，你们——我最亲的亲人，你们宁愿相信一个无耻之尤的恶人指鹿为马的诬陷，却不愿意相信我的真情告白。为什么？是不是在你们的认知世界里面，异性的同志、同事包括朋友之间，就不能、也不应该有真挚的友情？因为男女只要在一起就会“授受不亲”？哪怕她或者他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不行？
　　一个人在最困难最痛苦最无助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唯一能想到、能求助的只有她的亲人，这是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会出于本能地牢牢抓住不放。当时的我就是如此。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说明情况，并且将郑怀中如何纠缠我最后又是如何陷害我陷害李树超校长的详细经历，统统都告诉了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理解我支持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你们最终却只给了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八个字的回答。我不想说，也不敢说你们太狠心，因为毕竟是你们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养育了我，我未能知恩图报，已是不忠不孝，又岂能恩将仇报？所以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我命该如此。
　　说到这一点，我忍不住想对张海青说几句话。首先我想告诉你，我之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我命该如此”，是因为事实证明，没有太阳的时候，连影子都对我特别吝啬，都不愿意陪伴我。我们相识相恋将近八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家庭棒打鸳鸯坚决反对，我们现在恐怕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然而非常遗憾，如今我们不仅形同陌路，而且很快就将阴阳相隔。我现在对你说这些虽然已经多余，但我还是想说，还是要说，真正的爱情幸福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人而言，爱情的幸福和甜蜜不仅是海誓山盟，更是信任和理解，是责任和担当。如果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就要用付出生命来自证青白，难道你不觉得这种代价太昂贵，太残酷，太不人道了吗？我之所以这么说，并没有想责怪你，我只是想提醒你：我们的故事虽然已经结束，但你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你还会追求你新的未来，你还会遇到你新的人生伴侣，所以我希望你必须引以为戒，倘若再遇到类似经历的时候，多想想我今天我对你所说的这番话，不要给自己，更不要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留下太多的伤痛、遗憾和悔恨的泪水……
　　如果可以把女人比作一朵花的话，我却还没有绽放，就这样枯萎和凋零了。
　　那么，有谁能够告诉我，叶子的离去究竟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好了，我想留给你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两句话是：“我质本洁来还洁去。”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